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弄清楚什么是“乱”，却未必就能回答什么才是“正”这一问题。单凭“拨乱”，驳斥了“乱”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厘清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整体上正确的前提下，为何会出现“文革”乱相这样的畸变末流，也不足以建构起既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又在逻辑上架构上齐整完备的党报理论。因此，对“正”的理解和诠释，必然是绕不开的必经环节。相对而言，“反正”虽然和“拨乱”在理论上可以算是一体两面，实际操作起来却明显有难度，也更需要深度。因为这样做必须既要确定自身的立场，还要自行选择问题作为讨论的切入口。

　　作为导师中的导师，马克思关于报刊的论述自然是无可置疑的正中之正。然而在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其他导师那里，相关论述与马克思不尽相同也所在多有，甚至在马克思本人那里，在不同的年代、局势、事件背景下，对报刊和新闻的论述，单从字面看，也不完全一致。对这种情况又将如何分析、评价乃至处理？“正”的边界究竟在哪里，都需要正面的回答。就基本立场的选择而言。这一时期的新闻理论研究中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是以甘惜分在《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为代表，全部接受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新闻观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观点，在接受的扬弃。具体而言，就是在认可马恩晚年关于党的机关报论述的同时，不把他们早年的，如“人民报刊”“第三因素”等观念看作无产阶级党报思想的当然组成部分，不作为“我们研究新闻学的指导思想”。^[8]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活动的早期，还没来摆脱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1848年革命以后，尤其是越接近晚年，“他们的思想才越加成熟，为无产阶级和党的事业的斗志越是坚定。他们的办报思想也是如此”。^[9]从这段话中，自然可以看出，并存的另一种路数就是认为应该对马克思早年的报刊观念给予同等重视。实际上，这也正是“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这一话题在新闻学领域内的体现。(www.daowen.com)

仅就1983年的情况看，无论是在新闻理论研究界，还是在整个人文社科学界，这两种路数，论证上各有所据，理数上各自成理，声势上平分秋色，为学科在问题上的扩展、探讨上的深度都做出了切实的贡献。说得更细致一点，前一种路数在党报理论框架的建构上见长，后一种路数有助于更加完整地认识马克思等人的报刊观念及其流变。如果视野稍微放宽，不仅局限于直接就理论而谈理论，还可以看到另一种做法——在这两种路数之外，又为它们提供共同的论说话题和依据。首先，根据眼下可得的材料，对无产阶级报刊活动的历史做出尽量详尽的梳理，或者是对相关的基本文献进行整理和汇编。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当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撰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撰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以及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撰的《中国报刊广播文集》。《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正式出版是在1983年，但两位主要作者童兵和郑保卫，在1978—1981年（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大体完成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汇集了从建党初期到1949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出版事业和党报的大量一手文献，其中相当部分首次公诸于众。从研究看，代表性的论文有蓝鸿文《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编辑部》（《新闻学论集》第1辑，1979年）、赵水福《列宁领导〈经济生活报〉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新闻学论集》第1辑，1979年）、李廉《周恩来同志与南京〈新华日报〉》（《新闻学研究资料》第1辑，1979年）、金耀云《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新闻学研究资料》第1辑，1979年）等。在这些论文中，对后来的新闻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