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所言，我国的新闻事业，在制度上改变了传媒与国家的结构关系，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收编”^[30]进了“党—国的体制”^[31]，将他们定位于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传媒不再外在于国家的权力系统，而是其中的构成部分，传媒不再从事思想启蒙，而是灌输主导意识形态，并且执行政治的指令；新闻从业者不仅是文人和信息流通的“把关人”，更重要的是党的宣传工作者。另外，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西方以客观性法则为基础的“把关人”理念，也随着媒介环境（包括新闻教育）的逐步开放而以新的力量进入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视野，同时媒介市场化又迫使新闻从业者必须关注受众的需求，于是，在中国传媒改革的历程中，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感、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以及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和商海的诱惑，共同构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内部错综复杂的内心冲动。那么在史态类新闻中，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商业利益的双重驱动使新闻从业者进入史态类新闻的制作中来，还是新闻从业者也期望透过史态类新闻传达一些自己的理念呢？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有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他们也多以维护社会道德、正义、伦理为自己的使命。这种思想，不仅影响着我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而且对文章功能也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如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思想。这种强调文章教化功能的传统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国近代报业产生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清末，因此，中国最初的新闻传播者就自觉地秉承了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的精神，利用报纸对民众进行宣传教化。但这种精神的延续却受到了消费文化的激烈冲击。于是“有人回归传统，标举士气逸品，有人剪断历史，直奔未来世界”。一部分新闻传播者开始走向迎合受众、追求受众至上的道路；而另一部分新闻传播者却在冲击中意志弥坚，不断寻求新的表达方式，以期能在其中坚守着优秀新闻传播者的文化责任，执行着人们对自身精神家园的守望。于是，史态类新闻复活的另一功能就是能负载新闻传播者的使命而前行。因为它拓展了新闻资源，推动了新闻传播的知性化，进而体现新闻传播者的专业理念和人文关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传播者丢弃精神守望在现态类新闻中的表达，现态类新闻同样需要人文精神、专业主义理念等，只不过，现态类新闻受束缚太多，而史态类新闻因其报道的事实距当下的时间的久远性则可以让新闻传播者放开手脚，尽情展现。(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