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传播技术让新闻传播触角无所不至，融媒体时代，新闻资源日益公开化与公共化。媒介独有的信息资源变得越来越稀少，信息来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事实上，从新闻资源本身的存在状态来看，有显性与隐性两类。显性的新闻资源就是那些可利用价值比较明显、容易被人们发现的新闻资源，如具有显著报道价值的新闻线索。但也正因为如此，显性的新闻资源容易成为媒介共同认识并相互争夺的对象，要进行有特色的成功开发则相对困难。而隐性的新闻资源，指那些可利用价值尚未明显表露出来，不太容易被人们发现的新闻资源。由于这种新闻资源不易被发现与争夺，对媒介主体而言，一旦加以开发往往具有独特价值，取得不同凡响的收效。于是在坚持争抢第一时间的同时，各家媒体都大力开发隐性的新闻资源。那么，隐性资源来自何处？史态类新闻的实践给新闻传播者新的启示：历史就是新闻的富矿，“旧闻”就是媒体重要的隐性新闻资源。因为，历史关注已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需要，作为社会构成主体的大众同样需要参照历史坐标确定前行轨迹，新闻传播者以其不同于史学家的新闻之笔诠释历史，并通过覆盖面极广的媒介传递给大众，就可能有助于这一坐标在更广泛的大众层次上的现实化与清晰化。

历史是不可逆的，历史事实是永恒而不能被改变的存在。但因为时代、价值观和角度的不同，人们对于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诠释，从而不断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因而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这些历史的新闻价值常常以休眠状态潜在于社会发展进程中。而聪明的传播者则善于利用历史中潜在的新闻事实，如重大历史事件本身及其发生地、当事人（见证人、亲历者、目击者），历史名人本身及其相关人物在特定时段里都可能给新闻人带来新的启示。美国资深记者索尔兹伯里青年时期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就想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实地采访。1983 年他如愿以偿。采访前，他先特地访问了200多位长征老战士、历史学家及其他有关人士。1984 年他踏上长征路，1985 年10 月，庆祝长征胜利50 周年时，他的新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纽约出版了。而国内对长征胜利的整十周年的各种庆祝活动也不断将人们带入长征中进行新的感悟。与历史类同的事件发生时，对现实有借鉴意义的历史事物同样具有“新”意。当然历史的新闻价值具有延续性的特点，如“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等各种节庆活动，还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等，历史的新闻价值在此突现，其新闻价值因历史被纪念而存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成为轰动的新闻，那是因为靖国神社代表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魂灵。同样，历史文物大发现，历史悬案被侦破，历史内幕被揭开，历史真相大白，旧闻被重拾，现在也开始被媒介视为“大新闻”。如2001 年，中央电视曾以300 万元买断了老山汉墓发掘现场的独家直播权，同年，浙江卫视以8 万元的价格买断了雷峰塔地宫发掘的直播权。2002 年10月，南京博物院对泗阳县三庄乡大青墩汉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也将其发掘现场的直播权和现场平面报道权分别以9.8 万和2.27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江苏卫视和《南京晨报》。《湖北日报》与湖北档案局于2013 年合作推出《档案解密》专栏，推出解密性报道，如《上世纪50 年代，湖北战场日本战犯呈堂自供——“作战给中国人民极大伤害，我认罪”》《不予俘虏称之、准借枪支、劳役以8 小时为限 中方人道主义待日本缴械官兵》《毛泽东亲笔回信武大学生陈文新，并两次请她家中做客 武大校徽上的毛体字是写给她的》《盲商沈祝三 亏本承建武大首批建筑群》《原武汉军区副司令陈昌奉曾是毛主席贴身警卫——长征期间，他一直跟随毛主席左右》《共享单车，你的“前辈”有话说》等，这说明在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互联网大量普及的条件下，受众获知新闻已像吃快餐一样容易，面临生存挑战，媒体唯有在做得更好上下功夫。而史态类新闻通过“让历史告诉未来”型和“老照片”型化旧为新，让历史事实与现实热点相接来拓展新闻报道视野。前者多用于节日庆典、纪念特刊、解密新闻等，后者多用于日常生活；前者更偏重于理性的思索与展望，后者更偏重于情感的怀旧与追忆；前者主要是“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天的背景，说出明日的意义”，后者主要是“历史是人的自传”，从回溯中得到情感的慰藉。如2004 年5 月4 日，《广州日报》刊出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故事——五四纪念特刊”，把目光锁定在从20 世纪20 年代到21 世纪初的9个年代的9 位青年，叙述他们与广州之间发生的9 个既属于青春也属于时代的故事。这期特刊选取的第一个故事是20 世纪20 年代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的两位主人公陈铁军和周文雍。后面每一个时代一个代表人物，故事虽是昨天的故事，但是由于有一条主线贯穿，而且这些故事的地点都发生在广州，从而让昨天的历史成为今天的新闻。每个时代的人都能从这些人物故事中找到共鸣：30 年代，“敌人的监狱是我们特殊的大学”；40 年代，“为了理想可以不怕掉脑袋”；50 年代，“执信两女生同为第一代女飞行员”；60 年代，“饿肚皮也把世界冠军打得落花流水”；70 年代，“上大学就像进天堂”；80 年代，“的士司机先富起来”；90 年代，“外来工做城市主人翁”……广州杰出青年的故事与这个城市的历史进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突显其以史鉴今的现实意义及其新闻价值。^[32]同样，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为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85 周年，于2007 年5 月8 日播出反映各个时期青年奋斗成长历程的专题节目——《青春·记忆》。节目选择了6 位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如杨华是50 年代北京垦荒队的队长，前往黑龙江垦荒，开创了垦荒的先河；侯隽是60 年代知识青年的代表，是知识青年改变农村面貌的典型；郑奇宝是80 年代技术革新的能手，拥有20 多项发明；许海峰是23 届奥运会射击金牌获得者，实现中国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刘宝平是2006 年十大杰出农民之一，从一个来北京的打工仔成为蔬菜大王；徐强是沈阳鼓风机厂的产业工人，立足本职，创造出了齿轮生产当中的“徐强精度”，每年为企业创造效益4000 多万元。节目通过各个时代的青年楷模展现了不同的精神面貌。《北京青年报》2019 年5 月2 日到4 日推出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的纪念刊，一共推出7 版，分别为5 月2 日的“传承版”，对“五四”先驱李大钊、沈尹默的后代进行专访，讲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5 月3 日“解读版”，报道新一代学人马勇、唐小兵师生对话，深度剖析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5月4 日“寻访版”，报道北京档案馆知名胡同专家王兰顺带领读者和学生，重走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等历史地标的所见所闻及所感。正如其编者按所言：“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纪沧桑巨变。今天，‘五四’的呐喊仍然响彻国人心中，‘五四’的号角依然激励民族前行。本报即日起特推出7 个版面‘百年五四’系列专题，一起回顾那些伟岸的人物、震撼的事件、澎湃的激情……”这些系列报道让受众对新闻的了解从“单极”变得更富多元色彩，正像歌德所说：“独到性的一个最好标志就是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发挥，从而使大家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的东西。”(www.daowen.com)

史态类新闻就这样无形中扩大了媒体的新闻信息资源，使那些在媒体看来不属于新闻的“资讯”也获得了新闻价值，从而拓展了媒介从业者的思路，增强了媒体的竞争力。而这种思路，不仅使旧闻具有相应的新闻时效性，同时也使知识获得了相应的新闻价值，使具有理性价值的“观点”成为一种信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