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现代媒体的诞生与发展,媒体上一直存在着一种报道样式,它静悄悄地站在角落近一个世纪。而近20 年它却以不可忽视的劲头茁壮成长并开枝发芽起来,这就是史态类新闻的复兴。
从报道类型来看,随现代传媒而诞生的纪念性报道因国人的怀旧情结愈浓而愈丰富,如2005 年全球性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 周年、2015 年70 周年的活动及报道,让世人在痛楚和回忆中缅怀先烈,开拓未来。2006、2016 年纪念长征胜利70、80 周年,国内媒体多天的连续报道,通过当下的人事切入历史,将追述和怀想作为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完成了国人对于长征的想象——有关艰苦、执着、牺牲与胜利。《武汉晚报》“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范春歌带着“为什么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航海没有带来地理上的发现?”等一系列萦绕在读者心中的历史问题,开始了“重走郑和路”的越洋采访,通过重温古航海史写出了获奖作品。而早在1999 年,《北京青年报》就采用了一种新的新闻形式——追溯新闻,《追忆英雄瓦尔特》利用档案所提供的资料,用熟悉的历史事件,熟悉的电影画面,熟悉的歌曲,唤起了中国人民对当时的南斯拉夫这个不屈的国度的同情和敬意,历史由此闪出了新闻的兴奋点。
从栏目(节目)来看,一个个以过去事实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栏目不断涌现。《南方周末》于1998 年,通过实验周刊把《解密新闻》悄无声息地摆在读者面前,并逐渐受到读者的欢迎,3 期过后,编辑才露面《告读者》,直截了当地称“解密新闻要做的内容,可用两句话来概括‘已经成为历史的新闻,当年新闻背后的历史’”,《解密新闻》2001 年改为往事版,成为《南方周末》的招牌版面。2000 年新华社开辟了《世纪旧闻新读》栏目,以1900 年的报纸内容为横切面,寻找价值较高的“旧闻”,对照当今现实,挖掘丰富内涵。2007年《北京日报》的《纪事》栏目,从诞生之初的切合新闻热点回顾历史事件,还历史以应有的厚度;到现在直接用“纪事”体裁报道新闻,用新闻人写历史的独特视角,融合新闻与副刊,实现了新闻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结合。2013年,湖北日报社开办《档案解密》,提出“为您梳理珍贵档案背后的故事,明晰历史脉络;我们还会联系实际,今昔对照,思考总结,发挥档案资政启迪的时代作用。新闻纸,记录当下;档案纸,留存过往。当两者相遇,穿越的精彩,请您关注”的开栏语。2000 年开播的湖北卫视品牌栏目《往事》,通过“倾诉者”回忆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来展现“小人物大命运”,开播第二年就与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实话实说》一同荣获2001 年“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社教类一等奖,荣获2004 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十佳新闻栏目”,并被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特别授予“全国荣誉新闻栏目”称号。2012 年湖北卫视又开办一档讲述式揭秘类人文专题节目《大揭秘》,旨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另眼”去看大人物、大事件、大历史;为观众讲述一个个意外的故事;带给观众一个个震撼的发现。凤凰卫视也于2004 和2005 年分别推出了《凤凰大视野》和《口述历史》两档节目,选取敏感有争议的重大事件,采访历史亲历者,从不同的角度回望历史往事。《看历史》杂志则是中国第一本“以新闻方式发现历史”的新锐历史类新闻杂志,着力于发掘、显现、记录和品味历史中本真、生动、细腻的事实,不仅提供有价值的历史记录文本,更为读者提供高品质的阅读体验和开阔的思想空间。澎湃新闻成立《私家历史》频道,从网络、出版、纸媒和线下沙龙等路径全方位出发,打造中国最具现实关怀和国际视野的历史平台。人民网专设《党史》频道,对共产党历史中的人、物、事进行报道,东方网《历史》频道以解密轶闻密档、讲述上海往事为己任,设置了12 个栏目,包括听潮、滚动、独家策划、海上人物、轶闻秘史、家族往事、铁马金戈、珍档荟萃、上海城市、建筑掠景、镜像历史、党史频道等。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为人民日报所办,提出口号“真相、趣味、良知”,设置了人文地理、史家谈兵、晚清人与事、民国范儿、中国与世界、果粒历史等栏目。凤凰网《历史》则秉承“用历史照亮现实”理念,出品内容角度刁钻,廓清真相。(www.daowen.com)
从媒介人价值观来看,第89 届“普利策调查性报道奖”桂冠颁给了一个典型的史料性报道《一个30 年的秘密》的作者——《威拉米特周报》的尼格·贾奎兹(Nigel Jaquiss of Willamette Week)。在国内,获得第22 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91 年前的今天,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一文只有导语和结尾为新近变动内容,且只占正文(790 字)的18.9%,其余全是背景资料。
越来越多的报纸、电视、广播、通讯社、网络等大众媒介及各种公众号进入历史,把历史事件当作新闻事实,用新闻视角探访历史事件,组织经常性、系列化的报道。正如密苏里新闻学院在《新闻写作教程》中提到的“近年来,报纸已经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篇幅,来报道无法以大多数的传统标准很好地加以判断的新闻。它们往往并不含有冲突。它们很少表现任何怪诞的事物或者涉及名流的言行。许多报道并没有时效性。只有一些报道将接近性作为因素。”[2]那么,这些过去事实的报道属于新闻吗?它具有自己独立的形态和范式吗?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什么?它的吸引力究竟何在?它到底满足了人们什么样的需要?它又能为今天的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带来什么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成为本书探讨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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