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的模式。它的目标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以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在实现媒介功能时，新闻专业主义最突出的两个特点就是中立性和客观性。中立性指把关人在做必不可少的抉择时，应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进行取舍，当批评社会和国家时，它们是人民的代言人；同时，它们又是人民的教化者，在报道争议问题时，它们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客观性则要求新闻报道者抛弃个人的偏见、情感和观点，这种客观性新闻学理论要求事实和意见的分离，要求事实的准确和报道方式的冷静。新闻工作者用“客观性”表明其报道的可信性，从而提高自己的专业地位。真实性、客观性、公共责任构成了新闻合法性和独立性的基础。

20 世纪90 年代，新闻专业主义进入中国，在与中国本土新闻理论的碰撞中得以不断发展，并逐渐成为我国新闻工作者遵守的职业伦理规范。这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标志，它反映了新闻改革面临新的挑战，其核心就是新闻工作者如何应对商业赢利与服务公众利益之间的张力、如何应对政党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目前作为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已经涉及了很多符合专业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反对“假、大、空”，以事实说话；强调贴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业的职业伦理；呼唤“舆论监督”以及内容采编和媒体经营的分别管理等。可以说，经过新闻改革，新闻界逐步建立起新闻专业的信念、伦理和规范。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之发展有自己的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新闻和传媒体制。正如前面所言，中国的新闻从业者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接收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制控制和收编。^[37]但同时，新闻实践者们也力图将宣传体制的要素吸纳到他们的实践过程和话语中，以增强他们的专业话语在现实中的正当性和说服力。这种互动关系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新闻专业理念这个中介。即使是在算法时代，新闻生产者在追求智能传播功效最大化的同时，仍然坚守新闻媒体的责任与担当、人本精神与人文关怀。而史态类新闻就成为其实践途径之一。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的大部分节目都属于解密新闻，属于史态类新闻一部分。其节目成员的追求就是成为事实真相的鉴定者，社会变革的参与者，社会正义的呼吁者，以及弱势群体的保护者。这体现在其报道风格和形式都在有意无意地与新闻专业主义合拍。它们借助改革和“舆论监督”等官方的号召，以访谈、交谈、调查等西方新闻常用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对新闻报道进行探索。在探索中他们强调“用事实说话”和“以理服人”，不仅注意事实的准确，而且注意评论的公允。这种探索的内在动力就是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新闻从业者的正义感和对事实真相的执着追求。

从理论上讲，任何历史都有被无意地遗忘的角落和有意地掩盖起来的秘密。所以，一旦把历史上所有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和被掩盖起来的秘密揭示和披露出来，那么毫无疑问，它将会成为一种令人深思的具有特殊形式和特殊意义的新闻。而这正是史态类新闻所追求的目标，也正是新闻人的职业道德的坚守。比如对于历史阴暗面的报道，任何一种历史都存在有不可避免的形形色色的阴暗面、消极面和丑恶面，新闻有责任、有权利对之加以揭露和展示。倘若这种对历史上的黑暗面进行揭露和展示本身能够包含有一种史态类新闻所要求和规定的特定新闻价值的话，那么这种暴露就是有意义的、合理的。当然，史态类新闻并不单纯以暴露历史上存在的阴暗面为目的，不过由于历史上的某些阴暗面具有鲜为人知的新闻价值，故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史态类新闻所极力捕捉和刻意寻求的目标。当然这种行为本身丝毫也不影响和损害史态类新闻对历史本质所作的独特理解和新颖发现的真实价值。一般说来，史态类新闻的真实价值往往在于对历史意义的富有独创性的惊人发现。而这种独创性的主要标志一是表现在史态类新闻对历史上那些阴暗面进行全新审视和新奇解释，简而言之，史态类新闻不只是要发现历史的阴暗面，而且更着重于从历史的阴暗面中发现出一些不易为人所察觉的新意义和新价值，给予受众不同的理解与感悟；二是表现在对重复报道的纪念性事件的新意义的提炼。在史态类新闻中，新闻从业者身兼历史事实的报道者和历史意义的阐释者的双重身份，通过采访历史，去考量人类社会自下而上和发展中的种种现象，去捕捉、发现、感受、体验那种弥漫充溢于整个空间、自然界和宇宙深处的历史意义和生命韵味，使历史意义的阐释不是空洞无物的任意发挥，历史事实的报道也不是就事论事的机械记录。报道与阐释在这样在一种和谐关系中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张力。新闻人则在这种张力结构中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以他们在生存态度上具有的积极的进取心、强烈的道德激情以及自愿承担起关注社会、改造社会的崇高使命，高举人文大旗，在与受众一次次短暂的倾诉与交流中，感染着受众，启迪着思想。当然这种新闻话语绝不直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相反，它以“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的要求为正当化基础，以“反腐败”和“健全法制”等政策来表述其中“对立”的取向。这其实是将官方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收编”进了新闻工作者自己的专业话语中，从而使阐释行为“正当化”。下面我们从国外的一个案例来观察新闻专业主义在史态类新闻中的彰显。

闻名遐迩的撒利多胺（Thalidomide）镇静剂丑闻调查运动是由《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于20 世纪70 年代初期发起的，而撒利多胺镇静剂悲剧发生在20 世纪60 年代。一家以生产威士忌出名的大制药公司Distillers，从一个名叫Chemie Grunenthal 的德国公司得到许可，将撒利多胺镇静剂引进英国。在促销该药时，英国销售商称撒利多胺是一种无毒型梦想镇静剂。尽管公司的医学专家不久便认识到该药的致命缺陷，但是Distillers故意忽视其危险性，甚至更加大张旗鼓地进行广告宣传，宣称撒利多胺镇静剂为孕妇专用抗清晨呕吐药，宣称该药对母亲和胎儿无害。对胎儿无害的保证不久就被证明是错误的。1960 年前后，一些婴儿生下来畸形。此类不幸事件有两个相似点：（1）婴儿没有四肢；（2）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过撒利多胺镇静剂。一位澳大利亚产科医生将两者联系起来后，撒利多胺镇静剂终于于1961 年从市场撤出。然而，这一切来得太晚了，未能阻止灾难的发生。全世界有8000 多名婴儿患撒利多胺畸形，其中451 名是英国儿童。虽然撒利多胺畸形儿童悲剧当时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但10 年过去了，受害者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于是，《星期日泰晤士报》决定调查这一重大的医疗、商业及司法丑闻。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6 年后，这场由《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起的撒利多胺镇静剂调查及运动终于有了比较好的了断，许多受害者得到了赔偿，英国法律有关藐视法庭的条款也做了修改。在调查撒利多胺丑闻期间，记者菲力普·耐特雷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1967 年，当报社负责调查性报道的“洞察力”（Insight）小组决定继续关注德国类似案件时，他们全身心投入三个诉讼案的全部卷宗里。这些文件学术性很强，并且需要将专业性极强的德语翻译成英语，这个翻译、总结、多方参照、索引的过程，用了将近一年时间。然而，这仅仅是整个调查的第一步。一年后，他们又开始了同样的过程，这次是对Distillers 制药公司内部文件的调查。接着，耐特雷开始经受另一痛苦的挑战，即处理成堆的已被粗选出来认为有用的资料和文件。他断断续续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才完成整个事件过程的撰写工作。(www.daowen.com)

这是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的工作，他后来讲：“这才是调查性新闻的真正基础，而不只是像戏剧或电视里人们经常看到的那种面对面的对质。”

接着，该轮到法律顾问和编辑遭罪了。在稿件见报前，他们对文章的润色和修改可谓用心到了极致。这里，我们以1972 年9 月24 日的新闻报道为例，为了避免遭到藐视法庭的指控，他们决定从纯道德意义的角度，而非法律层面来撰写和发表这篇文章。他们还精心推敲了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例如，在标题《撒利多胺孩子》前边加上‘我们的’，以使读者可能会更加感受到他们应该为国家的声誉和为孩子们的命运负责。最微妙的细节是这句话：“在后续文章里，《星期日泰晤士报》将探究悲剧发生的原因”。这句话被放在文章末尾，就像“一枚战术智能炸弹”。根据法律顾问吉姆·埃文斯（James Evans）的解释，这是告知制药厂Distillers，《星期日泰晤士报》已经了解撒利多胺事件的根底并准备公之于众，如果公司保持沉默，将于之不利；如果公司设法阻止报纸报道更多内容，公众就会质问：他们究竟想压制什么。另外，这寥寥数语也保证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编辑的人身安全，使他们不会因藐视法庭罪而遭到囚禁，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发表什么严重言论，只不过说将来某一天可能会这么做。^[38]

不可否认！在社会弥漫着媒介消费主义话语的传播生态下，新闻专业精神开始滑落，日渐被商业逻辑所掌控的新闻媒体正在制造一些劣质的传媒产品并流通于市场，媒介公信力与媒介品质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从上述案例及对案例的阐释中，我们看到新闻从业者为追求事实真相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他们并不局限于“中立的”观察者，而是“事实真相的鉴定者、弱势群体的保护者”。从他们的新闻作品中公众领略到其可贵的新闻专业精神，感受到其优秀的媒介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