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党报》（1942年9月22日）开门见山，从列宁的名言“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中引申出这样一系列问题：“我们真正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没有？我们各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者，真正照这句话去做了没有？如果仔细的一检查，就会知道我们多少还有些以背诵名言为满足，言行不一致。所谓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这个“集体”是个什么意思？”^[5]紧接着，该文自问自答，详陈对“集体”当如何理解：“报馆的同人也算是一个‘集体’。如果说这个‘集体’就是指报馆同人而言，指几个在报馆里工作的人员而言，那末，报纸就不成其为党报，而成为报馆几个工作人员的报纸。在这个报纸上，报馆同人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好恶、兴趣来选择稿件，依照自己的意见来写社论、专论。总而言之，一切按照报馆同人或工作人员个人办事，不必顾忌党的意志，一切都按照自己的高兴不高兴办事，不必顾忌党的影响。办报办到这样，那就一定党性不强，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对于党的事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所以，所谓集体宣传者组织者，绝不是指报馆同人那样的‘集体’，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6]在这样的语境下，“同人办报”的含义相当清晰。从以上两段引文大致可以看到这么三层意思：第一，这里所说的“报馆同人”是指“我们”，也就是整个党组织中的一部分。也就是专门从事党报工作的党员。第二，按照作者的观点，“集体”虽有大小之分，但只有“整个党的组织”，才应该是党报的使用者。第三，“同人性”和“党性”水火不容，如果以报馆同人的偏好和倾向，作为党报社论和专论的依据，那么必定会对党的事业造成损害。

单从逻辑上来看，将这样的“同人办报”树为“全党办报”的首要对手似乎并不周全。因为两者之间的对立仅存在于党报体制的内部，被办的都是党报，所有权的归属毫无问题。然而，“报”与“党”之间并无必然关联，要将“全党办报”确立为运作报刊的正轨，似乎首先要做的是将所有报刊都纳入党报体系，而非党报究竟该怎样去办。但在当时的现实情境下，这样的话语建构自有其现实成因。整个抗战期间，根据地基本处于欠发达地区，又经历了战争的重创。在这样的状况下，除非得到来自官方的持续投入，报刊极难生存，遑论发展。实际上，在1938年，这些地区的民营报业就已几成空白。^[7]无论是基于既有的报刊理念，还是受制于物资条件，根据地的党政机关都只能将原本就很有限的人力、物力全部投入党报的建设中。^[8]因此，在1942年的根据地，报刊都是清一色地分别归属于党内不同级别、不同系统。既然在可以管辖的范围内，原本就不存在非党报，又何须考虑如何去改造？反过来看，也正是因为在各个根据地，报刊的所有权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如何才能让它们整齐划一地成为“完全的党报”，才显得尤其重要。

正如《党和党报》所说，对“集体”一词，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即便同样是在办党报，具体的运作模式同样以列宁的论断作为根本原则，可能由此引申出不尽相同却又各自能自圆其说的构想。“报馆同人”承担着党报的具体运作，相对于其他党员而言，他们要想掌控、把持党报，进而在党内形成团体山头也就更便利。换句话说，在“党报”这个共同的前提下，也就只有“同人办报”最有可能对“全党办报”构成挑战。何况在根据地，“同人办报”还不完全只是潜在的可能，编辑部未经请示中央就擅自发言，给全党工作造成被动的情况时有发生。众所周知，《解放日报》上刊登的《野百合花》（连载于副刊版1942年3月13日、23日），就曾被国民党转用于反共宣传。再如在《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1941年5月25日）中，有如此描述：“特别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许多违反党的政策和中央指示的言论之公开广播（如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马日事件的估计，陈团起义的发表，仇货充斥的自白等），与各地对外宣传工作中独立无政府状态的存在，这种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党所没有的极端严重的现象，如不迅速纠正，对党对革命必有很大的危害”^[9]。这段引文中的“陈团起义”，当指1941年4月18日，时任国民党第425团团长的陈锐霆率部投诚，被委任为新四军第6纵队指挥官，在民族矛盾仍是首要矛盾，抗日统一战线仍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对此事做公开报道的确不妥。在整风运动开始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中央级报刊，固然已经向“完全的党报”迅速转变，各根据地却仍时而出现问题。仅在1942年下半年，此类情况就有“新华社太行分社发布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等等。^[10](www.daowen.com)

既然各根据地相互分割的交往状况一时难以改变，宣传工作一定程度上也就只能依旧各自为战。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全党办报”的正确与正统，也就势所必然，而且亦可借此强化党中央的权威。此外，党中央也一直在尽全力在组织上创设制度，最具代表性的做法，莫过于1941年将各根据地通讯社整合进新华社系统，实行垂直领导，每隔几个月，就会向各根据地专门发出指示，统一规划当前的宣传重心。1942年10月，更是明令各地仿效西北局的作法，“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和社论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11]。作为教材学习的，正是《解放日报》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系列文件。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既然已经将“全党办报”确立为正确路线，将最可能对它构成威胁的“同人办报”具象描述、先行叫破，的确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且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