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1年的新闻理论研究，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既是对此前的恢复性成长。研究的宗旨又呈现出明显的现实取向，对“乱”的反思是研究者共同面对的主题，对“帮派新闻学”以及成因的驳斥是它们共同的起点。当然，在“拨乱”的同时，还必须“反正”。而他们对什么是“正”，如何才能认识到“正”，在立场判断和认识路径上的差异，也就为新闻理论的后续发展，带来了未尽相同却又各自成理的路数。沿着这种由问题而发现路径，又由路径而衍生问题，初步形成的新闻理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这就为80年代新闻理论研究的兴旺，既打下了基础，也奠定了基调。本章就将以此为中心线索，从“问题”和“路径”两个维度，勾勒这几年新闻理论研究的概况。

　　大致而论，1978—1981年的新闻理论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在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上，在坚持基本政治原则的前提下，不断突破此前的藩篱。不仅对“文革”时期的乱相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剖析。还从时间和逻辑的维度上，对乱相的来龙去脉如实的探究。这不仅需要时间、精力和智慧，更重要的是，还需要足够的勇气。第二，中国大陆的新闻理论原本就根基较弱，即使在“文革”以前也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1978年，新闻学的“家底”不仅跟与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曾经有过丰厚积淀的学科相去极远。即便是在内部，新闻学距离其他两个重要分支——新闻史和新闻业务也有明显的差距。^[1]此时的新闻理论研究所要做的还不是兴灭继绝，而是白手起家。可就是短短数年间，其发展可谓一日千里。不仅涌现成批的高质量专题研究成果，还建构出较完备的框架体系。这样一来，新闻理论研究不仅扭转了此前的薄弱地位，而且走在整个新闻学研究的最前沿，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不仅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的核心优势仍然无可动摇，还从中衍生出诸多极富生机和力的新兴分支。第三，新闻理论从几乎一片空白到迅速取得可观的成果的框架，既得益于时代的召唤，也是研究者群策群力、精勤耕耘的结果。(www.daowen.com)

将观察的视野再细化点，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新闻理论研究，还具有两个特征：其一，高校新闻系和研究所比翼齐飞、并驾齐驱。在高校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都源远流长，虽经“文革”重创，但仍然各自拥有一批在同行中堪称上乘的师资力量。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上至王中、甘惜分、宁树藩、林珊、余家宏等前辈，中及何梓华、成美、丁淦林、郑兴东等任教多年、年富力强的中年骨干，加上童兵、李良荣、郑保卫等正在攻读研究生，却人近中年，更亲身经历建国以来种种沧桑的“年轻人”。转眼之间就既各有专注，又梯队完备。在研究所方面，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首推1978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相对人大、复旦而言，温济泽、安岗、戴邦这代开创者多来自新闻领域的第一线，他们对过去新闻界的种种，有着更加亲身的体验，还与领导层保持着直接的关系。因此，社科院新闻所的学风更加贴近一线和敢言能言。此时的社科院新闻所还拥有最为庞大的研究生群体。开放的学风加上人员、资料的数量优势，使得社科院新闻所在稍后的80年代中后期，得以在同行中处于全面领先的位置。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以外。这一时期，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出现具体而微的类似机构，这类研究机构通常是靠在本省的党委机关报或者新闻协会下边，由已经或者临近退休的老新闻工作者主持。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力物力并不丰厚，甚至连人员的正式编制也没有，更未招收研究生。随着岁月推移，当创始人或是年事已高甚至谢世，这些机构逐渐不为后来者所知。但在当时学科刚刚重启，新闻院系远未如后来那样遍地开花，在相当多的省级区域，专业的新闻学研究者几近于零。这些机构的存在，对新闻理论，乃至新闻学在所在区域的引入和扩散，起筚路蓝缕之功。如甘肃省新闻研究所的张默，黑龙江新闻研究所的万联众，陕西省社科院的何微、陈步南……这些机构和人物的名字，实在应该永远被后来者所铭记。其二，出现了一批以新闻理论论文为重心的学术刊物。《新闻大学》（复旦）、《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北广）、《新闻学论集》（人大）一直延续到现在。诸如《新闻学研究》（复旦）、《新闻学研究资料》（黑龙江）虽然已经不再出刊，但实际上也融入其他学刊。这些刊物的出现，既为新闻理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传播的平台，更为学者的争论和交往创造了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