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主体生存的需要，求知是人类的本能，是“人对于周围现实中新的、不了解的东西的兴趣……求知欲强的人感到诧异则要去弄懂它，从而不再诧异。”^[51]求知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早在两千年前孔子就已对此做过明确的论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52]。而胡适先生也曾对“为什么读书”做过通俗的说法：“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智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以此为基础，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更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智识。”^[53]随着时代的更迭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求知需要愈加强烈。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的理念已被广泛认同。

史态类新闻作为对社会活动的反映，在文本形式上直接提供给受众的首先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以及对社会生活知识的传达。它既是我们了解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我们认识现实生活的一种手段。它所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历史知识，因其所报道历史内容包含各个方面，所以也可从中了解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以至于人类学的一切知识，甚至还有生活经验和人生感悟。阅听它们可以真正做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一切也恰好是人们期望从史态类新闻中获得的。如《环球时报》2006 年10 月11 日第13版的《史海回眸》上刊登的《冷战时欧洲有三大谍都》，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尽管关于捷克首都布拉格成为世界头号间谍之都的消息流传甚广，但事实上，在冷战期间，欧洲最著名的谍都还不是布拉格，维也纳、柏林和布达佩斯这三座欧洲名城更是谍影重重。“自1946 年冷战开始后，欧洲大地上不断上演着北约与华约集团间你死我活的间谍战，特别是在号称‘中欧心脏’的柏林、布达佩斯与维也纳三大都会，各为其主的情报人员进行了全方位的较量，使这三座城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欧洲谍都’。”受众从中了解到维也纳是美英特工的窃听天堂；柏林是克格勃策反美军的最佳地点；而布达佩斯则由一场间谍战决定了匈牙利的命运。这些都是史态类新闻以其特有的方式区别于其他形式的知识传授和经验表述，对读者产生着独特的魅力，而对史态类新闻的阅听也正因此成为获得知识和经验的一条有效途径，所以史态类新闻对受众的价值首先体现为满足求知的需要。(www.daowen.com)

求知需要更多的时候并不是好奇心使然，它作为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经常还具有“受教”的意义。当人们在史态类新闻作品中获得知识和学问的同时，本身已经包含了潜在的受教的要求，作品的生活知识、人生体验、道德教育和精神引导就转化为了现实的目的实现。如《纪念长征胜利80 周年》一类的纪念性报道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受教”的影响和动机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