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源出《公羊传》“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在当时的语境中，多被用来特指纠正“左”的错误，使局势趋于稳定。其时间大致开始于1978年，收结于1980年代初期。在事件上，开端于大规模地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深化于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成形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基本路线的调整，完成于十二大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化认识。“拨乱反正”是党在指导思想、工作路线、组织人事上，从“十年浩劫”和两年徘徊中摆脱出来，走向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必经环节。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观中，包括新闻传媒在内的文化事业，向来被看作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其他产业门类而言，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和直接。如果不对新闻业究竟是什么，源于什么，在整个社会运作过程中究竟应该诉诸怎样的方式，起怎样的作用这一系列问题，做出既合乎社会实际又与革命导师的教导相吻合的回答与解释，势必会影响“拨乱反正”在思想层面的完整性和彻底性。同时，包括报刊观念在内的文化事业观和意识形态观又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等错误思想的误导尤其严重。因此，以上述这些具体问题为核心，对新闻理论进行正本清源显得尤其必要和迫切。(www.daowen.com)

“拨乱反正”也好，“正本清源”也罢，作为根本原则的意义当然不言自明，要加以具体落实却并非易事。究竟什么是“乱”？又当遵奉什么为“正”来加以评判、纠正？究竟何为“本”，何为“源”？首先需要解决的仍然是标准和尺度的问题。“文革”期间的报刊观念和报刊实践，自然是“乱”，然而是何等原因造成这样乱相？这些问题，在今天来看自然已经是完成时。但以体察的视角来回顾30多年来的情形，仍然可以感受到先行者面临的艰难、艰辛，甚至是风险。这种既愿意为探索真理不惜一己得失，在面对诸多难题时又必须严谨审慎的处境，在当时又岂止是新闻理论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独自面对？好在这几年里，人文社科的整体研究环境不断改善，在新闻理论研究领域内，再也没有出现因言获罪、因人获罪的现象。这就使得研究者在面对和围绕“拨乱反正”这个共同主题时，只要能够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就可以秉持不尽相同的主张、取向和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