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1978年以来的新闻学研究和教育，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传播学的引入。对其历程进行讨论，近年来已成显学，相关论著中精辟者多如繁星，笔者此处也就不再续貂。虽说当时对域外的学术文献获取远不如今日方便，大陆学者对传播学的知识版图还有待完备，但作为认识框架的传播学，却迅速在中国大陆完成从“他山之石”到基本框架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张隆栋、郑北渭、陈韵韶等前辈自然是里程碑式的人物，此处亦不赘言。这里仅只介绍两篇此前常被忽略，在整个传播学的引入过程中似乎并非格外经典，但对此后新闻理论研究的“传播学转向”关系重要的文献。

第一篇是王中所撰的《论传播工具》。该文从新闻媒介作为传播工具，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是如何与历史情境的关联互动着眼，勾勒和提炼出大众传播工具的本质，“实质上不过是人的传播器官——嘴巴的延伸”^[24]。王中在此基础上揭示大众传播工具为什么只能出现在近代，而不可能在古代社会里产生：“古代社会不能产生大众传播工具，也是由于生产方式决定的。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和外界的联系极少，并不需要了解很多新闻；整个社会几乎是凝固不变的，变动极其缓慢，也不可能产生很多新闻。”^[25]基于这个判断，王中认定有了政党才有了报纸的说法不能成立，诸如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内的各种论断只是描述报纸的属性而非其实质。从这个脉络看过去，没有观念只有事实的新闻在现实中也是可能存在的。而且，在有一定观念的新闻中，事实和观念也是可以分离的，“它（新闻）不像意识形态那样，去掉了观念，什么也没有了”^[26]。因此，新闻和意识形态虽然经常存在关联，但新闻本身并非意识形态。从该文的论证方式，不难看到王中仍然秉持着一向的历史主义路数。正是凭借历史主义的语境，他才得以化解（当然，并非是否认）“新闻”“新闻事业”和阶级斗争是否必然存在关联这一难题。这番谈论的结果，实际上就是从理论上拆除了横亘在“新闻事业”和“传播业”，“新闻学”和“传播学”之间的诸多壁垒，而以“社会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历史中的社会性，来统合彼此的共通之处。这就为“新闻理论”与“传播理论”的打通，为作为框架的传播学被引入中国新闻学建构了合法性。(www.daowen.com)

第二篇是郑兴东、陈仁风的《传播方式的探讨》。该文暂且未对新闻活动、新闻事业的根本属性做出明晰的判断，但却将单向传播、回应传播和相应传播，集中传播和分散传播，组合传播和非组合传播这几对概念引入对中国报刊运作的分析。^[27]实际上，这种暂且悬置定性而聚焦于本土个案的研究，为传播学理论进入新闻学研究开辟了方法意义上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