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话语对历史书写的重视促使了大量的历史文本的涌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掀起的工厂史和公社史写作浪潮、革命录写作浪潮,“能提笔的提笔,能说不能提笔的自己口述请人代写”,“大胆地写,不能写长的写短的,不管写不写得好,写了再讲”。[13]同样以报道过去具体事实为主的史态类新闻也因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得到了空前的重视,那么,史态类新闻是如何建构记忆最终达到与主流话语的“话语共振”呢?
我们先来看2006 年中央各媒体为纪念长征胜利70 周年而开设的《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专栏。《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应属于史态类新闻中的“让历史告诉未来”型,它实际上是特定时期在国家意志和体制操作下的宣传活动,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力图通过对由中国共产党带领的无产阶级民众,从反抗走向胜利辉煌历史的叙述,使所有民众拥有一种共同的自豪回忆。这种记忆共有在将人们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得森语)的同时,还时时激励着他们从中寻找战胜现实困难的信心。在主导思想的倡导下,中国各大报社、电视台开始响应号召,进入轰轰烈烈的报道中,《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在其进行红色记忆系列报道前专门做了一个“编者按”为其追随主导话语提供理由:“红色的记忆,是永远的丰碑。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 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 周年,从今天开始,本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新闻单位,与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单位一起,在《永远的丰碑》专栏的基础上,共同推出大型系列专栏《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这一专栏以讲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红色经典故事的方式,用生动、具体、形象的表现形式,回顾我党、我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大战役,以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85 年来的战斗历程,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理论、方针、政策形成、发展的过程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14]
在进行具体的文本叙事时,红色记忆每一部分的架构都有所不同,以人民网为例,其《红色记忆》分为三部分:《红色记忆》《系列报道》《永远的丰碑颂》三大块,在第一部分《红色记忆》中,其选择的题材主要为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所产生的行为,如《“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延安文艺座谈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等,这些作品通过对历史史料的钩沉,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也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合法性,隐喻只有在它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才能走向繁荣富强。同时,在对历史记忆的言说再现中,透露出的是“勿忘历史”的真诚而焦灼的呼唤。
但一味地进行集体叙述,着重于先验的道德主题、政治主题和社会主题,使其中集体记忆、民族记忆大于个人记忆、情感记忆,社会情感及其评价大于个人情感及其对生命的体验,则会使中国民众产生抵触。因此,我们看到在《红色记忆》的第二部分系列报道中,集体叙事开始向个体叙事转向,如《为党捐躯女英雄——钟竹筠》《人民军队的坚强指挥员——卢冬生》《革命坚定耐艰苦——毛简青》《共产之道,一以贯之——陈奇》《为劳苦大众死得其所——欧阳洛》《“红色教授”钱亦石》《红军的一柄利剑——钟纬剑》《为党的工作尽职尽责——吉国桢》《井冈山著名军事指挥员——何挺颖》《佩剑将军——张克侠》等。这些人物在革命进程中做了较大贡献但大多为大众所不熟悉,这或许是主流媒体必须满足新闻的新鲜性、满足受众求知欲的一种表示,毕竟一味地选择受众早已耳熟能详的名人名事,会使受众失去新鲜感而致报道流于形式。虽说这部分的整体报道依然流于线条式的勾勒,进行人物整体的简单介绍,其用语也比较政治化,但一个个人物形象在粗线条的勾勒中仍不断地凸现。通过这些报道我们看到的不是关于共产党的整体记忆,而是每一个个体身在这一段历史中断断续续的剪影,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每一个不同的生命在苦难中所经历的磨练。这些片段固然是不完整的,但不同人的片段联结在一起时,布满划痕的历史胶片就会真实地自然地转动起来。当然这些报道不仅仅是回忆和陈述历史事实,更是在昭示一种理想和价值观,媒体所塑造的个人形象折射出共产主义者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号召用共产党人的精神启发青年一代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塑造,这些不仅为执政党构筑反腐拒变的思想防线竖起一盏明灯,也有益于重振与坚定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信赖。正如有人认为:“《红色记忆》正好成为对当代青年人尤其是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好题材,共产党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无悔的人生追求、执着的拼搏奉献精神,至今仍是激励广大青年前进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这种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需要这种精神,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需要这种精神”[15]。
事实上,在每一个重要的纪念日期里,主流意识形态都在不断强化与重复这类国家记忆。2016 年纪念长征胜利80 周年,多家中央媒体又推出了专题报道来再现历史记忆,展示当今变化。新华社开设《长征胜利80 周年》栏目,以融媒体形式呈现推出。《人民日报》连续刊发评论,论述长征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认为“长征,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一座高山仰止的巍峨丰碑”,指出新时期的长征也要沿着确定道路不断前行。《解放军报》隆重推出16 个版的《征程万里 不忘初心——纪念长征胜利80 周年特刊》,带领读者通过阅读经典的方式铭记历史,继续前行。中央电视台推出重点栏目——《长征路 新故事》《说不完的长征》《长征故事》《红军走过的地方》《英雄》《布告里的长征》《震撼世界的长征》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连续播出系列报道《不忘初心再长征》等来传承长征精神,强化历史记忆。
2018 年,自4 月6 日起,中央各大媒体又推出了《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专栏,充分报道英烈人物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和毕生奋斗的崇高精神,《人民日报》开栏语写道:“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尊尚英雄是人类一种最深沉的情感。岁月的长河里,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促进世界和平而英勇献身,他们以鲜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构筑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4 月6 日起,本报开设专栏《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集中报道793 位(组)英烈人物,刊载他们的事迹,传承他们的精神。‘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专栏,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将报道英烈人物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和毕生奋斗的崇高精神,报道妥善保护英烈纪念设施的感人故事,报道英烈后人的良好家风和英烈家乡的发展变化。在全社会营造纪念、缅怀、崇尚、学习英烈的浩然正气和浓厚氛围,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具体报道如《为党捐躯女英雄——钟竹筠》《不朽井冈英雄,千古人民功臣”——井冈山时期著名军事指挥员何挺颖》《“红色教授”钱亦石》《王孝锡:浴血播火大义凛然》《俞昌准:碧血今朝丧敌胆,丹心终古照亲人》《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的李源》《孙津川:顶天立地的英雄》《文武双全的贺锦斋》《王尔琢:英勇奋战的红军骁将》《季步高:书生退学从戎 烈士英名永存》等,在《红色记忆》中报道过的人物也再次出现予以报道与强调。图4-1 就是其网络版人民网的专题报道。
美国社会学与传播学家麦克尔·萧认为,大众传媒具有“议题设定”的重要功能,由于其对某些社会政治文化议题的强调,会在大量受众那里“建构议题”,从而引起社会广为关注。而拉扎斯菲尔德则进一步指出,大众传播媒介还具有“授予地位”的社会功能,它对任何事物所进行的“肯定性”传播,均能使后者通过一种“形象塑造”而成功实现其“合法性”论证。大众传媒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发现并揭示了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又能在“肯定性”策略中成功地修复它。这是以愉悦大众的方式使其认同现存秩序,并进而完成对意识形态的推广,从而实现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中国人民精神趋于贫乏时,在执政党的权威受到威胁时,主导话语通过媒介建构了新的社会意识,也产生了相应效果。以中央电视台纪念长征胜利80 周年报道为例,2016 年10 月21 日起,8 个频道全程直播大会盛况,总收视超过0.7%,央视网多终端独立用户访问量达914 万人。“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的互动产品《长征日志》突出互动性和趣味性,参与人数近2100 万人。央视网与《晚间新闻》栏目打通大小屏,合力推出采用AR 虚拟技术的《大路说长征》,截至10 月24 日,产品触达用户数达1.6 亿人次,视频播放量1900 万次。新媒体海内外多平台推出《长征中的外国人》《长征英雄》《你还记得长征吗》等原创系列短片,以对外传播思维报道中国革命历史,相关报道获全球阅读量3139 万、视频观看量694 万、独立用户访问量2348 万、总互动量31.9 万。[16]
图4-1 人民网《英雄烈士谱》(www.daowen.com)
同样,《北京青年报》2019 年在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时推出专刊7 版,编者写道:“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纪沧桑巨变。今天,‘五四’的呐喊仍然响彻国人心中,‘五四’的号角依然激励民族前行。本报即日起特推出7 个版面‘百年五四’系列专题,一起回顾那些伟岸的人物、震撼的事件、澎湃的激情……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不管时光如何变幻、岁月如何洗涤,‘五四精神’都世代相承,指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去追逐中国梦!”[17]总共分成三个主题:传承版主要是“五四”先驱李大钊、沈尹默后代专访,讲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解读版是新一代学人马勇、唐小兵师生对话,深度剖析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寻访版则让北京档案馆知名胡同专家王兰顺带领读者和学生,重走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等历史地标。而这些中学生在参与了“五四”寻访得出自己的体会与感悟:
一把火,烧光了曾经装潢华丽的赵家楼;一腔热血,鞭笞了曾经耀武扬威的卖国贼;一段历史,书写了曾经难以忘怀的激情岁月。正是那一声声呐喊,正是那一次次振臂高呼,正是那一个个觉醒的新青年,才让红色的曙光照亮中国大地!……他们并不是一个人,也不仅为一群人,他们的身后更是整个社会的支持与呼声。32 位学生被捕入狱,让社会各界群情激奋,舆论的压力迫使警方不得不释放所有学生。这是人心所向,也是众望所归。现在的赵家楼辉煌早已不在,一场大火过后,那楼早已夷为平地,连曹汝霖躲藏的地窖都已不知所踪,但这一段历史仍旧在,那一群青年的形象依旧印在我的脑海。遗址中悬挂着的一张张老旧的黑白照片,见证了火烧赵家楼这段历史,激励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去续写“五四运动”的华章。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习主席的这番话引发了无数青年人对于当代家国情怀的思考。100 年以后的今天,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在向百年前的革命先驱们致敬的同时,应该将他们这份爱国主义精神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新一代的中国青年,要去面对技术的革命、文化的复兴与世界的交融。不因长路漫漫而空叹踯躅,不顾困顿重重而驻足不前,不畏踽踽独行而上下求索,不患众人皆醉而保持清醒,五四精神的火种因而薪火相传。“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一百年的时间过去了,除了青年的担当与热血外,我们应该能冷静下来,看到更多的东西。不管是在刚刚迎来“德先生”的一百年前,还是在国富民强的今天,我们都要明辨“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此,我们才不会让愤怒与偏激的火焰,烧灼了民主本来的面容。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是先辈的勇气和用鲜血捍卫的民主,消失在蹭热度的转发与小视频的浮躁中。这是我从细雨中的红楼里走出来,最最想要说的一句话。
在一层外的展厅中,我们看到“五四精神”在新时代被赋予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含义。是的,那个在动荡中传奇、因动荡而传奇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我们重览“五四”故地,要重光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和“爱国”“进步”的精神内核,不负许许多多青年人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美好年代。[18]
历史记忆往往是由现实的刺激引起的,由现实刺激重提历史旧事和重构历史记忆,是为了更好、更直接地对现实进行评说与书写。史态类新闻通过一个个真实鲜活的历史事实弥补了强硬的意识形态灌输的不足,让受众在真实的建构中认同了主体的合法性。联系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它们不仅以耳熟能详的语词负载着不同的社会现实,而且以相当间接的方式传达着人们心中的一份隐痛,这表现为“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精神领域的匮乏,因而迫切需要一个可以用来填补这种匮乏的英雄形象和英雄事迹,这种似乎有点饥不择食的精神文化需求,是红色记忆复活的现实依托。并且,它的主导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基本同构,突出和强调的是一种国家精神或民族精神,使史态类新闻尤其是纪念新闻既与官方话语达到“话语共振”,成为构建主流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一个生成点和一支辅助力量,从而增强主流文化引领、整合全社会的共同信念、道德、伦理和精神的亲和力;同时也暗合了人们的精神需要。
史态类新闻除了直接建构主流话语,还通过“人民话语”与主导话语形成意义同构,即“被认为是力图表明日常的意义、表象和活动,是被精心营构了一番,而将支配‘集团’的阶级利益表现为自然而然、势所必然且无可争辩的大众利益,为人人所欲”。这主要表现为,在为老百姓代言的表层话语下,其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所积极肯定的“人民话语”相连,进而转换为一种“人民伦理”,从而潜在地为主流意识形态予以合法性论证,并达到与其文化领导权的间接的意义共契。也就是说,史态类新闻以老百姓为话语旨归的叙事策略,正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面临合法化危机的中心价值体系的修葺愿望,而对于这种愿望的最直接表达策略莫过于基于人民的话语诉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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