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仅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一版）和《新闻学大辞典》对“同人报”做过直接阐释。它们分别是“同人报的主办者常以‘同人’（或‘同仁’）自称。报刊的出版（发行）人和编辑人均由其成员担任。对报刊的活动方向和重大材料的刊登，须经过全体成员或主要成员讨论决定。但同人报的同人只是一个松散的结合体，当同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任何成员都可以宣告退出。因此，同人报和机关报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报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纷纷兴办刊物，倡言革命，其中不少带有同人报刊的性质。五四运动中同人报刊更风行一时。著名的《新青年》杂志，自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起，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曾一度改组为同人刊物。^[1]而《新闻学大辞典》给出的定义是“私人以自愿的形式，结合起来所办的报刊。办报（刊）人自称‘同人’或‘同仁’，以标榜自由结合，不受政府和党派控制，显示其办报（刊）自主和言论独立。实际上，这种办报（刊）方式也总有一定政治背景和一定社会集团操纵，办报（刊）人也绝不可能不偏不倚。在法制健全的条件下，同人报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言论出版自由，对社会政治生活起某些积极作用。”^[2]

推敲之下，它们作为概念实在很成问题。作为认识的基本单位，概念应该即便被抽离出生成的语境，在逻辑上仍能做到自洽。同时，借助它又能将所指代的对象与哪怕是极其相似的事物进行有效区隔。如非必要，概念无须也不可随意增设。上述两种诠释，言辞不尽相同，架构却完全一致，以“机关报”为参照系来寻找和描述“同人报”与它究竟有哪些不同。由于这种方式并非直指本来，所以未必经得起逻辑的拷问。沿着其中的思路，不妨这样来问，“民营报刊”同样也不从属于政治团体，内容的编排同样也由编辑部成员自行决定，也时常“标榜自由结合，不受政府和党派控制”，显示其办报（刊）自主和言论独立，又何以要区隔“同人报”与“民营报刊”？(www.daowen.com)

当然，上述两个定义不完备不等于“同人报”就无法在概念的层面上被剖析分明。权且先回到“同人”这个基点，来考察用它做定语来界定报刊的属性是否恰当。报刊怎样才算得是“同人”，通常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指其所有权，既不归属官方、政党、政团、社团，也不归属商业资本，而是由报社同事，至少是报社的上层人士，所共同拥有。但是，又是否真有这样的存在？在此前的相关论述中常用《时务报》、《新青年》、新记《大公报》来做例子，《时务报》不仅是用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和人脉开办，而且打的就是“寓会事于报事”的主意，是为将来开设学会社团做前期准备，可算是准党报。^[3]《新青年》地点的搬迁、宗旨的变化，完全取决于陈独秀的意愿，始终都是一人之刊。新记《大公报》从一开始股权分配就清清楚楚，只不过是吴、胡、张三人投入资本的类型不尽相同。^[4]单就所有方式而言，至少在中国报刊史上，并无必要在“机关报”和“民营报刊”之外另立名目。第二种观点是“同人”主要体现在内容的生产。也就是由机构同人，完全自主得决定是否刊登、如何刊登怎样的内容。在文学生产中，如此意义上的同人刊物，也的确很多。但是，这样的“同人”性，却恰与新闻业的职业规范格格不入。新闻业的职业规范自然林林总总，核心尺度却很清晰，那就是新闻报道要尽可能地陈述且只陈述事实，而且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实。在对事实的权衡、取舍中，新闻工作者恰恰就要尽可能悬置自己的倾向和预设。如果哪家媒体真要以“同人”的意愿，作为新闻选择的标准，那么它就绝不是合格的新闻媒体。可以说，在“新闻学”的场域内，作为概念的“同人报”实在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