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史态类新闻与主流话语的共振中，史态类新闻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合法性论证是如何实现的呢？这一追问必然将我们引入对其背后生成机制的思考中去。这就与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必然要为意识形态服务相关。

前面的论述已多次提到意识形态，那么，这个在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都存在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呢？在常人眼中，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总是与“禁止”“压抑”“歪曲”等语言或文化暴力行为有关。但作为传播批判理论的重要术语，“意识形态”最早见于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特拉西（Destuttde Tracy）的《意识形态要素》一书中，是作为所有其他科学基础的一种新的观念科学，被看作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20]今天我们使用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说，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意识形态是指由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维持社会的一套骗人的思想，而科学则必须用来发现真理并战胜虚妄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普遍特性，如阿多诺认为“意识形态不真实，是虚假意识，是谎言”^[21]；弗洛姆认为“就这些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真正动机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又是谎言”。^[22]而“文化领导权”（hegemony，也译为“文化霸权”） 理论则有助于我们对意识形态作进一步的考察。这一理论是由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他认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社会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利用文化领导权作为手段，劝诱被统治阶级接收它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文化领导权观念的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知，屈从统治阶级的权力压迫，而是让个人“心甘情愿”，积极参与，被同化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或者说霸权中来。它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至尊地位以两种方式展现自身，其一是“支配”，其二是“知识和道德领导权”。领导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运作时必须通过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如教育、家庭、教会以及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等一切自由民主的社会机制来实施。它们大量生产着知识、感觉和意义，其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性不但体现在它们自我标举的方方面面功能，同样也体现在它们作为个人和社会意识的组织者和生产者的身份上面。虽然这些文化载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其组成的人及其专业特征和意识形态的特点，也多有不同，但是它们一起构成了领导权实施和推广的大本营。简言之，它们可以被某个权力集团“殖民化”，这个集团不仅仅是由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构成，同样也包括了它的“联盟”和它的下属阶级。这才是文化领导权的要义之所在。它通过取得普通民众的“同意”，从而牢固确立其合法性。^[23]

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则直接受教于葛兰西关于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理论。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军警、法庭等官方机构；一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国家机构和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媒体、党派、家庭、工会、文化等民间组织。而意识形态则指“个人与其自下而上的真实条件的想象关系的再现。它是一种想象机制，既具有再现功能，又具有物质形式，所以，它是人类个体与其生存条件之间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统一”^[24]。其主要功能就在于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和工会，特别是文化与大众传播媒介，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通过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熏陶、浸润、塑造，引导人们对统治阶段秩序的自愿服从，从而确保整个体系的稳定与延续。它的功能在于把个体“询唤”为主体，使其臣服于主流意识形态。通过“询唤”，意识形态剔除了主体对于社会的不满因素，使其产生归属感、参与感、安全感和荣誉感，从此主体不再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反而绝对地服从国家权威。从社会的表达系统看，我们对自己的确认依赖于教育我们的知识——语言和意识形态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看法不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它有赖于文化的建构，是文化赋予我们的。

葛兰西与阿尔都塞都提到了大众传媒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众传媒自然就会受国家控制，国家对媒介的控制正是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前提，或者说媒介的控制不过是国家对社会整体实施控制的一个手段。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就曾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过：“广播系统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切斯特农场不过是国家的烟草供给地，而无线电广播则是国家的话筒。”^[25]大众媒介的功能是在国家控制下发挥的功能，它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马尔库塞曾驳斥“信息和娱乐媒介”论：“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必须记住，大众媒介看似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发挥舆论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是其首要功能。大众媒介即使作为传播信息和娱乐受众的过程，它也是国家权力对受众进行灌输和操纵的过程。说到底，大众媒介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力的工具，它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因此，媒介不仅是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它还是被国家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维护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这种文化领导权之实施有着历史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之时为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有统一对外和对内宣传的需要，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整齐性和利益主体单一性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同样是在宣传“工具和喉舌”的媒介保障下顺利实现的。及至社会主义的改革时期，媒介更肩负着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政策目标任务，这样在特定的环境及现实需求下，政府对于媒介的管制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这就决定了党政相关部门对新闻媒体的监督有一种上对下的紧密的行政组织监管关系，而不只是依法管理关系。同样也决定了在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谱系中，新闻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处于轴心位置。而这种轴心位置一定程度上是由以《新闻联播》为主的传统类型的新闻来确立的。这正是缘于政府当局强有力的推介，而这种权力支持只能进一步证明中国传媒尤其是传媒新闻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这也是史态类新闻与现代新闻拟态类新闻在传播价值的共同点所在，即都承载着意识形态。

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并不是公开的、而是隐蔽的，我们内化了意识形态，因此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和效果。”^[26]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选择话语时必然受制于主导性话语结构，而主导性话语结构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话语领域的控制模式。因此，作为意识形态的表意形式的一种，史态类新闻的表现自由并非没有限度，它必定要在特定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内去满足需要。只有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被实践的事件，才具有被社会言说的意义。尽管媒介从它的生产逻辑看，应该是组织各种意义进入其领域的，但是媒介的意识形态性迫使它做出选择，首选那些能够融入主导性话语结构空间的实践的事件。这种被优先考虑的意义在联想过程中又进一步支配其他意义，或者让其他意义臣服于它。^[27](www.daowen.com)

对于“选中”的过程霍尔有细致合理的描述：

……其内涵层次虽然也是固定的，但更为开放，服从于利用其多义价值的更为活跃的转换……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被划分为各个话语领域，等级分明地被组合进主导的或选中的意义……事件必须首先安排进各自话语的领地才可以说“具有意义”。……把新事件安排进现存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图表”的某个领地。……我们说“主导的”，是因为存在着一种“被挑选出来的解读”方案：在这些解读内镌刻着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的秩序，并使解读自身制度化。^[28]

这种“被挑选出来解读”的方案和由方案选中的意义“镶嵌”在整个社会秩序中，而任何一次镶嵌实践也在证明秩序的力量，强调解读方案对每一个具体事件从头至尾的支配：选择、解读、形成认识。而在安排进各自话语的领地才成为“具有意义”的事件时，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的秩序被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

“文化实践并不随身携带它的政治内涵，日日夜夜写在额头上面，相反，它的政治功能有赖于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网络，其间文化被描述为一种结果，体现出它贯通连接其他实践的特定方式。简言之，以揭示文化实践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接合是动态的。”^[29]在这种大众传媒与主流话语之动态的“接合”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不动声色地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