——以1950年代初期《南方日报》读者来信为例^[1]

贺碧霄^[2]陈冕^[3]

摘要：本研究以地方党报新中国成立初年的读者来信栏目为分析对象，考察读者来信作为既有党报传统之一，怎样在地方政权党报《南方日报》中得到承继；通过读者来信这个中介，国家意志与个体意志之间，有怎样的碰撞与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政权与读者两者的意图又如何在地方与中央政权的缝隙中实现。1949年初创办的《南方日报》作为中共华南分局的机关报，带有统战报纸《华商报》的痕迹。其社会服务专栏在1950年4月“党要批评”之前基本保留了《华商报》时期的面貌，读者也大多利用这个栏目解决自身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1950年6月该栏目改版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报刊的读者来信栏目开始成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具。随着通讯员制度与读者来信制度的发展，读者借由报纸解决个人问题的现象逐渐消失，《南方日报》的读者来信版面从解决读者私人问题，逐渐转变为体现国家意志、推行国家政策。

关键词：读者来信；《华商报》；《南方日报》

媒介如何进入中国，成为沟通中国与西方的纽带，进而成为中国内部各阶层之间关系变革的动力甚至变革本身，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桑兵，1991；李孝悌，2001；李仁渊，2005；叶文心，2010；叶文心，2012）从他们对中国新闻业“悖论”^[4]丛生的现象的探讨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现象，贯穿不同性质政权执政时期：普通议题泛政治化。（黄旦、詹佳如，2009；詹佳如，2009；周永明，2012）这种持续出现的“悖论”现象预示着新闻业自晚清进入中国以后发展轨迹的某种延续性。^[5]那么，这种泛政治化现象，在晚清以来媒介所造就的不同社会阶层以及社会阶层之间、不同阶层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形态，存在怎样的断裂与延续的关系？^[6]诚如叶文心所言，“城市精英只有通过国家才能进入公共领域”（叶文心，2010：50），那么城市的普通民众，是否使用报纸？如果说有，又是如何凭借报纸（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主要是指党报），参与到社会结构重建或个人交往关系重建之中？在国家对媒介的掌控与个人对媒介的使用之间，与中央关系存在缝隙的地方政权的报纸，又是如何建构共和国早期的地方党报？自晚清以来社会议题泛政治化的历史延续如何在中共执政之后呈现？在此过程中政权、党报与普通民众的互动关系如何？

1950年前后的中共华南分局党报（1955年大区撤并以后成为广东省委党报）——《南方日报》的读者来信专栏，能成为我们理解这一系列问题的窗口。选择广东报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一、广东区域文化具有“口岸中国”（柯文，2003）特点，此地的报纸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村党报存在较大差异；二、新中国成立后，广州与中央政权在地理意义上相距甚远，其央地关系素被重视（郑永年，2013）；三、此地报业本身不如上海发达，且比邻香港，报人和报纸在遭遇政治风浪时可能退避，^[7]改造报业的难度相对较低，^[8]地方党报的自由度也相对较大。而我们之所以选择读者来信专栏作为考察对象，皆因读者来信常常被研究者忽略，虽然司空见惯，但版面并不显著。某种意义上，读者来信专栏是读者通过党报参与协商和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党政机构和大众传媒之间缝隙的展现空间。因此，本研究将着重观察其读者来信专栏在1950年前后的变化，探讨普通民众在新中国成立初年的政治参与和行政权力对大众传媒的全面调控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与调和。

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于1949年10月15日解放。此时，距北平解放已有近9个月。在华东最大的已解放的城市上海，《解放日报》已经开印了近4个月。北京上海两地的民间报刊，大多已被接管，或正处于被改造过程之中。关于广州的报纸接管政策，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对所辖区域报纸的接收问题是这样指示的：“报纸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是言论机关。根据北平的经验，应该严肃处理，不能乱出，故拟广东只出版三个报纸：党报——《南方日报》，需要时下设广州市小报；民盟出一个报纸；工人或工、青、妇出一个报纸；《越华报》与《现象报》合并，我党派人去控制，改组其编辑部，并安置民盟的人员进去；《国华报》如果搬回来，再商量改组使用它。通讯社：广州共有通讯社共二十余所，均为特务所办，且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接收，故规定一律采取封闭。记者：目前许多香港等地的反动记者，潜入广州活动，故决定由军官会出布告，着令所有记者前来登记、审查，发现坏的则停止其活动。这工作交由王匡通知负责处理。”^[9]

同几个月前北平解放时与中共中央一同“进京赶考”的《人民日报》不同，与进入上海时接管《申报》并于接管次日就在其报馆出版的《解放日报》相异，《南方日报》在接管计划中被列为三种在广州地区出版的报纸之一，对于广州报业市场原本存在的民营报纸的处理是合并并改组。与上海在解放时大量存在的民间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等多家民国大报不同，广州的民间报业市场规模和影响力要小得多。在这种情形下《南方日报》的核心位置不言而喻。但是如何组建这样的一个报纸，却是要遵循与京沪《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完全不同的路径。《南方日报》的前身是一份中共在香港创办的统战报纸——《华商报》。据杨奇、曾彦修等人回忆，1949年7月中共香港工委饶彰风同志（化名蒲特）给《华商报》党总支下达了任务，要求迅速了解广州国民党报纸和民营报纸的情况，并提交关于广州解放后如何协助南下新闻干部创办一份华南分局机关报的报告。1949年10月15日，广州解放的同时《华商报》停刊，10月21日广州市军管会成立，10月22日进驻原《中央日报》社，10月23日《南方日报》创刊。创刊之初每天出报对开黑白四版，平均发行量16 967份。1950年发行量增加到5万份。（南方日报报业集团，1999：7-10；12-14；19-22；23-28；33-36；37-41。）

从人员构成来说，报社主力采编人员来自《华商报》，包括《华商报》领导人、后来的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代总编辑杨奇、杜埃、姚黎明等共60多人，也包括南下干部，他们在广州解放前回到东江游击区，参加干部教导营学习（包括曾彦修、曾艾荻等）。报纸初创之时，由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兼任报社社长，杨奇任副社长，曾彦修任总编辑。设社务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南方日报社史编辑小组，1992：145-147。）

《华商报》创刊于1941年4月，是中共在香港创立的第一份中文统战报纸。开办初期，范长江任社长兼副总经理。在编辑部工作的有邹韬奋、夏衍、茅盾、胡绳、乔冠华、金仲华等人。除了在政治上有一点廖承志的原则性指示之外，基本上是编委们“各显神通”。（夏衍，1987：1-3）这份报纸从1941年4月8日创刊，到同年12月12日停刊，共出版249天。日本投降后，1946年《华商报》复刊，正值国共协议停战，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时。（华嘉，1985：52）1949年初，《华商报》曾经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发起对新中国新闻自由的讨论，并发表了观点各异的作者的文章，对新政权是否应该允许私营报业的存在进行了论争。（新民晚报史编撰委员会，2004：159。）民国时期的刊物在《新闻萃集》的图书广告中这样介绍《华商报》：“香港华商报创于1941年4月，当时在港文化界人士一致协助该报工作，每有言论，必轰动一时……西南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者极多，人才之盛，渝沪各报还远不能及。当国内舆论完全清一色之际，该报自为最可注意的报纸。”（上海档案馆，[D 2-0-7-87]：4。）

复刊后不久，《华商报》在报刊上登出启事：“本报一向的精神是站在人民立场发表意见。复刊以后，愿本此精神，继续努力。特设‘人民呼声’专栏，欢迎读者来信，大至国内政治的意见，小至个人生活的问题，凡是为人民大众所关心的，本报当尽量发表，以尽人民喉舌之责。”15天以后，该报第一次出现了读者来信栏目，刊登编者对读者的答复。后经常刊载读者来信。到后来，读者来信版被命名为“社会服务版”。读者版被认为就是为读者服务的，是“报社对外的口子”。因此，此时期的读者来信版，有各式各样的读者问题与回复。同时，《华商报》读者来信版还兼负指导学习、发动读者签名、协助读者、协助知名人士去解放区等任务。（吴荻舟，1987：63-65）

据《南方日报》的干部回忆，该报建立之初就有了读者来信组（或名称不同却有类似功能的机构），和农村组、财经组、政法组、文教组等并列（吴荻舟，1987：207；黄秋耘，2009）^[10]，同时开始办理政府通告、启事及商业广告业务。1949年底至1950年初的读者来信服务种类繁多，包括寻人启事^[11]、代邮、交通问答^[12]、医药常识介绍^[13]、信件招领、对车站的建议^[14]、提醒读者注意借抄表之名入室盗窃的歹徒^[15]等。同一版面的学习信箱则有介绍马列毛思想的材料，怎样写读书笔记^[16]，怎样进行时事学习^[17]，“为什么要有统一战线”^[18]，“为什么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最好的组织形式”^[19]，等等。1950年1月14日第5版整版为《南方画刊》，刊登《对反动分子必须专政》《不投降就消灭他》《保护国家利益，肃清非法电台》等图片。这个版的正下方，大概占整个版本五分之二位置的广告版，仍大字刊登香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止咳丹、肥儿六角饼等广告。1950年1月21日^[20]，广告科刊登启事，将原来社会服务版内的寻人、招聘、寻职、遗失四类信息都纳入收费广告的范围。价钱一律以“行”为计算单位，每行每日1000元。即便如此，到了1950年3月16日，社会服务版还是继续刊登寻人启事^[21]。

在报纸1950年1月16日第三版，刊登了《关于寄给本报函件的启事》，要求来函需要按照信件内容和作者单位进行分类投递：凡新闻报道、通讯、特写、评论、介绍及邀请派记者参加会议的通知等，直接送“编辑部地方新闻部”；凡诗歌、小说、素描、故事、图片、木刻、漫画、电影、喜剧、报告文学、文艺作品、文艺电影喜剧理论、述评、书刊介绍等文稿函件，投递至“编辑部社会服务组”；问题解答、大众呼声、读者信箱、人事询问、建议与批评、代邮等函件，交“编辑部社会服务组”；国际论文、专论等，写“编辑部总编辑”收；报刊资料及参考的来信，交“编辑部资料研究室”收；刊登广告、通告、通知、布告、启事、声明或查询上列广告内容，请写明“经理部广告科”收。据此推断，1950年初期，《南方日报》的读者来信数量应该不少。寻人、代邮、遗失等启事的数量较大，编辑部倾向于将此类信息往广告版面转移并为此服务征收广告费。

在广州解放的最初几个月里，《南方日报》读者来信服务栏目，基本依照《华商报》的模式进行。但是这种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1950年初，在广告、寻人、代邮充斥的读者服务版栏目的中间，《南方日报》刊登了一系列同主题的读者来信，集中指向军管会法庭的一次死刑判决。社会服务版“大众呼声”专栏刊登了《免请张永祺的死刑》的读者来信，署名广东省文理学院全体员生工友，时间是1949年12月29日。张永祺是四野后勤部医管处的司机。他私自外出，驾车碾死了中山大学一名叫陈德明的学生。军事法庭判处该司机死刑。^[22]同天同版刊登的第二封读者来信来自粤海关职工代表会。这封信写道：《南方日报》编辑同志：昨日《南方日报》刊登下列新闻一则：“后勤部医管处司机张永祺，于本月（12月）10日因不请假外出，私自驾车，以每小时三十里速度急驰，将中山大学学生陈德明辗毙，由本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并经军事法庭于本月27日判处死刑。”但张永祺罪不至死。觉得该司机罪不至死的还有市民杨景仁先生。他认为学生已死亡，虽可惜，但没有必要再搭上一条性命，因张并非故意杀人，而是疏忽。6天以后，该版继续刊登为张永祺司机求情的读者来信，如《一群司机的来信》《读者亚昌来信》等^[23]。

来信甚多，最后编辑部写道：

读者呼吁减免十五兵团司机张永祺的信，不断寄来，都已择要陆续发表。我们认为军事法庭对广大市民的一致要求将会加以重视。但因本栏亟待解决的问题积压很多，自明日起，关于这一类的来信，除有团体性的发表以外，其余将转送军事法庭参考，请读者原谅。

1950年1月9日，该报的星期一头版显要处刊登了《闯祸司机张永祺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在一旁附上了《张永祺事件的感想》的短评。该短评写道：

这次张永祺辗毙人命的军事审判，引起了本市各阶层人士的注意，本报每天收到成堆的信件，他们的一致呼声，都是要求免除张永祺的死刑。当我们一封一封地展读这些信件时，我们深深地为新中国的新的军民关系的融洽，为新中国的人民那样地关怀和爱护自己的军队的感情所感动。

在该短评和减刑至5年的新闻报道发布的同一天，社会服务专栏依然继续刊登《读者继续来信请免张司机死刑》的读者来信。从这些读者来信看来，似乎读者们的来信最后改变了军管会对一个司机的死刑判决，挽救了此人的性命，并将刑期减少到5年。据王匡^[24]回忆，改变司机判决这个案件，他印象至深。对一个开着四野军车在闹市撞死人的司机判死刑^[25]，他认为是重判了。当时《南方日报》党报委员会的指导思想是“对军队应该从严要求，若判轻了，群众会认为军队有特权”，但叶剑英曾两次对曾彦修^[26]表示：司机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报纸虽然不能干预司法，但是可以反映读者意见，表示不同看法。（南方日报报业集团，1999：24-25）也许这是以上大量读者来信能够长时间集中地出现在报纸版面的重要原因。在王匡后来的回忆文章的表述中，他认为这是在叶剑英同志的关注之下，通过报纸来表达民意，使事件得以妥善解决的良好范例，也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格的形成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1999：25。）

如果我们把此事与稍晚几个月发生的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民意”在主导报纸版面和政治事件发展方面的有限性。根据曾彦修的回忆，他在解放初期遇到的最棘手的一件事，是1951年4月下旬关于“大镇反”消息的报道。曾提到，一天晚上9时后，有记者带回有关方面交来的一张大罪状，事关第二日“大镇反”行动。根据这张罪状提供的消息，第二天将处决一大批人。曾彦修和其他编辑商量，觉得“该罪状不大具体，于刑法上颇为不合，颇多政治术语”，而“社论及其他配合宣传资料一个字也没有”，因此“不宜刊登”。大家“反复讨论了两个钟头”，最后决定由曾本人直接向叶剑英汇报。叶了解了情况以后，认为不应忘记苏区的教训，“刀把子不能掌握在保卫部门的手里，要掌握在党委的手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1999：16）叶认为，处决的执行时间一定要改期，善后工作由报纸负责。结果是此事又过了20来天后才执行“大镇反”，且被执行人员的名单有所变动。此事件过程，在整个报纸版面上，无迹可寻。

如果说在1949年末到1950年初，司机免死这样的事件还能发生，也许和司机撞人事件本身的政治性不如“镇反”大，以及影响范围有限有关。不过，随着“党要批评”开始逐渐制度化，读者发表普通意见被逐步纳入政策指导的话语表达和制度设计当中。

读者来信版面的重大改变，发生于1950年6月。1950年5月31日，《南方日报》第6版启事称^[27]：

由于整个报纸改版，从六月一日起，副刊的内容也有些改变，原来社会服务的稿件和副刊的稿件都合并编入副刊。今后副刊的主要任务为广泛而紧密地联系广大读者，反映各阶层群众（首先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劳动、斗争和意见。因此，对于来信和来稿的内容，我们提出下列要求，希望读者注意：

关于政府机关工作、生产事业、干部工作作风及其他社会生活的批评、表扬、建议或询问（例如个别干部的错误及违反法纪行为，执行政策时发生的偏差等，内容务求真实具体，对于被批评者的工作部门、职别、姓名、发生事情的时间地点等都要尽可能写清楚）我们将负责调查，并分别函复和公开发表；一般寻人、求职、代邮、招领等，如系关系个人的事务的问题，请登小广告。本版因篇幅有限，恕不再刊登……来信请寄“读者来信组”，投稿请寄“副刊组”，并请于信件的左上角写明来件的性质，如“批评”“建议”“文艺作品”等，以便处理。（该启事的落款为：副刊部、读者来信组。）

从早期沿袭《华商报》的“读者服务部”到1950年6月以后出现的“读者来信组”，可以看到《华商报》的痕迹正逐渐从《南方日报》上被抹去。由于该启事的第二天是儿童节，报纸第4版专刊内容均与此节日相关。专刊和广告各占了版面的一半。接下来一天的版面则刊登了《东堤公安分局司法员涂淮清违反法律手续随便判理案件 该局局长发现后原案已转人民法院重判》。以及另外一封表扬信，赞扬《逢源公安分局同志破案迅速》。6月8日继续刊登东堤公安分局司法员涂淮清《竟敢继续违反政策滥用肉刑鞭打市民 东堤分局对此案不能再拖延》一文。这是与涂相关的第二桩案件了。此文后还加了编者按进行处理。除了《南方副刊》版面刊登了司法员涂的非法刑罚之外，在同版的“批评建议”一栏还刊登了《办理案件不应毫无结果》《公共汽车售票员应备零找补》《部队车辆要严格遵守交通秩序》等批评意见。

1950年6月24日第5版，刊登《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六期（三月号）《论地方报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慎重对待劳动者的来信（4月18日真理报社论）》《介绍苏联的工厂报纸工作者》三篇文章，皆转载自《人民日报》。《论地方报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写道：

我们的报纸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具，起着卓越的作用。在揭发我们工作中所有的缺点上，在揭发个别组织和机关的活动的官僚主义偏向上，没有比报纸更群众化的讲坛，没有别的更有效的手段。为了经济和文化的更进一步高涨起见，为了党的组织更进一步巩固起见，运用报纸来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党的领导的头等任务。

接下来的7月21日第3版刊登了《人民日报信箱答复：向党报提出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是否合于组织纪律的问题》。6月28日华北军区直属队生产管理委员会所领导的利民公司的副经理王宝德向《人民日报》申诉，之后他便受到了上级批评。《人民日报》对这位读者的回复是：

一个共产党员向党报提出对于党的工作的意见是否合于组织纪律？这是一个已经在许多地方被许多共产党员提出的原则性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还牵涉到一个更广泛的原则问题，这就是说人民有没有权利向党的报纸提出对政府和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意见？从共产党员的观点来说，“在党的会议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人民既然有权利向人民监察机构或人民司法机关提出对于国家机关的控诉，当然也有权利向人民言论机关提出对于国家机关的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因为人民言论机关的一个重要任务，正是协助人民监察机关来保证我们的国家机关迅速发现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28]

《人民日报》的这个说法背后，是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在提供政策支撑。这个决定指出：“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纵然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而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打击与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与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重要步骤。”

《南方日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刊登的《读者来信组七月份工作报告》中显示：读者来信组在7月份共收到来信1413封（信比上月少了68封，来信读者却多了67人）。关于干部作风的来信一共有118封（其中表扬信14封），有回复的仅有53封，还没有回复的有65封，绝大部分是各县的。《读者来信组八月份工作报告》^[29]称，共收到来信1561封，其中批评建议的信201封，建议的27封，对市政府批评的46封。哪个地区寄来的读者来信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哪个地区的来信数量就相应增加。

报告提到“在展开批评中所遇到的困难仍然存在，譬如深圳海关，我们批评他们工作人员作风不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答复，我们在7月15日‘编读往来’中也曾公开登出催复，之后，又派同志去华南财经委员会海关处请他们帮助去催，结果仍然是毫无反应，这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情”，“批评以后，有关机关处理事情太慢的也有，像市税局处理东山检查站征收养路费工作人员杨健康的贪污行为（7月5日），就一直到现在还不见有适当的处分。郁南县连滩镇擅自推销第二期公债事，已经事隔20多天还没有结果”等许多没有回复的读者来信处理结果。工作报告中编辑还解释了为何还有这么多没有回复的信：“我们除了去信催促以外，也请本报派去的各专区的记者协助去催，但是效果也还不大，我们十分希望各级领导机关能重视读者来信，给予我们工作上的方便和协助。”^[30]可见，读者来信的处理并不是个简单的回信的工作。回信的背后是大量的接待读者来访和实地调查工作。读者来信组接待读者时间为每日上午10时至12时，下午2时至4时，星期日上午9时至12时，下午休息。除此之外，报社还得派人出去调查。^[31]因此，答复起来的周期会比较长。

其时这样的情况不止出现在《南方日报》这一家党报身上。《南方日报》转载了一篇文章，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监察委员会对《长江日报》反映的部分被批评的单位和个人对批评置之不理、去信不复的情况。报社的具体做法是：“读者对政府机关或个人的批评稿件，在本报发表的当天，我们将直接给被批评者去信，将批评原文简报附去，并限定其足可答复的日期，给报纸复信，如到期不回信者，即在报纸上公布，再给予期限请其答复，如到期仍置之不理，或故意拖延不加答复与处理，我们除送交被批评者的上级领导机关处理外，还拟向中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提出检举，请求该机构受理解决。”

中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回复是：“……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委员会进行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与法律的情况，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和法律机关予以处理。”这里面有一套程序，即：“对于政权领导机关与公务人员，有涉及严重违反政策法令与损害国家人民利益事件的，经读者负责投稿，报社审查公布，并根据你们所提办法之规定程序，而被批评者再三拒绝，置之不理时，可正式转交本委处理，以求有效合理之解决……”^[32]从此篇文章可以看出，此时党报已经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成为一个可以对政治团体或作为个体的干部进行追责的机构。

在这一系列密集式的读者来信监督政府机关与个人贪腐问题的现象中，可以看到党报读者来信正越来越变得和政策执行者相一致。当然，由于其人力和财力以及其他配套资源的限制，在版面之上的来信刊登与揭发和版面之下的调查与追责过程中，报纸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需要相关权力部门更为直接的政策支持，以加速被检举案件和个人被处理的进度。

除了权力部门，如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支持之外，报纸其他方面的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成为与“党报批评”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之一。与中央通过报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同时，通讯员制度也开始逐步建立。在1950年7月21日刊登《人民日报信箱答复：向党报提出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是否合于组织纪律的问题》的同一个版面，《南方日报》刊登了《本报发展通讯员、建立通讯网办法》，对通讯员的条件、任务、通讯组织、联系及中心小组的任务都做出了规定：

按照华南分局之决定建立通讯网，每县（城市则由本报按部门划分）应设中心小组，负责领导、组织、检查、督促全县各区通讯员同志写新闻稿及情况反映；中心小组负责报道全县性、全面性的工作经验（包括情况反映）；各区稿件（包括情况反映）集中到县中心小组，由中心小组负责收集、综合、修改，其中重要的稿件需要经县级主要领导同志审查签名后寄报社；中心小组每月来稿至少六篇，字数八千字以上；中心小组负责总结该县（部门）通信工作成绩及经验，并把每月工作总结寄交报社；中心小组负责定期汇集通讯员及各阶层读者对本报的意见及本报在该县的发行情况。

这则规定同时也规定了通讯员及中心小组的权利与奖励，如通讯员可享受本报所举办的新闻业务学习、五折购买本报出版的新闻业务书刊的权利，稿件刊出后，发给稿费，通讯员每人每季（三个月）来稿超过一万五千字者（包括不用稿件；至于合作者，每人均以全部字数计算）可获赠报三个月，并寄赠有关新闻业务学习资料一份，等等。^[33]

在通讯员制度确立的过程中，通讯员所在的党委通过对稿件的层层审查和层层上报增加了对通讯稿件的控制力度。同时，由于通讯员读报小组制度的建立，也使读报组会因之享受到订报优惠。1951年的《南方日报》，开始出现了评论形式的“编者按”。到了1951年夏，署名通讯员文章、读报组来信变得常见。1951年7月，《南方日报》的“读者来信版”名称正式确立，取代了之前的“南方园地”和“南方副刊”。^[34]这样一个制度既保持了读者来信栏目的发稿量，又可以持续地推进报纸的发行工作，并持续稳定地提供新闻消息和评论写作材料来源。

就全世界范围而言，读者来信是几乎同报纸一样古老的与读者沟通的样式，但是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之下的国家对其理解与使用方式迥异。而且，即便是同一个国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读者对读者来信的理解和使用也大不相同。当然，这也直接导致了报纸、读者和读者来信观念的差异。而相差甚大的读者来信体系，又在不断改变和重塑读者与报纸之间的权利与权力关系。

以苏联为例，英克尔斯（Inkeles）对该政权党报的研究曾比较了苏联与西方报纸的自我批评的差异：首先，在西方，决定报纸对公共利益定义的，是报刊编辑，而不是报刊背后的组织或机构。其次，尽管在西方报纸上，公众批评很常见，但公众批评并非媒体不可或缺的、稳定长期的功能，而是不规则和零散的。在苏联，报刊推行的自我批评是其长期而稳定的基本活动；同时，苏联报纸不允许批评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但在西方国家，这是允许的。最后，苏联的报刊面临的批评压力要远大于西方报纸。当苏联的报刊在批评时，它是代表党在批评。通过报刊，苏共监察官僚机构的运转情况，不需要通过官僚机器本身就可以完成。（Inkeles，1975：200-203）因此，报刊的自我批评在苏联是一种主要的社会制度。（Inkeles，1975：196）

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报纸的中国党报，读者来信十分繁荣，政权过渡时期的暂时性紊乱特征得以呈现：一方面，读者来信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普通民众反映情况、解决自身困境的重要渠道^[35]；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政策执行与实际推行效果反馈和进一步推进国家意志的重要平台。只是在这个国家政权－来信－读者的光谱上，平衡逐渐被打破，光谱开始由读者向政权倾斜。在处理读者来信的过程中，报纸逐渐对读者来信反映的问题具有追责权，并成为享有实权的机关。当然，作为一个地方党报，广东的报刊成为批评之工具的制度化的过程相对更为漫长和复杂，光谱之上的渐变色彩混杂的特征也更为明显。^[36]经过一两年时间，《南方日报》的读者来信栏目一方面成为国家执政与地方治理的工具之一，另一方面也作为党组织的巨大信息系统的一部分，与通讯员制度、读报组等制度互相套装，奠定了新中国华南地区新闻业的基本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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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得到哈佛燕京学社基金（2016—2017）、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上海私营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编号［12CXW006］）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日本在华新闻纸调查》（编号［No.1409003]）的支持。

[2] 贺碧霄（出生于1982年），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副教授、 哈佛燕京学者（2016—2017）。

[3] 陈冕（出生于1992年），香港科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4] 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存在许多理论意义上的“悖论”，呈现出“非驴非马”的形态。这些悖论似乎很难用系统的、准确的源自西方的理论概念加以描述，更不用说加以解释了。例如，19世纪末的美国报纸产生于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齐美尔，2003），是“非首属群体”的人创办了它们。中国人自办报刊的起源恰恰与之相反，它产生于“熟人”社会，办报人之间是“首属群体”的关系，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晚清名刊《时务报》（黄旦、詹佳如，2009）。再如，民国天津《大公报》的“四不”理念历来为学人称道，其模式具有独立、客观、公正等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特征。不过，它虽然强调市场盈利，却并不以市场盈利为主要目的，核心是要“论政”，于是又很难用“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对其加以分析阐释，因为专业主义理念基本不包含“国家与政治诉求意识”。以上所列举之“悖论”与随之而来的理论论争似乎仅限于清末民初，但若将时段延伸至20世纪50年代后甚至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则会发现“悖论”依旧：20世纪50年代初期党报所具有的较为宽松的独立批评传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潜伏于地下，后来以“舆论监督”浮于水面。以“舆论监督”为代表的“批评报道”，看似和西方新闻具有的“看门狗”作用相似，实则背后又有制度安排与媒介功能方面的天壤之别。（Huang，2011）这种传统延续至今，新式社交媒体和传统都市类报纸的“硬新闻化”、调查记者周筱赟的“娱乐化揭黑报道”、食品安全报道、环境报道、邻避运动报道也往往演变成政治议题。许多以市场化抢占先机的报纸，多数也具有深深的“国家情怀”。再如本文论述的读者来信，在西方理论中，读者来信版一方面可以保护记者免受诉讼（陈世敏，1989），同时可以开放成为一个公共论坛（陈世敏，1989；Wahl-Jorgensen，2001）。但在我们研究的个案中，保护记者之效不见踪迹，而公共论坛之效亦只见模糊痕迹，并逐步消失。

[5] 类似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新闻学领域。魏斐德对民国时期上海警察的研究考察了上海警政的行政权力如何可悲地在近代警察国家之中被制度化的过程，在晚清改革、国民党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之间，在抢劫者和革命者之间，在1931年的上海公安局和共产党中国之间建立了联系。（魏斐德，2004：序2；174）叶文心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和民国时期上海的近世经济伦理与市民文化时，对政治化社会的成因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借由个体争取自由再到国家普遍繁荣的平稳过渡设想在知识阶层之中幻灭以后（叶文心，2012：178），“意识形态之争的介入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无论对社会问题的描述，或对价值判断和对症结的解析，都与意识形态的争辩纠缠在一块儿”（叶文心，2012：178；133）是使得后来的社会精英放弃改良、走向激进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新闻业精英怀抱国家情怀也可以用类似的逻辑来解释。

[6] 关于1949年断裂与延续关系的讨论，见Kirby（2011）等人对“新中国”不“新”的讨论。

[7] 不仅如此，在上海办报办刊的“广东帮”遇到风吹草动，也会考虑退到香港，如《良友》同人（梁元生，2013）。

[8] 《南方日报》，1950年2月2日，第2版《三个月来的本市文教接管工作》：（一）报纸方面：广州在国民党反动派时期出版的报纸有20家，接管了8家，着令停刊的3家，正在进行审查者3家，申请登记不准者1家，正在研究者1家，已停版者4家。批准了相关出版的3种报纸入口。（二）通讯社方面：共有67家。停止活动者59家。自动结束者6家。已停止活动，去函令其解散组织者2家。（三）检扣香港反动非法进口报刊。（四）取缔淫书淫画。（五）印刷厂接管了5家。（六）广播电台接管了1家。其余的停止其播送色情及封建节目。（七）书店方面，接管了3家书店，禁止4家出版社胡乱删改和任意翻印政府法令文件。（八）杂志方面，核准出版的及入口的计13种，不准登记者22种。（九）在接管中进行“管”。在接管伪中央日报后的第三天，南方日报即行出版。伪中央通讯社由新华社华南分社接管，伪中央广播电台由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接管。大光报改为人民印刷厂第一厂，前锋报为第二厂，建国、环球、建成、工合改第三厂，已先后开工生产。接管旧人员共667人，已参加工作者149名，集中学习者348名（其中有68名现已送南方大学学习）。自行转业或回乡者170名。这远比上海私营新闻业的处理规模要小。

[9] 《华南分局关于文艺宣传问题讨论纪要》，1949年11月1日。叶亚廉等编《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件汇集（1949.4—1949.12）》，1989年，第281页，未正式出版。

[10] 另据南方日报社史，1949年11月4日该报正式成立了社会服务组，处理读者来信。（南方日报社史编辑小组，1992：146）

[11]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之初的一两个月内，《南方日报》常常刊登这样的消息。

[12] 《南方日报》，1950年1月12日第6版。

[13] 《南方日报》，1949年1月12日第6版。

[14] 《南方日报》，1950年1月9日第6版。

[15] 《南方日报》，1950年1月8日第6版。

[16] 《南方日报》，1950年1月12日第6版。

[17] 《南方日报》，1950年1月15日第6版。

[18] 《南方日报》，1950年1月29日第6版。

[19] 《南方日报》，1950年1月31日第6版。

[20] 《南方日报》，1950年1月21日第8版。

[21] 该则寻人启事内容为：“宋桂兰，松江省延寿县东江区人，听说已来穗，如有知其下落者，请函十五兵团卫生部宋发。”

[22] 《南方日报》，1950年1月3日第8版。

[23] 《南方日报》，1950年1月4日第6版。

[24] 司机死刑案发生时王匡为《南方日报》党报委员会委员，1952年接替曾彦修任《南方日报》社社长，后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

[25] 在多名读者的信件中，均指出这名死者是中大的学生。王匡的回忆称此人为青年工人，似有误。除此之外，此回忆提到的司机后来改判的刑期为2年，报纸版面的说法是5年；提到的读者来信的作者，似也有出入。但此回忆录仍有参考价值，因能说明此事是报纸创办初期的某种程度的重要事件，且极有可能经由叶剑英干预。

[26] 当时担任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1950年4月加强报刊的批评决定发表以后兼任《南方日报》社社长，主要负责审读文章、撰写社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1999：14。）

[27] 内容相同的启事，《南方日报》1950年6月3日第4版副刊位置再次刊登。

[28] 《南方日报》，1950年7月21日，第3版。

[29] 《南方日报》，1950年9月13日，第6版。

[30] 《南方日报》，1950年8月16日，第6版。

[31] 《南方日报》，1950年9月6日第4版，小启。

[32] 《南方日报》，1950年9月8日，头版头条三行标题新闻：《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复信长江日报坚决支持报纸展开批评不容许对批评置之不理或顽抗》。

[33] 该规定的其他应注意事项包括：本报各地区特派记者应与各地通讯员及中心小组建立密切联系，经常举行座谈会，讨论有关通讯业务问题，把发展通讯员、建立通讯网作为主要工作任务，各地通讯员亦应主动协助记者共同进行此项工作，等等。

[34] 《南方日报》，1951年7月3日。

[35] 据《南方日报》相关档案，“广大人民群众对报纸是信任的，很多时候遇到有重大问题，不惜坐船坐车来报社反映情况，提出疑难，要求帮助解决，认为找报社比找机关更容易得到切实答复”。（广东省档案馆，《南方日报》，《一年来的工作报告》，［204-3-191：7-15］）

[36] 1953年1月8日，《南方日报》因“存在四平八稳，不够尖锐有力的缺点”而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人民日报》先是于1953年1月8日致函《南方日报》指出这一缺点，随后于2月1日和2月12日发表的报纸工作述评两次点名批评《南方日报》。（范以锦，2004：引言）直到1957年“反右”时，由《南方日报》牵头创办的《羊城晚报》也还有一些偏离中央政权意图的色彩，这也是为何到了1957年5、6月间反右运动进入高潮以后，陶铸依然要求南方日报创办《羊城晚报》，将之作为“对民主人士和知识界善意批评的回应，看作‘边整边改’的一项重大措施”。在杨奇看来，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已经发表毛泽东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后，陶铸仍然没有延缓创办《羊城晚报》或改弦易辙，是因为他并不理解毛泽东所说的“百家争鸣”其实是“两家争鸣”。（杨奇，1999：74；黄文俞；1999：54）但是这种偏离，毕竟是有限的，“晚报可以出版，但由我党主持，不能让民主党派来办”。（杨奇，19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