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直接拨乱，是直接以“文革”时期（尤其是源自“四人帮”的）关于报刊的论调作为驳论的对象，由破而立地建立起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新时期建设实际的党报理论。它可用当时使用频率极高的一句话概括——把被（四人帮）颠倒的路线再颠倒过来。在这种范式下的新闻理论研究，在结构上大致遵循着“提出驳论对象—展开驳论—确立自身结论”的模式。综合所论问题和概念在党报理论中的重要性，综合论证的力度，产生的影响看来，在1978—1981年，此类论述当以成美的《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几个问题》（《新闻学论集》第1辑，以下简称“成文”）、陈业劭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新闻学论集》第2辑，以下简称“陈文”）为典范。

在党报理论中，“党性”是至关重要的概念。包括党报在内的意识形态战线向来举足轻重。“文革”时期，虽然取消中宣部，“宣传口”却始终被“四人帮”把持掌控。他们凭借“两报一刊”的特殊地位，运用“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运作模式，对新闻传媒的操控可谓得心应手，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害也历历在目。这种后来被称为“帮报”“派报”的运作模式所以能够得势，除了“四人帮”的政治身份优越，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报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解释越来越“左倾”和片面，乃至于流入“思想专政论”和“报刊专政论”的误区所致。

要驳倒“帮派新闻学”，首先就要在逻辑上摧垮它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就是必须证明“帮派新闻学”对“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论”的解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因此，“帮派新闻学”对“党性原则”等问题所做出的诠释都是立不住脚的，是伪马克思主义的。陈文引援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新事物而斗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专政”的论述，对“报刊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报刊是怎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两个命题进行了辨析。陈文认为，报纸的确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在新时期也应当继续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而服务。但是，“实行专政的工具”与“实行专政的暴力工具”并不等同，应该采取思想批判的方式，通过说理斗争来进行。思想批判本身剥夺不了，也不能剥夺被批判者的任何政治权利，不能对被批判者使用任何暴力。因此，思想批判与以暴力手段为依托的，以剥夺被专政者权利的直接的“实行专政”有性质上的差异。林彪、“四人帮”对“报刊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歪曲、滥用，也正是基于对两个命题、两种手段的刻意混淆。^[2]而且，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我国向来就属于人民的范围，所以简单得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本身就并不妥当，就更不要说以新闻报刊作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3](www.daowen.com)

成文在论述何谓“无产阶级报纸党性原则”时路径大致相同，依据革命家的原著来驳斥“帮派新闻学”的错误。该文刊印于1980年9月，此前召开的第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平反了刘少奇冤案。因此，刘少奇在1948年10月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也就从被批判的“毒草”一变而为展开批判的理论论据。成文认为正如刘少奇这次讲话中提及的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新闻工作者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报纸应当做好党联系群众的纽带等观念才是对我国党报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总结。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郑重态度，表现了共产党人对人民的极端负责和无限忠诚，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宝贵财富^[4]。林彪、“四人帮”对此类马列主义新闻学基本观点横加污蔑，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口号下，强加民意，扼杀民主，借报纸大搞造神运动，制造现代迷信，在“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捏造事实，篡改历史，制造冤狱，残害人民，“这种报纸，如果说它有党性的话，那也只是法西斯的党性，它跟无产阶级的党性是水火不相容的”^[5]。因此，对“报纸的无产阶级党性”应该是什么又不是什么进行正本清源的梳理，“把颠倒了的理论是非颠倒过来”既是科学探索的必要，更是现实工作的当务之急。^[6]从工作路线上看，报纸的确是批判的武器，但是这种批判的力量绝不是来自辱骂和恐吓，而是来自真理，只有使人民信服，才能使敌人害怕。“依靠写作班子办报，既是对全党办报的违背，又会使群众和党报的联系多一层阻碍”，因为“写作班子的任务既然是给报纸写稿的，稿件见报就成为它努力争取的目标；这样，就很容易服从于个人意志和利己的目的，就很容易按照‘事实为政治服务’的逻辑办事……在一定情况下，说假话成为自然的结果”^[7]。这种研究路径当然具有鲜明的对策性色彩，遵循的论证线索也是藉破而立，在当时具有无可置疑的现实意义和当下价值。实际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对策式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大陆人文社科研究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