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媒介在经营和管理上受到政府一定的控制。党和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对我国传媒生态系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不管媒介环境如何变化，一个不变的规律是政治、经济势力的渗透总是无形存在的，自古至今依然。传播媒介继续发展有赖于这种强势力量的影响”^[5]。从动机上来说，政策影响控制媒介的目的是建立和谐发展的媒介生态圈，使媒介间形成一种有序结构的积极状态，以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政府介入传媒领域，一定要合理、适度，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只有主动出击，才能让政府、传媒、受众三者趋于良性循环。从2003 年“非典”后期开始，我国政府逐渐表现出与媒体“主动合作”的意愿，到了汶川地震时期，这种合作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收到了很好的社会舆论效果，但是这种合作关系仍处于初级阶段，如一些新闻报道政策，“关于地震、气象、洪水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的预报或预测，一般不做公开报道；需要报道时，必须经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批准，由新华社统一发布”，对突发性事件“为避免多口发稿可能引起的口径不一，必要时，一些重要新闻应由国家新闻发布机构——新华社统一发布”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国新闻媒介在关键时刻尤其是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应有的表现和作为。史态类新闻由于报道过去的事实，相对而言，尺度较松，但涉及一些敏感问题，仍然不能脱离大环境而处于掣肘状态。因而政府应给予媒介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其恰当地行使舆论监督。同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拍脑袋的管理、粗暴的压制封杀处理。近年来，有的政府官员出面阻止记者对涉及群众利益、群众有权知晓的公务行为进行采访、报道，如有的以“稳定”为托词，以“影响经济发展”为幌子，有的干脆赤裸裸封锁消息，蛮横阻止媒介的自由采访活动，如2001 年广西南丹矿难事件，2004 年中国足协“封杀令”事件，2013 年山西原平新闻办主任指责记者太猖狂事件等，都体现了这些政府官员新闻工作意识的不正确。我国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摒弃过去那种视媒体批评报道为洪水猛兽的观念，与各大媒体构建“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营造政府与媒体良性互动的氛围，坚持开门搞政治，目前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成为我国新闻政策有所调适的一个体现。国务院新闻办人事局局长汪兴明说，“政府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目的就是要增加政府、媒介和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这些对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加强党和政府与民众的联系，在更大范围内、更深方向上保障和满足新闻记者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增强与媒介的沟通上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6](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