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3年，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战后的中国将以怎样的面目焕然一新，自然成为知识人必须慎重考虑的重要问题。当然，将对未来的期待展开为具体的规划原已不易，要在已有的学科框架内体现这样的情怀就更具难度。也就是在这一年，萨空了身陷囹圄，却完成《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一书。他对这部书并不满意。在后记里，萨空了这样自我批评：“名之为新闻学，显然有两个缺点：（一）它过于注意时间，因而过于注意站在‘今日’‘中国’的现状上立论，以致不成为理论书，而类似了‘中国新闻事业改革计划’。（二）这本书的技术部分：不论‘报纸制作技术’还是‘报业管理技术’，都基于极庞大的组织立论。对于小规模的新闻事业，如组织极小的铅印、石印、誊写版油印的地方报、军队中的阵中日报和在学校工厂乡镇办的报纸等，没有什么讨论。”^[50]

那什么才是萨空了眼里真正的“科学的新闻学”？该书的第一章《什么是新闻学》对新闻学的缘起是这样陈述的：“新闻学的产生，和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是适应着人类的生存需要而产生。因为人类社会中先有了凭种种工具（如报纸杂志）相互报道消息并提供意见这一事实，大家又感觉到这种事实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广大而深邃这一现象。遂不能不拿它当作对象，而加以研究。”^[51]从知识观的角度看，这显然是先认定“社会科学”是“适应着人类的生存需要而产生”，再按照这个路径去解释新闻学的存在理由，其中的“感觉到”和“不能不”更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说法。萨空了随即又强调新闻学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是“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相互凭种种工具向他人报道消息、提供意见这一事实；对人类有宏大影响这一现象的运动法则或因果规律”^[52]。由此可见，他所要遵循的还不只是说在“学科”上虽已既成，但在方法上却未必周全的“社会科学”，而是纯粹意义上的“科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须得“研究自然科学一样，先要把这在社会中运行着的人类相互报道消息提供意见的现象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认识它最初怎样发生，以后怎样发展，发展到现在形成怎样一种现象，并推论今后它将怎样再发展下去”，才算正途。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他那里，“科学”之于“新闻学”，不只是对结果的判断，更是对方法和路径的规定。遵循“科学”的路径就必然得到“科学”的结果，这在科学主义者看来，根本就不成问题。

如果从社会架构入手，从结构的层面为“新闻学”给出框架和图景，历史即便不是被刻意摒除的对象，也只能是被用以验证的质料。然而，任何的社会科学要证明自身的存在意义，却又必须解释何以自己关注的社会现象会在人类历史，甚至是信史所及的时段内，由无到有乃至发生显著的变化。这样一来，就必须将“社会”设定为一个流变不居的过程。相对而言，自然科学在这方面就要幸运很多，除了理论物理学，它们几乎不用解答自己发现的因果规律究竟是怎样生成的。因此，任何试图建构解释的体系本身，而不是仅仅在体系之内零敲碎打的社会科学研究，就势必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物理意义的时间线上选取和划定界限（虽说未必就是一个时刻点），才能使得研究对象在研究者自身的“社会”想象中被赋予意义。然而正如伯尔曼转引梅特兰的话，任何力图了解“整个历史”的某个片段的人，“都必须意识到，他的第一个句子就撕裂了一张没有接缝的网”^[53]。从这个角度看，如梅因的《古代法》、贡斯当的《古代人与现代人的自由》这样的著述所以能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时间界限的划定上做到自洽圆融。

在诸多的社会科学中，“新闻学”要做到这一点却又格外不易。如果用“长时段”（long-term）为标准来衡量，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新闻业的诞生和发展，都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若是将“近代化”（modernization）视为还在进行中的过程，甚至可以说这根本就是在“当下”。要讨论事物在“当下”的正当与流变，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架构上，尤其在对所依托的时间线的区隔界定上，难度之大实非亲历者不能体会。既然无法绕过，新闻学者们经常会用两种方法完成这个步骤。第一种可以称为“上延”，就是以“传播”或者“交通”行为的存在为标志，无论它们的范围大小和载体新旧，尽可能地在时间上往前延展，在行为上广纳博取。正如萨空了所说，“中国有一些研究新闻学的书籍，或者译自日文，或者依据日人所著新闻学为蓝本而写成，都说新闻报道的发生，远在人类有史以前”^[54]。这样做的好处，自然是用时间的悠长来渲染新闻业的伟大。尤其是在历史既悠长而更绵延的中国，沿着这样的路数，还不妨断论“中国是最先有报纸的国家，‘春秋’就是我们最早的报纸”^[55]。

当然，在萨空了看来，“他们旨在为中国争光荣，结果却不免为有科学的史的知识的人所窃笑”^[56]。因此，他采取的是另一种可称为“下断”的方式，就是根据考察对象在“当下”的存在状态为标尺，将考量范围仅限于这种状态的出现年代。当然，所谓“当下”本身也往往具有多个面相。就此而言，无论在它们之间选取什么，只要言之自洽倒也无妨。萨空了选取的就是“宏大影响”。因此，在他的叙述脉络中，“新闻学所以要到二十世纪才产生，是因为到二十世纪才有产生它的环境”^[57]。具体来说，就是“报纸产生了，它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经济的发展，像竞走一样的前进。印刷的工具，报道的工具（如无线电），发行的工具（如飞机）的发展，一日千里。报纸及其他报道消息提供意见的工具这一事实，所以加诸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强大，才为人类所认识”^[58]。

从接下来的论述看，《科学的新闻学概论》的前五章（“什么是新闻学”“新闻学研究什么”“新闻报道的发展历程”“报纸言论的发展历程”“怎样使报纸有益于人类”）对这个标准的使用真是一以贯之。譬如在谈到报社的发展时，是这样来归纳演化的动因：“人民为了自身的生存，而生出的迫切要求，不只逼着报纸的采访进步，在印刷方面、发行方面，也被逼着有了极大的进步。新的印刷机，日新月异的在发明，一切利用最迅速便捷的交通，作为发行手段的计划，层出不穷。于是在人民的不断的热烈要求下，报社的不断努力适应着这一要求下，往复不断的互为发展，报纸才发展到现代这一阶段。”^[59]再如在解释为何社会新闻会后起却兴旺时，也是诉诸影响的范围和深浅：“社会新闻的晚被注意，是因为过去的社会太狭小，一个村落里有什么新闻，当日全村都可以知晓，自然用不着什么报道。他村距离远，但以没有经济往来，也就无须关心。一个现代的大城市，没有报道，同住在一起的人，就会因市区辽阔的关系，连霍乱传染的极凶猛都不知晓，更以交通密接，经济关系密切，他市的新闻也会影响到一市人民的生活，于是社会新闻应要求以生。”^[60]单就这个部分来看，萨空了的确将自己认可的“科学”方法自如而系统地运用在“新闻学”的学理搭建中。他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娴熟掌握有直接关系。撇开学科和见解上的差异，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与前文提及的洪业对“科学新闻学”的设想，虽说面相和延伸迥异，但在精纯这一点上却可交相辉映。

然而就在“科学的”理论几近完成之际，萨空了却从第六章（“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开始，突然转到为中国报业做“革新规划”。以至于以此为分界，这本书前后两部分在对象、讨论，甚至在语言上都不甚相搭。如果说萨空了如当年的孙怀仁那样，写理论根本就写不去，才转而去谈自己好歹不甚陌生的业务知识那还罢了。但正如前文所论，萨空了自己很清楚这样做，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即便不好说降格以求，至少也偏离原先的方向。按照原先的脉络展开，从长时段来看，“今日”也就不过是一个片段，“中国”也仅是“社会”的结构与演化的一个侧面。实际上，这一章（“中国新闻事业发展”）里就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国是世界的一环，又是一个没落的国家。报纸在中国又是一个后起的事业，报纸在中国的发展，多半是向世界各国学习而展开，自不会不同于世界报纸发展的规律。”^[61]不难看出，在萨空了看来，“中国”并不见得如戈公振坚信的那样有它特殊的伟大传统。而且，既然他以“宏大影响”作为观察的尺度，那么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媒体的物理形态和运作模式都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为何萨空了会在接下来的全部十二章里分门别类地谈中国的报纸该如何改革？是什么原因将他猛然从“科学”拉进“改革”，尤其是“中国的改革”？进而言之，既然在萨空了看来，这样来写势必为“科学的新闻学”带来两个根本的遗憾，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写？

其实，还在第六章里，萨空了就将他把视角转到“今日的中国”的原因交代得很清楚。因为在1943年的他看来，所谓“今日”，就是指抗战即将胜利而宪政也将到来。抗战胜利之后，“帝国主义的桎梏既脱，中国社会的向资本主义之途迈进是毫无疑义的”^[62]，既然对于中国而言，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和政治体制的“宪政化”都指日可待。中国的报业就会既获得可观的成长空间，又多种路径可选择。正是对局势的演进抱有这样的预估，萨空了才会“鉴于美英的前车”，格外注意报纸这种“应属于民众的报道消息提供意见的工具”，“可能为大财阀资本家所独占”^[63]。基于这样的理由，萨空了才急切地为“积极的设法使报纸成为大多数民众自己的相互报道消息，提供意见的工具”设计蓝图。^[64]他首先提出两条总纲，“依照当前的形势来看，中国步入宪政期的时候，中国新闻事业的现象，将为：（一）通讯社，全国只有一个对内对外的唯一权威通讯社。（二）报纸，全国各大都市的主要报纸，皆将为靠国库的支撑而存在的机构”^[65]。既然是为随时出现的“新中国”报业划定规范，自然是越详尽越好。所以萨空了在接下来的十二章里，以“科学的新闻学”为方法，以这两条总纲为框架，尽可能地将“中国报纸改革纲领”做得周全。譬如对于报纸的所有制度，他认为“应注意到这两种机构过去都是靠国库的拨付而建立起来，其中已培植了不少的干部，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在宪政时期自仍应保持其优良的基础，只求其在本质上变为属于民众，就够了”^[66]。再如在对记者提出期待时，他既基于“宏大影响”，更强调“人民”本位，“新闻记者的任务，则是把有益于人类的‘新闻’向大众宣传，并指明那含有毒素的新闻的宣传，使大众在这宣传下组织起来，向不利于人类的含有毒素的恶宣传，作无情的战斗”^[67]。也是因为认定一切都必将“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进步而进步”，他坚信当下的报纸言论虽说是“在一种黯淡的空气中”，却仍大有可为，只要“新兴的新闻从业员应至少有这种理想，在其胸中孕育，已是不可或缓的需要，因为他们应是新中国建设的先锋，负有推动社会的责任，决不能落在社会发展的后面，等社会来推动”^[68]。

何以会聚焦于报纸的改革，而非其他媒介，萨空了也交代得很清楚，虽说在世界范围内，“报纸可能把它的责任，在某一天，禅让给其他的比它更有效于肩负这工作的工具。例如无线电播音，在现在，尤其在第二次大战中，就在某些点上，超越过了报纸”，但在总体上看，报纸仍是“是在今日人类中正担负着相互报道消息提供意见，在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影响使命的工具”，而且“中国报纸，在社会间所发生的影响还不算大”，却必将随着“新中国”的到来而扩展。^[69]在做出了这些判断后，萨空了在后记里也就很坦率地承认，这部书“注重实践，是因为认为理论本来就是为了实践。而且战后宪政时期，更是需要现在培植人才”^[70]。因此他自己“本也曾想不叫他穿这件‘学’的华美外衣，就干脆名之曰‘中国新闻改革计划’，但以其中有许多涉及理论的部分，为过去中国一般名为‘新闻学’的书籍，所未曾触及者”^[71]。

通过以上的解读，相信能很清晰地看到，在萨空了那里，虽说“科学”是信仰和路径，但“中国”却是情怀和目的。与二十年前的徐宝璜等人相比较，“社会科学”的训练和“新闻学”的知识在萨空了这代人那里当然远非如当年那样太过简单，而且“新闻学”在“社会科学”乃至“科学”的维度上也开始体现出它成形后的内卷和规训。但在国族情怀的感召下，萨空了仍然不惜放弃自己的“科学”期待，尽可能切入现实。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按下他们对“中国”的判断是否全面，开出的药方是否对症，从徐宝璜到萨空了，这条早期“中国新闻学”的脉络虽说看似取向不同、粗精有差，而且不及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洞察深刻，但始终因为对国族的关切，蕴含着旺盛的生机。也许这也真是在今日把学问做得越来越精致的我辈，需要认知和体察的财富。

不妨以萨空了的自我评价来作为本章的结尾，这段引文无须再做什么解说，因为他已经把话说到极致：“至于本书，前面已经说过，它是在新闻学书籍极其匮乏的中国中，为了应急而赶写的急就章，缺乏极多，只以‘聊胜于无’这一念的鼓励，才敢把它呈献给读者。著者不只希望本书‘不朽’之意，并绝对希望它‘速朽’。到了本书不值一顾的之时，可以证明，彼时的中国报纸，比现在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本书中提供的应兴应革诸点，必已悉成常谈陈迹。作为中国新闻事业从业员之一来看，在中国有了那样进步的报纸，比自己有一本书不朽，要可喜的多了。企盼那日子的迅速到来。”^[72]

【注释】

[1]郑大华，谭庆辉.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J].近代史研究，2008（3）：44-58.

[2]东方杂志编辑部：新年的梦想[J].东方杂志.1933，30（1）：3-37.

[3]张友渔.日本新闻事业概观[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研究.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2：4-5.

[4]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研究.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2：3.

[5]成舍我.上海《立报》发刊词[M]//刘家林，等.成舍我新闻学术论著：上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99.

[6]胡政之.我的理想中之新闻事业[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研究.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2：1.

[7]徐宝璜.新闻事业之将来[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27.

[8]徐宝璜.新闻事业之将来[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27.

[9]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研究.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2：16.

[10]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研究.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2：23.

[11]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研究.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2：10.

[12]成舍我.上海《立报》发刊词[M]//刘家林，等.成舍我新闻学术论著：上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100.

[13]范长江.两年来的新闻事业[J].战时记者.1939，1（12）：53.

[14]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我国新闻事业在炮火中成长起来[J].战时记者.1939，1（8）：24.据该文所载，各省的报刊损失种数分别是：江苏26家、河南21家、山东60家、河北18家、北平市58家、南京市18家、安徽50家、湖北17家、浙江28家、青岛市15家、天津27家、山西11家。同时，它也给出同期内各省新创报刊的数量：湖南26家、广东6家、四川24家、云南5家、香港20家、福建4家、重庆19家、浙江4家、上海市15家、湖北3家、陕西14家、贵州3家、江西9家、贵州3家、西康2家、广西8家、新疆1家、甘肃7家、青海1家、河南6家，总计117家。

[15]将“抗战”和“救国”作为关联的纲领，应始于1938年三四月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

[16]张季鸾.抗战与报人[M]//季鸾文存：下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152.

[17]许涤新，吴承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M]//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43，776.

[18]吴天生.中国的新闻学[M]//黄天鹏.新闻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30：22.

[19]张竹平.日本的新闻事业[M]//黄天鹏.报学丛刊：第四期.上海：光华书局，1930：26.

[20]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中国报界交通录[M].上海：良友公司，1934：55-56.

[21]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中国报界交通录[M].上海：良友公司，1934：117-130.

[22]杨令德.从绥远新闻事业谈到边疆新闻教育[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北京：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37：13.

[23]杨令德.从绥远新闻事业谈到边疆新闻教育[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北京：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37：12.

[24]张季鸾.抗战与报人[M]//季鸾文存：下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152.

[2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2013：345.

[26]戈公振.一个代表通讯社[M]//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29：39-40.

[27]程其垣.战时中国报业[M].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14.

[28]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680.

[29]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680.

[30]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M].台北：“中央日报社”，1981：125.

[31]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M].台北：“中央日报社”，1981：165-166.(www.daowen.com)

[32]程其垣.战时中国报业[M].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16.

[33]张季鸾.抗战与报人[M]//季鸾文存：下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151.

[34]张季鸾.抗战与报人[M]//季鸾文存：下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152.

[35]张季鸾.抗战与报人[M]//季鸾文存：下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153.

[36]张季鸾.抗战与报人[M]//季鸾文存：下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151.

[37]张季鸾.抗战与报人[M]//季鸾文存：下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153.

[38]陈雷，戴建兵.统制经济与抗日战争[J].抗日战争研究，2007（2）：175-196；陈雷.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J].抗日战争研究，2010（1）：22-31.

[39]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40]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M].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54.

[41]佚名.我国造纸工业近况[J].报学季刊，1935（3）：173-175.

[42]士杰.五千吨新闻纸[J].战时记者，1938，1（2）：9.根据士杰所撰《五千吨新闻纸》称“中宣部长周佛海先生说：中央已统购了五千吨新闻纸，将分配出售于各地报业”。

[43]周雨.大公报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95.

[44]程其垣.战时中国报业[M].桂林：铭真出版社，1944：6-13.

[45]刘立群.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纸张的来源[N/OL].[2008-6-5].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9/7346140.html.

[46]任毕明.战时新闻学[M].广州：光明书局，1938：1-9.

[47]钱震.抗战中的报纸[J].金华：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战时记者，1938，1（1）：3.

[48]杜绍文.一个民族一个舆论一个意志[J].战时记者，1938，1（2）：2.

[49]杜绍文.一个民族一个舆论一个意志[J].战时记者，1938，1（2）：2.

[50]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194.

[51]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2.

[52]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2.

[53]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57.

[54]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3.

[55]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3.

[56]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194.

[57]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6.

[58]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6.

[59]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17.

[60]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17.原文如此，疑有脱字。

[61]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34.

[62]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35.

[63]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35.

[64]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36.

[65]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36.

[66]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36.

[67]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57.

[68]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130.

[69]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10.

[70]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195.

[71]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194.

[72]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