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保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延续、确保文化记忆的传承是一个艰苦的任务，不言而喻，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传递着国家意志，规范着社会生活，同时也承担着为国家政治制度辩护的功能。它具有强制性、弥散性和约束力；同时又具有亲和性、聚合性和向心力。虽然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可以起到维护社会的作用，但对于身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的人们来说却是处在一种被动的不自觉的跟随状态，而意识形态的亲和性和向心力对社会的作用则是使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处于一种主动的自觉的认同状态。那么，“构成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要素是什么？就是它的集体性记忆，充满瑰丽奇想的神话，先民开疆拓土的壮烈故事，体现民族睿智的典籍，历经岁月沧桑留下来的格言，脍炙人口、世代流传的诗歌、小说、戏曲、演义和逸闻。这种集体性记忆的内涵、风格和强韧性，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即民族性。”^[7]因此，完成这一任务的极为奏效的策略之一，就在于重现民众已经淡忘的民族/国家记忆，以强化这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个人的记忆在有形与无形的方面维系着个人的认同，借历史保存鲜活的国家记忆也同样赋予一个族群团体的认同，使交往联系变成团结精神，使政府的强制权威成为合法性。”^[8]《人民日报》推出《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专栏前的评论员文章内容也可证实。

例4-1：尊崇英雄烈士 守护精神家园——写在“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开栏之前^[9]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历史的天空，英雄烈士灿若群星，熠熠生辉。

岁月的长河里，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促进世界和平而英勇献身，他们以鲜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构筑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自4 月6 日起，《人民日报》推出“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专栏，充分报道英烈人物英勇献身光辉事迹和毕生奋斗崇高精神，充分报道妥善保护英烈纪念设施感人故事，充分报道英烈后人良好家风和英烈家乡发展变化。

“英雄者，国之干。”尊尚英雄是人类一种最深沉的情感，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英雄是其历史的重要体现，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放眼寰宇，世界各国各民族无不捍卫和尊崇自己的英雄，各国各民族英雄都受到尊崇和礼待。我国更是如此。无论是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设立烈士纪念日，还是以法律武器守护和捍卫英烈，都表达了人们对英烈的尊崇和缅怀。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一股对英烈“污名化”的倾向，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一些人打着“反思历史”“范式转换”等旗号，以主观代替客观、以臆想代替史实、以枝节代替整体，大做翻案文章。有的妄言刘胡兰年纪太小不可能参加革命，有的质疑邱少云不可能匍匐在烈火中一动不动，有的诋毁雷锋做人太虚伪……种种光怪陆离的奇谈怪论，对社会舆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思潮，不是还原历史，而是歪曲历史；不是发现史实，而是颠倒黑白；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别有用心，实际上是在一块一块挖历史长城的“砖头”，试图否定崇高、消解革命、混淆是非。(www.daowen.com)

历史虚无主义，其目的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任由其泛滥，放任对英烈肆意攻击的言行，必然会消弭人们的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殷鉴不远，从否定列宁、斯大林，到否定苏共历史、苏联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在当时的苏联大行其道，造谣中伤、贬损污蔑社会公认的英烈成为“时髦”，结果造成人心不古、思想混乱，成为亡党亡国的重要推手。历史的惨痛教训，反复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英雄不容亵渎、先烈不容诋毁！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坚持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认识和记述历史，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惟其如此，才能正确认识历史，鉴往知来，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让我们弘扬传承英烈精神和社会正气，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纪念、缅怀、崇尚、学习英烈的浩然正气和浓厚氛围，推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无论书写的历史还是历史的书写，作为一种权力，在实际操作上都相当于对记忆的重新建构。它将过去的事件按照书写者的立场进行编排与解释，赋予事件以生命和意义，从而变成记忆以供人们回味；而每次回味又都是对记忆的再一次肯定和加深。”^[10]柏格森认为，记忆的实践功能就是认知，它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发生：“有时在于行动本身，即一种适应于环境的机制运动的自动设置；在其他时候，它则暗示大脑努力搜录过去那些最能进入目前情形的表征，以便应用于目前。”^[11]记忆的这种提供现实应付能力的功用，使作为记忆对象的历史事件，能够走出过去直接参与进现实的维系活动当中。因此，主流意识形态所进行的历史重写，“就是对于记忆符码的重新编程，即由现实需求动因触发而设置的关于往事的回忆。”^[12]但它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力求把握现在。如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共和国初期文艺作品可以编排出一部中国近百年社会革命的编年史和当代社会政治运动的大事记来就是例证。因而有学者认为这是“以‘历史的创造者’自居的一代人对于本阶级的历史与现实业绩的一次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复述，是一种充满意识形态自信的复述，借以证明已经和正在进行的事业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④。正如葛兰西所认为的那样，主流意识形态在不断地使用文化霸权，采用非强制手段来强化它的聚和性和向心力，而传媒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比如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几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及重大人物都被改编成为电视电影，但无论是以记事为主的文献片，或是以记人为主的传记片，它们都发挥了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无法比拟的意识形态功能，强化着主流意识形态所期望的集体记忆及国家认同。如2016 年中央电视台播出我国首档国史节目《国家记忆》，栏目就是以“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为宗旨，融合珍贵的历史资料、逼真的三维动画、极具科技感的历史场景穿越等多种视觉元素，讲述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揭秘各领域重大工程建设和重大决策背后的故事，记录党的奋斗史、创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史和改革开放进程史，展现各阶层各时代代表性人物的风采，从而带领观众重返历史现场，触摸有温度的历史。

当然，由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转化为人们的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累积过程中实现的。这也说明记忆再现时并不是“客观”地回忆过去，而是根据各个阶段不同的社会框架来对过去进行重构，它不是简单地用新思想来代替已经被认同的旧思想，而是以重新阐释过去的方式来达到巩固自己主体同一性的目的。正是通过对民族记忆的再次构筑，通过对“群体起源”（历史记忆与述事）的共同信念的凝聚，大家在中华民族这一合法化名义之下，达成了一个民族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