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的飞速进步，带来了新闻面目的不断更迭。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当下的新闻多以消费产品的样式而存在，新闻报道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日趋娱乐化。在这里，大众对新闻信息消费追求快速及时，而为追求时效，新闻的意义常常支离破碎，缺乏上下文，与邻近事物无缘。什么新鲜事，震惊的好事坏事，都像是刚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无原由可寻，就这么“发生”了。由于信息的聚合犹如一盘散沙，东一撮西一堆，人们根本不用记住前面说了什么，后话该怎么续，无需逻辑，没有连贯，一切都是轻飘飘如飞扬的柳絮。头脑像一张白纸，没有记忆负担，写上的是涂鸦，写了即抹，抹了又写。每次都是最新最刺激的信息，却缺少有恒久保留价值的东西。正如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W.兰斯·贝内特（W.Lance Bennett）在他的《新闻：幻觉的政治》一书中谈道：“经过当今记者笔下许多新闻报道的折射，日常生活的真实世界便被分解成含义不定随波逐流的碎片了。在这一折射过程中，发端于同一政治动因或经济动因的诸多事件，常被视为仿佛彼此独立互不相属。长期的趋向和历史的格局很少能够成为新闻的要素，因为它们难于像简单的新闻报道那样轻易说清。一个个孤立事件纷纷攘攘地充斥于截稿时刻。公众看到的不再是维系于历史、经济和政治的清晰潮流之中的那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看上去被武断而神秘的力量驱入混沌之中的世界。”^[27]而在这个世界里，强调的是享乐主义，也就是追求及时享乐、培养外露的生活方式和发展自恋的个性，而没有激情、没有高潮、没有精神的愉悦；强调的是对物质的精益求精和永无餍足的渴求，在一次性的、短命的、快速的重复、模拟和批发中，以放弃对意义的追问和对现实的思考为前提，不断制造着缺乏理性光芒和诗意缠绵的流水线快乐，不断怂恿着人们过量消费而造成精神颓丧，而底层的艰难和困顿，历史的真相和意义始终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消解、遗忘。^[28]在这个世界里，历史被平面化消解，一切曾经严肃发生的事情都被加以调侃模仿和游戏化消解，大众的自我记忆和历史记忆彻底瓦解。于是在精神层面上，大众成为孤独的流浪者。就像米夏埃尔·贝内迪克特所说：“所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我们变成了流浪者——时时刻刻互相联络的流浪者。”^[29]

德国批评家本雅明曾逆历史的主流而批判技术进步、科学发展和工具理性的历史神话。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必须发掘现代化进程中另类的蹊径、层次与想象，质疑其程序化叙述及带来的新闻的庸俗化。而怀旧心理及其所构筑的文化记忆恰恰是圆满的、统一的、稳定的、完整的，它在本质上就是希望“退回到历史上一个较少复杂的时刻和个人经验”。“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人生经验。怀旧不仅仅表达了文化心理对过往物、事、人的眷恋，而且隐含着对主导历史冒进有力地质疑和对抗。怀旧并不意味着在新旧两极之间非此即彼，更不是单纯的厚古薄今，而是在历史的运动中权衡比较时间前后流程中相呼应的节点，判断历史进程的合理性，权衡对于大多数人的利弊。^[30]这样，我们可以在当代历史书写中发现“他者”——记忆的氛围，产生自我批评，不断反思、阐发潜藏的文化记忆。正如人类学家林耀华所言：“一个人记得旧事越多，他积累的新经验也越多。”^[31]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怀旧成为最切近人类心灵的审美方式，它化解了人们面对现实时产生的诸多忧虑，促使人们在怀旧中参照历史坐标确定前行轨迹。于是一批富有民族责任感的学人开始向民族文化的深处寻根，力图通过记忆来重新构筑统一的传统和文化。如20 世纪90 年代后的一系列书写记忆的实践，努力唤起过去的情形，探索未阐发的意义，在文学创作上出现寻根文学，新闻创作上则出现了史态类新闻，它通过“让历史告诉未来”型和“老照片”型使历史事实与现实热点相接，给受众以抚慰。前者主要是“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天的背景，说出明日的意义”，后者主要是“历史是人的自传”，从回溯中得到情感的慰藉。正是这样的史态类新闻以其更广泛的历史深度反思历史、阐释历史，把历史引进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日常体验之中，为受众提供某些记忆、思考的影像，提供一种历史的观照，提供一面人类现实的生存之镜，从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理解人类自身的处境和生存状态。(www.daowen.com)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曾把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力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 年代是“解气”的时期，90 年代是“解闷”的时期，进入21 世纪则是对人们进行精神安抚的时期。这也就是说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被赋予社会监测者甚至“灵魂工程师”的角色，在追求“眼球效应”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媒体不应漠视苦难，轻薄历史，缺少人文关怀；不应忘记自己作为时代航船的瞭望者所承载的社会责任，这是传媒作为社会公共媒介必须承担的义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传媒是通过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来改变社会的，因此，传媒的产出经常不能用明确的经济效益来衡量，无法进行标价评估。经济学家在分析自然资源时，注意到自然资源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属性：可分拨性和不可分拨性。可分拨（appropriable）资源是指主要成本和利润都能被纳入市场，消费者能够获得商品的全部经济价值的资源。不可分拨（inappropriable）资源是对个人免费而具有社会成本的资源。不可分拨资源具有外部性，消费这样的资源，将对其他团体给予无需补偿的收益或强征不可补偿的成本。传媒的信息扩散在社会空间内，实际上就是在占用不可分拨资源。^[32]利用这样的资源，媒体理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少牺牲他人的成本，为社会多提供无需补偿的收益，而不应污染社会环境，让所有人都为媒体的行为付出代价，最后只能借助对已然消逝的文化的记忆和想象来平衡紧张的现代生活。因此，在面对消费文化的激烈冲击时，媒体从业者中“有人回归传统，标举士气逸品，有人剪断历史，直奔未来世界”。也就是一部分新闻从业者走向迎合受众、追求受众至上的道路；而另一部分新闻从业者却在冲击中意志弥坚，不断寻求新的表达方式，以期能在其中坚守着优秀新闻从业者的文化责任，执行着人们对自身精神家园的守望。史态类新闻作为媒介人思考历史现实未来的见证，正是对媒介人所介入的社会进程的负面功效的克服，从而实现媒介人的精神守望和对当代文化的书写。于是，史态类新闻复活的一个功能就是负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而前行。此外，由于在传媒日趋多元化的竞争中，同源新闻越来越多，独家新闻逐渐减少，媒体间竞争已从独家信息的竞争转向独家分析的竞争，史态类新闻因得到受众关注促使从业人员对其重新审视，成为各大媒介的独家新闻的热选点，通过新闻与历史意识的互渗，不断营造一个个怀旧时空，以逗引消费者的快感，达到虚拟的满足，从而达到媒介与受众的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