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新闻价值转变:《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修订本探讨

新闻价值转变:《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修订本探讨

时间:2023-11-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新闻价值是事实构成新闻的标准,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认为新闻价值包括不变要素及可变要素,其中不变要素包括真实性、新鲜性,而可变要素则包含及时性、接近性、显要性和人情味。这个标准反映了新闻报道的某些客观规律,至今还不失为衡量新闻报道是否具有新闻价值的依据。传统新闻价值标准不断强调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异常的现象,而贬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正常、健康和积极的现象。

新闻价值转变:《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修订本探讨

新闻价值是事实构成新闻的标准,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认为新闻价值包括不变要素及可变要素,其中不变要素包括真实性、新鲜性,而可变要素则包含及时性、接近性、显要性和人情味。这个标准反映了新闻报道的某些客观规律,至今还不失为衡量新闻报道是否具有新闻价值的依据。

但时代变革及新闻实践的发展,使新闻价值的内涵与外延都在扩张,“新闻的涵盖面变得更大,过去不属于新闻的日常信息、流行话题、社交聊天、普通人经历等都有可能登上新闻之‘殿堂’;新闻的呈现方式更加注重个人视角、对话性和视觉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类型,新闻的边界,比如新闻与娱乐、新闻与公关、新闻与社会科学等的关系,正在解构和重建。”[41]传统新闻价值观已经落伍,常停留于报道事件的表面的惊人之处,而没有把事件深层的原因揭示出来。美国记者B.罗斯科早在1975 年就认为“以往的报道更多的只是关注新闻事件表面的事实,即‘变态新闻’(spot news),极少真正去探究事件发生的原因”[42]。哈特利也指出,“识别新闻价值,应告诉我们新闻受到欢迎的原因,而不是它们被选择的原因”[43]。正如曼切尔所言:“这些指导方针并没有告诉我们,最恒久的故事之一是人类如何战胜。很少有人能抗拒的故事是我们目前如何生活的状况。这些指导方针也没有告诉我们新闻价值的变化,而且没有就新闻编辑部的实际情况——它的压力和它的权术——向我们提出任何的指点”。[44]德弗勒和丹尼斯则明确指出:“用这些标准确定新闻价值所付出的代价是:许多新闻报道从其他角度来看,实际上很有意义,却很可能被判定为太平淡,例如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那些能改善人类环境的事件或扩展人类知识领域的事件等。有关这些事件的报道很可能只会在报纸的最后几页或新闻广播的末尾才能找到。”[45]而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过分消极。传统新闻价值标准不断强调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异常的现象,而贬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正常、健康和积极的现象。片面追求人物和事件的显赫与轰动效应,偏爱事件的冲突、刺激和煽情,导致过分的消极,这就难免使大量的消极现象充斥媒介,使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不真实的和扭曲的世界。二是极端的时效性。从传统新闻价值来看,及时性是对新闻报道追踪新闻事实的速率的度量。而这种及时性表现为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新近”指该新闻事件总是在离发布时间很近的时刻“发生”。对于电子媒体而言,及时意味着现在、刚才、今天、不久以前(故有现在的新闻现在报之说);对报纸来说,这种时效性所经历的时间的跨度较大,而杂志则更大。但事实上,有关时效性的理论,在实践操作上又存在不少具有辩证色彩的潜规则,杰克·富勒就认为:“新闻强调最近发生的事或最近所发现的事实是以忽略了以前所发生的事或者人们已经知道的事实为代价的。记者认识到这种偏向,也谈到有必要在报道中交代一下‘背景’。然而,在真正的报道中这些‘背景’知识往往被隐藏在深处,甚至连读者看懂报道的内容所绝对必要的背景知识都不能容忍。有时报纸也可能会把过去的事再报道一遍,企图完整地讲述整个事情的过程,然而,这是非常特殊的。报道即刻所发生的事的倾向已成为一种常规。”[46]杜骏飞先生在其《论网络时代的全时化新闻理念》中谈道:“及时性并不代表新闻的一切;报刊记者不指望与广播业的同行们在时效性上竞争;报纸和杂志记者在进行报道时,通常会更多地着眼于事件的为什么发生(why)和如何发生(how),而不是着力于事件何时发生(when);有些本来应该及时报道的事件虽然过时了,却仍然有其特殊的影响;对于某些新闻报道来说,为了某种特殊的原因(国家利益、新闻道德等),牺牲时效性也在所难免。”[47]

第一,及时性并不代表一切的观点实际上揭示了“快”只是新闻的品质与秩序的一种元素,而未必是首要的元素。因为新闻的主体毕竟是新闻本身,而不是其速度。第二,关于报纸和广播的不可比性反映了不同的介质由于其技术特征的不同,应当努力避免展现自己的弱点。第三,报刊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深度和阐释上,经历了数十年来电子媒介的挑战而不衰,这反映了智性的理解始终是受众接受新闻的本初动机之一。第四,新闻应该是力求新鲜的见闻,但这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的概念上。对于不知道某一新闻信息的人来说,迟到的新闻尽管影响了新闻价值的分量,但它仍然具有某种新闻性——可以让不知道的人由不知变为知,其中,本原意义上的新闻价值仍然存在。第五,某些因故不发或迟发的新闻,体现了我们对于新闻的理解仍然要屈从它所在的系统的规则:新闻处在一个上层建筑的系统内,而上层建筑普遍依存于国家、社会、民族或种群的利益关联之中,因为较大的系统的要求,而牺牲较小的系统理念,这种情形也是常见的。[48]

因此过度强调及时性就有可能走向极端。过度强调及时性,一方面忽略新闻的本质,使得大量有价值的、对受众有知晓意义的稳态性事实被淹没在动态性事实中,而使呈现在受众面前的新闻具有片面性,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客观世界;另一方面会使得新闻的制作者为争取新闻的首发权而无暇顾及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细致的背景分析,使新闻报道流于肤浅表面。

新媒体技术既加快了及时性也在不断地对及时性进行抹杀,一方面,它既可以做到同步,同时也可以挖掘出“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一些新事物的出现如发展新闻学(形成于20 世纪70 年代,是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出来的)、调查新闻学(因提倡调查性报道而闻名,20 世纪70 年代因《华盛顿邮报》两名年轻记者调查揭露“水门事件”真相的报道大获成功而风行美国)、精确新闻学(精确新闻学一词源于美国学者菲力浦·麦耶在1971 年出版的《精确新闻学》一书,他认为,记者要改变传统新闻学方法中只注意耸人听闻的情节而缺乏客观、准确的倾向,广泛运用社会学统计学等方法和手段,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的多种角度分析新闻事件,以数量分析、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大众传播的内容分析等方法,揭露新闻事件的社会意义和真相,力求提高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全息透视新闻学等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习惯思维,传统的新闻价值理念也在不断地冲击下发生着变化。1980 年,密苏里新闻学院在《新闻写作教程》中提出:“近年来,报纸已经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篇幅,来报道无法以大多数的传统标准很好地加以判断的新闻。它们往往并不含有冲突。它们很少表现任何怪诞的事物或者涉及名流的言行。许多报道并没有时效性。只有一些报道将接近性作为因素。”“有些坚持传统标准的批评家抱怨说:‘真正的’新闻被‘非新闻’或者‘软’新闻排挤出去。然而,看来这些被称为‘生活方式’的报道将保持着或增加了它们的新的声誉。它们拥有新闻的最重要的素质——那就是影响力。”[49]

正如麦道格尔(MacDougall)所言,撇开政策考虑作为新闻评判的因素不谈,各种介质的媒体不论有何差异,他们每天在对千百万事件做出选择时都有确定其潜在新闻价值的大体一致的标准。[50]从这里可了解到,尽管我们承认一切现有新闻价值标准体系,但鉴于它在理论上是一种流行——尽管这一流行经历了漫长的积淀,被公认为具有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但它仍然可以改进,并随时代的变迁和新闻实践的积淀,这种改进的必要性日益明显。目前新形式的报道在与传统的“正统”新闻争夺版面(栏目)和受众的兴趣。新的变化使新闻工作者面临困难,但同时也为他们创造新的机会。那么在新的形势下新闻工作者的实践标准是什么呢?要了解这点,必须先了解新闻价值的真正含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价值的两层含义:一是有用性,即对需要的满足,满足程度越高,价值就越大;二是劳动量,花费的社会劳动量越大,价值就越高。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这是从商品内在的劳动价值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的最突出贡献就在于,它深刻揭示出了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律。因此,有学者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要是对主体的发展和完善的效应,从根本上说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和完善的效应。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包括对主体生存、发展、完善的效应。客体对主体生存的效应,是价值的初级本质;客体对主体发展和完善的效应,是价值较深层次的本质,也是价值之所以成为价值的根本点。客体对社会主体发展和完善的效应,是评价客体价值的最高标准。”[51]简单而言,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的效用,一是表现为物质效用,即满足人的某种物质需要,常出现在经济交往领域如市场交换领域;一是表现为精神效用,即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实用,主要出现于意识形态领域如道德和审美领域。

人类活动无论是实践还是认识,都是在追求和实现某种价值。它是特殊的人类文化现象。如果具体到新闻领域,杨保军在其《新闻价值论》中认为,新闻价值是价值这个大概念中的一个子系统:“以新闻的眼光去观照整个价值世界,可以把价值从宏观上粗略地分为两类:新闻价值与非新闻价值……新闻价值按照哲学价值论的逻辑,新闻价值就是客体的新闻要素、属性、功能对新闻主体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即新闻客体对新闻主体的作用和影响。”[52]而此处的“新闻客体”是由双重客体构成的,其一是新闻事实,其二是新闻文本。从新闻事实的角度出发,新闻价值指的就是新闻事实的属性功能对主体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从新闻文本的角度看,新闻价值就是指新闻文本对主体的效应,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即新闻的价值又叫传播价值[53](这也是第四章“史态类新闻的传播价值”建构的基础)。从前面可知,新闻事实必须经报道才能转化为新闻,而新闻文本正是对新闻事实的客观再现,新闻文本所包含的新闻是传播主体对客观存在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信息认识反映之后的新闻。换句话说,新闻文本的内容就是主观化了的新闻事实或信息。文本价值的大小则有赖于对事实价值资源的开发。文本的新闻价值是对事实新闻价值的直接反映,文本的其他价值则是以事实诸多潜在的价值为基础的。因而说新闻文本的价值最主要的是新闻价值,新闻文本首先满足的是主体的新闻需要,但新闻文本的价值,不只是包含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还有它们的延伸价值与主体的新闻价值发现、新闻价值创造成果,甚至还有传播主体的价值偏见和价值误导等。即是以新闻价值为中心的包括宣传、舆论、知识、教育、文化、审美等价值在内的一个多项价值结构系统。这些价值只能在新闻传播中得到实现,所以有人又将其称之为新闻的传播价值。[54]

因此,根据价值的内涵,刘建明认为:所谓新闻价值的要素——重要性、显著性等,不是新闻价值,而是某些新闻事实的特征。“新闻本身的重要、新鲜、有趣或接近性等,不过是新闻事实的一些属性,而不是满足受众需要的获益性。这些事实的品类属性,能够派生出新闻价值,但不是新闻价值本身,它们不具有直接的价值效用。说人们需要时效、重要或新奇性,不仅语义上不通,而且逻辑上根本不会发生人们对时效性、重要性、新奇性、接近性、趣味性的需要。我们只能说人们需要重要的新闻、有趣的新闻或有接近性的新闻等。在这种语境中,‘重要、新鲜、相关、显著’等种种‘性’,恰恰是事实的特征,而不是价值”[55],“新闻价值是指新闻与受众、社会之间的需求关系,表现为对受众和社会需要的满足,故新闻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56]。新闻价值不是事实的属性,而是事实属性给予主体的效用,或是事实属性作用于主体而产生的效果。我们常说“某条新闻有价值”,实际上是指新闻对它的受众而言有价值,而不是指新闻是否有“重要性”“新奇性”或“接近性”这类特征。“价值”是指它对受众有什么用途,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因而刘先生认为:“传统新闻价值面临实践与逻辑上的考问,已陷入历史终结的境地,代替它的将是现代新闻价值理论。现代新闻价值是指新闻满足受众需要表现出的效应,体现为受众对新闻的精神获益或由它得到的物质利益。”[57]

因此笔者借用刘建明先生的观点,认为现代新闻价值从效用角度看,其构成因素就是获知性、激励性、获益性和娱乐性。[58]

(1)获知性。这是新闻价值的主要和首要的类型,即新闻帮助受众了解新事物、新动态、新知识以满足人的求知欲望和提高人的精神活动能力。渴求对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了解是人提高认识能力的一种目的和需求。什么是知识?对知识本体最早、最系统的研究源自心理学教育学。知识是指客观事物的特征与联系在人脑中的能动反映,是人类经验、思想、智能赖以存在的形式。具体而言,按照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分类,知识分为以下四类:(www.daowen.com)

第一类——知道是什么(KNOW WHAT),即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方面的知识。

第二类——知道为什么(KNOW WHY),即自然原理和规律方面的科学知识。

第三类——知道怎样做(KNOW HOW),即做一些事情的技能方面的知识。

第四类——知道谁有知识(KNOW WHO),即有关知识在哪儿的信息。

美国心理学家托尔曼提出的认知目的说认为学习是有目的的,学习即期待的获得,即学习者明确目的在先、学习知识在后,自定的目的决定了要学什么。显然,受众在获知新闻之前,一般并不知道自己将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只是在阅读与听的过程中发现其与自身利益相关或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才会无意识地进入知识学习的三阶段——当然如果新闻不够精彩,也可能是前两阶段甚或一阶段。即便受众通过人际传播或其他媒体而明确了对某一信息的需求目的,一般也会在多家媒体的同题报道中进行无意识的比较,并将注意力主要投向最能贴近其认知结构的新闻报道,以达到了解自下而上环境和外部世界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认识和行为,通过新闻获得知识,不断积累人的感受能力、理解能力和把握环境的能力等,是人类从事一切实践活动,创造生存条件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具有获知的价值,不同类的新闻可以延伸为“知晓价值”“知识价值”或科学价值,通称为获知的价值,因而说新闻对人们求知需要的满足是短暂的、局部的、相对的,而使人们不断积累信息、不断突破旧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才是新闻更持久、更全面的价值。

(2)获益性。获益性是指让受众获得利益,避免损失。某些新闻事实对相当多的人有益处,能给人们带来某种物质需求的,使人们知道如何消费和生活,这样的事实尽管有时和人们的观点、立场、态度毫不相干,但它能满足读者某种生活需要。

(3)激励性。这属于教育价值,指提高人的正义感和生活勇气的价值。美国心理学家G.H.来德认为人都有社会化角色,特定社会总是期望它的成员按照他的社会地位行事,社会成员也总是要求自己努力表现出符合这种期望的行为来。这样就会呈现出参照群体(美国学家海曼1942 年提出)。参照群体具有规范功能和比较功能,当人们把某一群体视为自己的参照群体,那么,他们就会以该群体的目标、行为标准、伦理观念、价值判断、生活方式等来要求自己,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其规范来修正自己的行为态度。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体是意识形态的工具,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因此,主流媒介会报道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行为和意识,以期对受众群体产生影响使其修正自己的行为,因而新闻也就表现出行为激励、道德激励和思想激励的效用。一是行为激励,即报道社会模范人物的各种英雄行为,使受众在战胜社会丑恶、自我惰性等方面有了参考,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二是道德激励,即新闻提供道德榜样,把道德观点和行为具体化、形象化,产生一种感染力和影响力,受众先知后行,在对道德典范认知后内化为自己的需求,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得到调整。三是思想激励,即传播先进思想。习近平指出,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思想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思想文化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新闻的效应就是引导公众逐步改变落后的意识,形成新的观念。

(4)娱乐性。娱乐性是指人们从新闻中获得乐趣,陶冶性情或得到轻松感。娱乐性是许多软新闻的价值效应,可给人们提供快乐的享受,也可从中获得有趣的知识。各种趣闻、体育新闻、幽默事件,代表大众文化潮流,都能使受众得到乐趣和快慰。现代媒体的娱乐化倾向日益突出,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但如果过度追求新闻的愉悦性,崇尚绯闻和各种笑料,则难以避免新闻的低俗化倾向,从而导致媒体过多报道娱乐化的新闻而忽略新闻的其他价值,进而导致新闻的其他价值的丧失。

从现代新闻价值的内涵来看,只要一条客观事实能给受众带来效应,满足受众的某种精神需要,如求知、娱乐、激励等,它就可以成为新闻。这就使各种新闻新生类如史态类新闻的复活有了理论依托。尽管报道现态和拟态类新闻是新闻媒体的主流,但史态类新闻带给受众的不只是新鲜感,还有知晓性、获益性等,因而史态类新闻的复活也就成为必然。史态类新闻这一早已存在的事物因其时效性的缺乏曾被束之高阁,但随着新闻实践的变化,传统新闻业时代所强调的新闻性、新闻价值标准不再那么严格,史态类新闻的复活就有了现实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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