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的实质是传受双方的心理互动，双方依靠信息的交流实现心理和行为上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公众一方面作为传播行为的传播者，对事实进行编码，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和接受者，是传播效果的体现者，也是传播内容的评判者，因而是产生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构成新闻传播环境的重要成分之一。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在《新闻学概论》一书中指出：“对于任何性质的新闻媒介，受众的接触与选择，都是其一切功能目标实现的首要前提。无论从哪方面讲，受众对于媒介的成败与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要占有市场，要赢得受众，这是媒介的必然选择。”^[48]因此，史态类新闻的传播价值的探讨离不开公众这个维度。

作为新闻阅听主体的受众，其心理需要是其一切行为产生的原始动机。但要注意的是，“主体”的人的心理需要，是一个社会化了的心理需要。因为作为个体的公众，是一种社会角色。在社会中，每个人都占有一定的社会位置，即在群体结构或社会关系中处于某种地位，与此种地位相适应的特定行为模式就是社会角色。而每种角色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需要是个体和社会所必要的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是个体有所缺乏时所产生的一种内在状态，是主体积极性的源泉。人的行为就是满足需要的活动。而人的需要是多样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人有五种基本的需要，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这几种需要是按层次发展的，第一层次的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是一种“匮乏性需要”，是推动人行动的最强大、最急切的动力，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层次的需要，是“超越性需要”。马斯洛的需要理论论证了人的需要体系，说明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组成的，是分层次的。这种需要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

受众作为一种角色有其特殊的需要，而这些需要是受众接受媒介信息的动力因素。心理学研究表明，需要无论高低，一旦被主体意识到，就成为动机对人的行为起组织作用，使人的行为围绕满足这种需要而进行。受众在接收信息时的期望和获得的满足，是促使受众不断接受媒介信息传播的源泉。受众需要反映了受众对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决定了信息的内容和性质。按照“使用—满足”理论，受众需要依次从低到高排列成一个阶梯：调节生活需要、信息需要、社会化需要。调节生活需要（包括娱乐和消遣）帮助受众打发时间，解闷消愁，或是寻求快乐，释放情绪，它引导受众追求享乐和当下的放纵与快感。娱乐和消遣需要的产生出自人的本能，因此适应面最广，人人都有这种需求而不受文化水平和个人修养等的影响，只是其强度不同。信息和社会化需要则帮助受众增加见闻，了解社会，推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促进个人在社会的发展。作为较高一层的需要，信息和社会化需要以受众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教育修养为背景。就总体而言，受众的基本需要是共同的，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受众的需要在不断发生变化，而且每一个受众的需要系统都不完全相同。^[49]因为在一个正不断“理性化”和“祛魅”的世界，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入地进行，“物化”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侵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个体和群体的心性结构，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精神世界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向。(www.daowen.com)

所谓碎片化（frag-mentation）^[50]，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裂成诸多碎块，现用来形容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的观念和意识由同一到裂变的这样一个趋势。调查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达到1000～3000 美元时，这个社会便进入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阶段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的碎片化，即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的同一性不复存在，从精神信仰到意识形态，从话语方式到行为模式，差异性诉求取代了从众性心理，碎片化逐步分割了整一性。在社会学中，“碎片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在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各个分化的阶层内部又不断分化成社会地位和利益要求各不相同的群体。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层不断清晰，形成“多层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所谓“多层级”指的是社会组织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人群特征越来越清晰。现代人群的精细化分层主要表现为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在某种场合，年龄、收入和学历未必成为主要的判断标准，比如当代中国一代“新负翁”的出现，未必都是高端收入人群，而是接受了超前消费意识的群体。因而说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层次的受众在审美情趣、期待视界以及自身的价值观念存在着的差异导致了受众分群化现象的出现。而在当今的传播环境里，信息的海量堆积和渠道的无所不在使得信息对于人们而言不再稀缺，而变得日益易得。相反，人们的注意力选择成了市场追逐的稀缺资源。在这一大背景下，仅仅一般化地传播信息，已经很难在众多同质重复、等质等效的信息竞争中脱颖而出，显示出其被“必选”的价值来。因此，受众细分是传媒业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史态类新闻正是受众细分下的产物。因为它吻合了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那么，史态类新闻又吻合了受众的哪些需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