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能看到的文献里，“同人报（纸）”一词最早出自陈铭德。在1957年5月17日记协召开的第一次新闻界人士座谈会上，他提出要办“同人报”。^[12]到目前为止，陈铭德的这次发言，也只能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大概，他心目中的“同人报（纸）”到底是怎样的，具体细节无从得知。但在同一天的同场合，邓季惺却建议在现有的几张非党报纸之外，在各地再创办几家集体所有制的报纸。^[13]陈、邓夫妇所说的应该是同一回事情。也许因为较为醒目，5月18日，也就是这次座谈会的最后一天，邓季惺也使用了这个提法。^[14]他们何以要提出“同人报”这个名称，具体原因目前难以查考，但从1957年的历史情境中仍可大致把握个中的理路。1956年后，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生产资料悉属公有，不仅是现实状态，更被公认为理所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办非国有报刊，唯一可能的所有形式就只能是同属公有的集体所有制。换句话说，在陈铭德、邓季惺那里，“同人”其实就是“集体”的同义词。论述至此，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按照陈邓的原意，中国大陆的历史上，这样的“同人报”其实就根本没有真正存在过，顶多只能算是并不完整的构想。此时正是“大鸣大放”的高峰期，陈、邓的讲话又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同人报”也就随之流传开来。

也正因为在社会范围内，这一提法既声名远播，具体含义却并不分明，才成了什么都可以往上放的“箭垛式”表述。各方人士在袭用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所指的其实未尽相同。例如在此后的9月5日，《新湖南报》头版刊出新闻，称唐荫荪、钟叔河、朱纯等五人，“阴谋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要创办“同人报”^[15]。被点名批评的五人，当时都是湖南省委机关报的记者和编辑，他们想办的只是一份新的报纸，未必就如邓季惺所说的那样，属于集体，而非国家所有。

陡然之间，“同人报”名声大作，自然也引起决策层的关注和解读。在解读的过程中，当然也包括对提出者动机的推测。“同人”，在前资本家陈铭德、邓季惺那里，固然体现的是他们心向公有。但在共产主义者那里，却更像是小群体、小团伙的代名词。何况如前所揭，早在十多年前，“同人办报”就既在党报理论中被赋予了明确的含义，又被确认为“全党办报”最大的现实对手。建国以后，对私营报业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完成。到了1952年，全国新闻机构悉归国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都直接归属党所领导。这样的所有制状况，跟延安时期的根据地并无二致。在这种情况下，能对“全党办报”构成挑战的，仍然有且只有“同人办报”，它依然受到高度的警觉。“同人报”的提法，既无形中触及底线，又含糊不清，难怪会引起联想乃至怀疑。适逢其会，在5月份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诸多老报人对报业的现状又都颇有微词。例如也是在5月18日，毛健吾又建议得让“老报人归队”。^[16]陈、邓夫妇在历史上并非全然是革命的同路人，毛健吾的政治履历就更是复杂，公然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未免太不避嫌疑。他们的建议时间上却又如此接近，这样一来，原本可能只是随口一说的“同人报”，就极易被叠加上各种意义。须知“全党办报”早就被确立为办报的唯一正确路线，同样是办党报，同样是由党员来办报，“同人办报”都已经不正确在报业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还要办根本就不是由社会主义者来掌控，也并非党报的“同人报”，也就更背离了“全党办报”。“同人报”之于“同人办报”，其性质已经截然不同，已经不是工作路线，而是基本立场的问题了，必须迎头痛击。

到了6月24日，陈铭德在第二次座谈会上宣布收回这一建议，并且表示要检讨自己错误的思想根源。^[17]这次发言，同样也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在定性为错误的同时，“同人报”却又再次扩撒了开去。当然，这次是被附带上权威的诠释。1958年5月，邓拓这样论断：“他们要办‘同人报’，同我们唱对台戏。什么叫作‘同人报’呢？这本来是在资产阶级个人支配下‘自由组合’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用来掩盖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一块假清高的照牌。在我们这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抬出这块招牌是毫不足奇的。他们所说的‘同人’当然是一班志同道合的人。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他们是什么志相同，什么道相合呢？如果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志同道合，就一定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志同道合。不可能有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志同道合（当然，也许还有封建主义的志同道合，那更应该打倒了）。”^[18]

综上可以看出，“同人办报”和“同人报”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概而言之，在当时的语境下，“同人”的所指大不相同。前者描述的是运作模式，要办的仍然是党报。后者则侧重于所有形式，试图在国家所有之外办报，有所保留。而从意义的建构过程看，“同人办报”从一开始，就是在党的理论体系下，是先被统一的逻辑严格地描述和辨析，然后再付诸传播；“同人报”却是原本面目含混，在被匆匆公布以后，再被不同的阐释者分别地赋予含义，由于预设前提和判断标准不尽相同，对“同人报”的理解自然也就大相径庭。

从观念本身也是在传播中流变的角度看，两者之间的相关不仅是偶合。即使陈铭德完全是信手说来，唐荫荪、钟叔河、朱纯等人本身就是党报成员，对于“同人办报”，即使是作为反面教材，也应当相当熟悉。这恰足以说明，早在延安时期，就体系完备的党报理论，在1949年以后，又在全国范围内被进一步确立为正轨，在有所凭借之下广为流传。数年之间，已经浸润为业界中人共同的思维框架。乃至于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持有怎样的具体构想，也不管是否了解个中原意，乃至真意，只要想对自己的主张有所表述，也只能在其中既有的表述中来寻找话语资源。从起源看，“同人报”一开始的确是以“机关报”为参照提出。更确切地说，是在“机关报”已经被确立为正统、主流的情况下，以自认配角来寻求聊备一格。所以，因其建构方式，“同人报”始终难以，甚至不可能成为一个严谨的“概念”，而只能是一个在语境中被赋予意义的“观念”。经过那场事件，“同人报”声名鹊起，几乎人所共知。但是，对它的不同理解，可以说是各说各话。但除了“同人报”是“非机关报”以外，在内涵上却难以形成共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情境逐渐淡去。本意的含糊、声名的显赫、语境的消散，三重因素相互叠加，使得“同人报”的具体面目仍是模糊到连来龙去脉都不甚分明，却又带着“非机关报”的定位，进入人们的集体记忆，乃至成为表述的元词汇。因此，人们往往既难以分清它究竟只是未能实现的构想，还是的确存在过的现实，但论者会在“非机关报”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使用。自然，只要所描述的对象的确并非“机关报”，就不至于出现言说的窘迫。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既是后出，在实际中又从无严格的对应之物的词汇，会像本章开头部分所引两条条目那样，被用来描述诸多既是先有又是现实的存在。这种情形，恰如休谟所说，“在我们习用了任何一种名词以后，则它虽没有任何清晰的意义，我们也容易想象它附有了一种确定的观念”^[19]。

【注释】

[1]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361.

[2]董荣华.同人报[M]//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67.

[3]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67.这句话出自邹代钧光绪二十二年致汪康年函，全文是“今欲合诸西学为会，而先树一学会之的，甚不容易。若能先译西报以立根基，渐广置书籍，劝人分门用功，相互切磋。以报馆为名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时务报》因为该归属上海强学会还是未开的中国公会引起争端。

[4]王鹏.《大公报》的资金与股份变动情况[J].百年潮，2001（8）：62-63.据该文所叙，虽然几乎从未派息，但是新记《大公报》的股权分配从来都很清楚。直到1948年以前共派发“荣誉股”3次，共有27人获得。

[5]列宁.从何着手[M]//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全话是：“但是，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

[6]党和党报[M].解放日报，1942-9-22：1.(www.daowen.com)

[7]江苏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江苏省志.报业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86.这是笔者查阅根据地涉及的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河南各省省志相关部分，以及燕京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报界交通录》（1933年版）的结果。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城市——江苏盐城为例，战前的常住人口不超过5万，仅在不同时期，断断续续地存在过《东台日报》（1912—1913）、《盐城日报》（1927—1928）、《民声日报》（1931—1937）、《新公报》（1931—1938）等四份民营报刊，而且到1938年都已停刊。

[8]河北省税务局，山西省税务局.华北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M].第3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430.后人在追述晋察冀边区《抗敌报》时，常用“八匹骡子办报”形容其艰苦。此说诚然不错，但是当时的晋察冀边区相当贫困，1942年全区人口约2 000万，正规部队9.5万人左右，财政收入仅35.6万石小米。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第十三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48、149.能拨出这些物资来办报，已是竭尽所能。另据1941年7月4日下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如晋西北这样在地域上具有独立性的区党委，除了作为党和党所领导的军、政、民的共同言论机关的政治性报纸（最长间隔为三日刊）、作为社会教育的通俗报纸以外，诸如政治杂志、党内月刊、党领导下的综合文化刊物，都可以视情况决定办或不办。从中也可既看到根据地此前在报刊工作上投入了可观的资源，也可管窥当时物资条件的匮乏。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1941—1942）[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1.

[10]中央书记处关于报刊通讯工作的指示（1942年10月28日）[M]//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1941—194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53.

[11]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报刊研究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6.中央书记处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1942年10月28日）从时间上看，这里所说的西北局作法当是指《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1942年9月9日通过）中所规定的各种做法。西北局每月讨论一次《解放日报》关于边区问题的宣传方针；《解放日报》编辑部和西北局相互派人列席会议；各级党委必须汇报对《解放日报》所做工作；各分区党委和县委宣传部长担任《解放日报》通讯员；各机关学校负责同志要经常为《解放日报》写文章；各级党组织、党员，如受到《解放日报》批评，应在最短期间作出答复，否则将受党纪制裁。

[12]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继续举行、老报人批评现在报纸的缺点[N].人民日报，1957-5-18（2）.

[13]朱正.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339.

[14]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结束提出许多新闻理论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N].人民日报，1957-5-19（2）.

[15]朱纯.关于“同人报”[M]//钟叔河.偶然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31-36.

[16]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结束提出许多新闻理论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N].人民日报，1957-5-19（2）.

[17]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批判顾执中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N].人民日报，1957-6-28（2）.

[18]邓拓.新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共北京市委和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干部大会上的报告[J].新闻战线，1958（5）：12-19.

[19]休谟.人类理解研究[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