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叙事行为都不可能缺少两个基本要素：故事（事件）和叙述者。在小说中，叙述的主体常常一分为三——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这三者往往不能相互等同，只是在少量自传性强的小说中才有这种可能性，如鲁迅的《一件小事》《社戏》等，其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可以被大致等同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小说中的这三者是分离的。叙述者是讲述故事（事件）的那个人，这个人并不就是小说的作者。过去，人们常常把小说《祝福》的叙述者“我”等同于作者鲁迅。以此推论，《伤逝》中的叙述者涓生、《孔乙己》的叙述者小伙计“我”就是鲁迅。这与鲁迅的经历并不相符，从叙事理论来讲，也是错误的。真正的作者鲁迅只有一个，而他小说中的叙述者却多姿多彩。叙述者也不是隐含作者。隐含作者是韦恩·布斯在其出版于1961 年的《小说修辞学》中最早提出的。针对现代西方小说中“作者的隐退”、作者声音的消失，布斯认为，一个作者可以不在作品中直接露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他“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31]，在这种情况下，“隐含作者”便是“一个他自己的替身，不同于我们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遇到的那些隐含的作者”^[32]。隐含作者是虚拟的，它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建立起来的，它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通过各种叙事策略，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区别在于，同一个作者可以写两部甚至更多的作品，而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一个隐含作者。另外，在现实中，一部作品可以由几个作者共同创作，但一个文本的隐含作者却永远只有一个。最确切的显示隐含作者存在的是对“不可靠叙述者”的辨识，不可靠叙述者是指叙述者的态度与整个文本实际表达的态度产生龃龉，如表面上叙述者对所叙述的人和事进行褒扬，实际上读者读到的却是讽刺和贬抑，这个实际表达的态度就是隐含作者的态度。但是，“隐含作者”这一概念逐渐被叙事学家们抛弃，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在这方面所做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她认为，这一概念有着可以从文本中推断出来的总体意义的意味，即它是从全部叙事中、从叙述者的叙述活动中被推断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不具有分析文本的功能。而且，“隐含作者”的概念并不限于叙述文本，而是适用于任何文本。因此，米克·巴尔认为“隐含作者”不是叙事学的一个特定的概念^[33]。如此一来，叙事活动中的语言主体的承担者就完全落在叙述者上，对叙述者的研究取代了传统方式下的作家研究，即语言主体的研究取代历史主体的研究。“所谓叙述者，或叙述人（narrator）指的是语言的主体，一种功能，而不是在构成文本（text）的语言中表达其自身的个人”，它是“表达出构成本文（text）的语言符号的那个行为者”。^[34]因此，“叙述者决不是作者，作者在写作时假定自己是在抄录叙述者的话语，整个叙述文本、每个字都出自叙述者，决不会直接来自作者”^[35]，也就是说叙述者是故事的讲述者。按照叙事学理论，叙述者本身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担负着讲述功能的、“一个由作者它创造并接受了的角色，一个由作者蜕变而成的虚构的人物”^[36]。叙事作品中，叙述者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分，因为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本文中所表达的方式与参与的程度，决定了叙述本文的基本特征。

众所周知，史态类新闻所报道的事实已经发生甚至离当下时间较远，因此记者与事实之间完全处于“异时异地”状态，对事实的调查采访也多为“事后采访”，需要借助与新闻事实相关的人和物才能完成叙事。另外，我们最终看到的新闻文本是编辑对记者采写的新闻或多或少改动的结果。因此，在史态类新闻中新闻叙述者应包含记者、采访对象和编辑。

根据记者在新闻文本中的介入程度，记者是叙述者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缺席叙述者，指记者像摄像机一样客观记录“观察调查”到的一切，语言色彩呈中性，让受众意识不到叙述者发出的声音。《长征的历史拐点》^[37]中“1935 年5 月15 日，中央红军从川南的会理出发了。这支于崇山峻岭和激流险滩中艰难辗转的队伍终于有了明确的前行目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就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的第二天，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茂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八十八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接应中央红军。会上引发争论的是关于欢迎中央红军的口号。方面军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不赞同陈昌浩提出的“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虽然当时红四方面军官兵认为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但至少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已经知道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茂县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记者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客观地记录下周围发生的一切，自己的个性深藏不露。这种角度会让受众对事件有深刻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二是隐蔽叙述者，即新闻事实完全由记者来讲述，但记者并不出现在新闻中，而是隐于“幕后”。如例3-6《汶川地震十年：当年她被埋30 小时 重庆医生给她重生 如今她在重庆医院工作》中“十年前她还是个北川县北川中学的一名高一学生，‘5·12’大地震让她在废墟里被掩埋超过30 个小时，重伤让她差点双下肢截肢，作为伤情最重的一批伤员之一，十年前她被送到了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十年后的今天，她不仅拥有着健康的双腿，还留在这里，与救她的医生成为同事。”三是公开叙述者，它又分为旁观的叙述者和参与的叙述者。旁观的叙述者，指记者不是事件的参与者，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叙述眼前故事，如例3-6 文中“27 岁的衡永红皮肤比较白，有接近1 米65 高，一说话就笑，穿着打扮休闲简单。采访那天我们见到她时，几百张票据一叠叠整齐地放在办公桌上，她正埋头在核对着单据上的数据。听说要花点时间采访，她笑呵呵地说，‘好啊好啊，先跟你们聊，结束了我再慢慢加班。’”参与的叙述者使记者成为新闻事件中的人物。从受众角度来看，记者是缺席叙述者或隐蔽叙述者，史态类新闻文本则显得冷静客观；而记者是公开叙述者，则具有交流性、亲近感，其感染力也较强。

“采访对象”也是史态类新闻文本的重要叙述者。史态类新闻采写一般具有事后性，要准确详细地叙述新闻事件，就离不开当事人、见闻者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物等采访对象的叙述。新闻文本中的采访对象承担了部分甚至是完全的叙述人角色，这在专访新闻类型中尤为明显，如例3-6 文中的主角衡永红及她的主治医生史若飞也成为叙述者，文中以衡永红的视角回看事件以及大量引用衡永红及医生的原话。

编辑是否担当叙述者，需根据新闻修改的程度大小而定，如《冷战时欧洲有三大谍都》^[38]中加入编者按：“环球时报编者按：近日，关于捷克首都布拉格成为世界头号间谍之都的消息流传甚广。其实，在冷战期间，欧洲最著名的谍都还不是布拉格，维也纳、柏林和布达佩斯这三座欧洲名城中更是谍影重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那里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由美苏两大阵营情报机构主导的秘密战争……”直接对三大谍都做出自己的评论，进而引出采访对象的叙述来。再如《蒙古官方调查报告中的九一三事件》^[39]的编者按：“1971 年9 月13 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坐256 号专机北逃，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记载，在飞机快接近中蒙边境时，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林彪一伙的意图，毛泽东没有同意。凌晨1：50 分，256 号飞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2：30 分，专机在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事后，中方根据使馆人员的现场勘察报告和有关专家的论证分析，揭开了飞机坠落之谜：飞机爆炸是因为油料不足就地迫降时机身擦地起火所致（中央文献出版社，1603-1604 页）。近年来，关于林彪坠机事件，有不少民间议论。如有的认为在飞机上发生过搏斗，有的认为飞机系被击落，有的认为苏联方面取走了飞机上的黑匣子甚至林彪的头颅，等等。这些说法，有的出自一些专业人士之口，流播甚广。本文独家披露了蒙古官方的调查报告，对以上问题做了考证。孰是孰非，读后自然不难判断。”编者进行叙述引导读者阅读。

事实上，记者、采访对象、编辑这三类叙述者或独立或组合，实现了新闻事实的报道。

史态类新闻的叙述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叙述者比较复杂，即叙述者多重复调叙事。所谓叙事者多重复调叙事，就是指在同一个叙事文本里，采用多种叙事人称和多个叙事人，又可称为复合叙述者，即叙事中有一个以上的叙述者。如例3-6 文中的叙述者就有以隐蔽叙述者身份出现的记者、公开叙事的采访对象等，而且它们的角色在不断转换，有时为隐蔽者，有时又变为公开者。叙事者的不断变换，叙事视角变换，对新闻意义进行多重叙事，不仅可以使新闻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也可以使史态类新闻叙事有一种曲折多重的阅读效果，这在相当程度上，在没有损害新闻的新闻价值的同时，增强了史态类新闻叙事的审美张力。

例3-6：汶川地震十年：当年她被埋30 小时重庆医生给她重生

如今她在重庆医院工作^[40]

华龙网5 月2 日21 时45 分讯（记者 王玮 通讯员 何雷）十年前她还是北川县北川中学的一名高一学生，“5·12”大地震让她在废墟里被掩埋超过30 个小时，重伤让她差点双下肢截肢，作为伤情最重的一批伤员之一，十年前她被送到了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十年后的今天，她不仅拥有着健康的双腿，还留在这里，与救她的医生成为同事。

十年过去了 “活着真幸福！”

27 岁的衡永红皮肤比较白，有接近1 米65 高，一说话就笑，穿着打扮休闲简单。采访那天我们见到她时，几百张票据一叠叠整齐地放在办公桌上，她正埋头在核对着单据上的数据。听说要花点时间采访，她笑呵呵地说，“好啊好啊，先跟你们聊，结束了我再慢慢加班。”

可能是大学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她说她喜欢和数字打交道，“每天都循环着同样的数字工作，但我并不焦躁；从废墟下被救出来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这辈子我都要乐观开心地走下去！”

衡永红的父母和弟弟还住在四川省北川县坝底乡双合村，地震时候家里面的木制房屋垮了一半，后来在政府帮助下，重新修缮一新。“最重要的是人没事就好”，衡永红说。

从实习到正式上班，已经4 年多了，她还时常回老家和家人团聚，平时下班了就看连续剧、打打乒乓球、练练瑜伽，有时也和同事一起去逛街看电影。

除了家人、同学、同事，衡永红还和以前帮助过她的志愿者、医护人员联系很多，听到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都越过越好，她说从心里为他们感到高兴。

唯一的小遗憾是还没有男朋友。“可能以前忙于学习、性格又比较简单吧，还没遇到中意的。”她腼腆地说，也到了该恋爱的年龄了，可能缘分没有到而已，既然能活得这样好，缘分早晚会来的。

“经历生死之后，真是什么都看开了，人生本就几十年的光阴；我对未来生活很有信心的，再怎么不顺利我也觉得没啥子关系，以后肯定会好的。”带着浓厚的川渝口音，衡永红笑着说道。

在废墟里和同学说：“我们不能死”

衡永红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你会发现她乐观的个性发自内心。谈到曾经受的伤，她很轻松地挽起裤脚，将自己和常人最大的不同坦然面对记者镜头——左右小腿上那深深的、长长的伤疤。

2008 年5 月12 日，衡永红在北川中学读高一，地震时，她正在教室里上课。

当时她在高一10 班，地震前，班上有60 多名同学，地震后，只剩下了25 人……

“我们的教学楼有五层楼，我所在班级的教室在三楼。地震时，楼房很快就垮塌了，没时间跑下楼。我被埋在废墟里，一片黑暗；看着天花板掉下来，将要把我掩埋住的那一瞬间，是我这辈子感到最害怕的时候。”她回忆说，在最开始的慌乱后，她发现自己上半身还能稍微活动，但双脚被倒塌的楼板压得死死的，根本没法动弹。

衡永红在狭小的空间里，用双手护住胸口和头；她听到周围有同学的呼救声，听得见声音，看不见人。她说，她知道在她上面还埋着几名同学，但许久没有声音，她知道已经没救了；但她一直忍住没有哭，虽然心里面很难受、双脚也很痛，但她坚信一定会有人来救她们的。

在最初被掩埋的几个小时里，她和离她最近的4 位同学相互鼓劲。她说，她们5 人之间说话都能听见，许久没声音后，会小声问怎么样了；互相说，一定要活下来，“我和几个同学相互提醒，对别人也是对自己说，不要睡过去了，我们还不能死……死了父母怎么办呢？我们还要考大学啊，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坚持下去，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我当时想：“可能要舍腿保命了”

由于被掩埋得较深、压得很死，尽管一批批救援人员想尽了办法，始终无法徒手或者用简单器械移动压住衡永红的楼板，但如果使用大型器械，又怕废墟垮塌，造成意外伤亡。30 多个小时过去了，她仍然被死死卡在废墟里；这期间，离她最近的那4 位同学已经被救援人员陆续救出。

直到5 月13 日天快黑了，救援人员终于想到一个办法，从下面的孔洞钻进去，将衡永红身下卡住双腿的楼板打了一个小洞，这样才将她的双脚从中挪动出来。衡永红终于从废墟中被救出！

“当时我激动得不行，因为其他人都被救出了，我是最后一个从废墟里被救出的。”她说，当时她很冷静，已经在考虑要不要给救援人员讲，右腿保不住就算了。

起初还能感觉到钻心疼痛的双腿，在救援人员救出她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知觉，“可能，腿已经断了，只是不知道而已”。衡永红说，那30多个小时里，失血过多的她，呈半昏迷状态，现在已经记不得救她的人的样子，每次回忆起这些细节，留下的都是感激和感动。(www.daowen.com)

衡永红后来才知道，她是北川中学最后几位被救出废墟的地震伤员之一。被救出时，她的双腿已经呈暗紫色，上面全是被长时间挤压形成的撕裂伤口；最大最长的伤口，深可见骨，不忍直视。

随后，她被辗转送至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疗救治点，进行紧急处理。虽然她受伤很重、身体虚弱，但输上液体的时候，她还有意识。她当时想，不论怎么样，至少命应该保住了吧，“我的爸爸找了我好久，在17号下午才找到我，我躺在病床上和他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有了第二次生命 “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表达喜悦”

由于灾区伤员太多、医疗条件资源有限，地震灾区很多重伤员经过紧急处置后，陆续被送至其他省市进一步治疗。

2008 年5 月16 日，重庆市卫计委组织重庆各大医院首批56 辆救护车，上百名医护人员前往灾区接收危重伤员，并将急需进一步治疗的重伤员接走救治。18 日凌晨2 点，作为伤情最重的一批伤员之一，衡永红被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的120 救护车从绵阳接走。

18 日14 点左右，为保住她的双腿，急救医疗中心的创伤、骨科、麻醉等学科专家团队联合为她进行了手术。进手术室前，衡永红其实很担心，她反复念叨：“医生叔叔，我不会有事吧？腿能不能保住……”

手术很成功！当醒来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衡永红说，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表达那时候她的心情，宛如重生的喜悦。

她不知道的是，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特别成立了由12 名专家领衔、集中了全院最精干医护力量的技术团队，协力救治地震灾区伤员。由于她的伤情过重，最开始专家团队对保肢是有分歧的。

医生对保肢有分歧 “她还是个孩子”

急救医疗中心原院长、主任医师史若飞是重庆市首批前往灾区接收伤员医疗队副队长，也是急救医疗中心灾区伤员救治专家组组长。当了一辈子医生，今年年初才退休的他，现在返聘后还在坚持上门诊服务患者。以他的话来说，救治好衡永红，帮助她长大成材，是他当医生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之一。

他回忆说：“当时在绵阳市中心医院看见衡永红时，因为方便治疗，她剪了光头，我还以为是一个男孩呢，看了病历才知道她是女孩子。当时的她，伤重失血多，面色苍白，面临截肢的危险。”

将衡永红等伤员接回重庆后，专家组连夜商讨救治方案。她的病情最重，有专家觉得她的双腿受损严重，保肢的难度很大，稍有不慎，不仅保不住双腿，还可能损伤肾脏、危及生命。如果要稳妥保命第一的话，双下肢小腿因挤压综合症，组织严重坏死，截肢也是可行选择。

“她是一个孩子，人生还很长，我们要尽量不让她截肢。”史医生对其他专家讲，保肢是有难度的，但还是要去试一下，哪怕就保住一条腿，还是会让她的人生不一样很多。经过详细的讨论和研究，大家认可了他的意见。

手术前，史医生跟衡永红有过一次谈话，告诉她手术的风险，保肢的难度在哪里。尽管有困难，但专家团队愿意努力尝试一下，所以让她要有心理准备，更要有决心，“奇迹很难，但试试或许有奇迹；你心里面一定不要放弃，我们一起努力！”

18 日，经过数小时的精心手术，衡永红的清创减压手术完成。经过一周的观察、换药，衡永红远端足背血流开始恢复、脚趾活动逐渐正常，保肢手术成功完成。

手术后的治疗、护理也十分关键。最开始一段时间，急救中心创伤科、骨科、肝胆外科、普通外科等科室的专家、主任医师们，细致到把换药、伤口处理这些日常工作都亲手来做；很多没有安排进专家组成员的老专家们，每天都自愿来参加联合查房、病例讨论，和大家一起商讨后续治疗方案。

“她右边的腿伤得重一些，肌肉已经被挤压破坏得很厉害，基本都已经腐烂了。尽管手术很成功，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左腿都开始长好长肉了，右腿看起来还是光骨架、没长肉，那几天我担心得要死。”史若飞说，在他最动摇的时候，衡永红的坚定给了他很大的勇气。

衡永红说：“史伯伯，这条腿我也想保住，我一定配合好治疗，我相信你们医院医得好我的腿！”

幸运的是，经过整个团队的精心治疗、悉心护理，也由于衡永红顽强不屈的意志，她的双腿终于都保住了。7 月25 日，在她出院准备回四川继续读书时，史医生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回去努力、好好读书，你的人生已经是一个奇迹，要好好珍惜。”

懂得感恩 “好多医生都吃过她带的土特产”

在治疗期间，衡永红得到了急救医疗中心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她说，地震的伤痛慢慢被抚平，她在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里面最小辈分、最受宠爱的孩子一样幸福，在她伤好的时候，她已经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回到四川继续读书、康复治疗期间，她会给史伯伯发短信问候，还会跟其他她认识的医生、护士们联系。由于在重庆治疗的特殊经历，她把重庆当作了第二故乡，高考时候报考了重庆的大学。

随后几年，史医生就想办法给家庭条件较差的衡永红凑学费。作为当时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史医生为凑集衡永红的学费，用自己的书法作品参加各种慈善拍卖活动，他将自己的作品拍卖所得善款，全部上交给了急救医疗中心工会，然后以医院工会的名义，资助了衡永红4年的大学学费。

那几年，衡永红每次从家乡来重庆，就给史伯伯、其他医生叔叔、护士阿姨们带土特产。“我们好多医生，都吃过她带的土鸡、腊肉，我叫她不要再带了，老家过来这么远、太折腾，但她一直坚持，说是她和家人的心意。”史医生说，看着她越来越懂事开朗，作为医生和长辈的那种骄傲感就越来越大，心里面特别的高兴。

为了督促她好好学习，史医生还悄悄联系过衡永红的大学老师，私下拜托请好好引导、教育这个孩子。衡永红也很懂事，顺利考取会计证书、每年拿奖金学、入党，在学校表现一直优异。

终于在毕业后，衡永红通过公开考试，回到急救医疗中心财务科工作。以她的话说，“我终于通过努力奋斗，回到了第二个‘家’！”

至于今后，衡永红说并没有什么远大目标，就想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尽力多去帮助别人，“对于我来说，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衡永红现在每天上下班，都会从急救医疗中心门前广场边的一块大石头经过，上面刻着“生命第一，爱的奉献”。她说，这10 年的经历，让她真正地理解到什么是“生命第一”——生命是最宝贵的，能够幸运地活下来，就要好好生活，珍惜好每一天的时光。

她说，这10 年的经历，也让她真正地理解到什么是“爱的奉献”——给需要帮助的人默默付出是一种幸福，如自己得到别人帮助时候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