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全面抗战突然爆发。虽说中日之间必有大战已是举国共识，甚至战争在宏观上将如何展开，中国当如何应对，已早被蒋百里这样的有识之士大致料中。中国也为应战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准备，战略上也已将战线由南北化为东西，实际出现的困难却超过预料。在抗战的防御阶段，中国报业饱受重创。据国民党中宣部和内政部的统计，在开战一年多后，原有的1 014种报纸中有600种左右不复存在。^[13]另据《战时记者》杂志于1939年4月发布的统计数据，仅在南京、江苏、北平等12省市，就有209家报刊被完全摧毁。^[14]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对于中国而言，首次被卷入真正的现代化总体战是整合举国之力，重塑社会组织形态的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建国”也确实可以说是全民抗战的另一面相。^[15]当然，虽说以“抗战”来“建国”是举国共识，究竟要建立的是怎样的“新中国”，各阶层、各党派、各类人物对此的图景构想与路径设计未必一致，这也当然会体现在他们对报刊、报业与国族、社会关系的思考中。因此，在抗战期间，同样是以应对抗战、建立新中国为愿景，被构造出来的“战时新闻学”在起点和展开上也未尽相同。

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刊出张季鸾所撰社评《抗战与报人》，该文提出报人当下应从“自由职业者”转变为“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16]。此时的《大公报》与张季鸾俨然民营报业的代表。虽说其报其人与最高当局早就关系匪浅，此前却始终保持独立姿态。因此，除开当时产生的影响，在后世的相关研究中，对此番观点的探讨亦所在多有。它们大多侧重作者的观念构成、政见倾向，将其归因于张季鸾的国家主义情结。笔者认为，应考察民营报业在彼时的现实处境，对它们在抗战中有此等自觉的“自我规训”会有更为完整的认知。

在《抗战与报人》中，张季鸾至少四次用“渺小”“愧对”等词来自况《大公报》乃至民营报业面对战争的心态。从自我期许的形成机理来看，这些语句当能展示报人自我定位的成因，放置在现实中看也并非全然是谦辞。就延续时间、涉及地域以及动员社会的范围和深度而言，全面抗战都是中国经历的第一次“总体战”，举国上下，不分军民，也无论专业，几乎悉数席卷在内。要与强劲的对手进行持久对耗，只能通过高度的组织化（按照当时常用的说法，也就是统制化）手段，有效地整合国族的所有力量，尤其是那些散居民间，原本不在政府掌控下的人力物力。照说作为原本就存在的社会化交往网络，传媒业应当是实现这一过程的主力之一。然而即便以战前所达的巅峰水准而论，中国报业，尤其是民营报业，发展程度都远不足承担这一使命。除去已经沦陷的东北，内地的民营资本累计总额在1936年的只有747 744万元，其中的378 000万元商业资本分散在大概164万个商户手中。^[17]就在战前中国报人对“营业化”“营业主义”几近人人喊打之际，吴天生却看得很清楚：“在百业幼稚之中国，新闻事业欲求其得资本家之培养而不可得，则以上云云，殆为梦想，犹不仅仅为理想已也。”^[18]张竹平则认为，1930年“每日全国销数不出一百万份（统以每份二大张计算），以四万万人计算起来，每四百人中，才有一人阅报”，报纸在国民中的普及率仅及同期日本的1/70。^[19]再如新记《大公报》公司，只用了1万元就从王致隆的后人手上买到包括房屋在内的报馆所有权，整个启动资金也只用了5万。由此可见，中国的报业不仅总体规模远谈不上庞大，更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报业巨头。

若将报业看作勾连和动员社会的渠道与网络，除了整体规模有限，战前的民营报业至少还有两个严重缺陷。其一，报社的地域分布上存在薄弱乃至空白地带。据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所编，良友公司1934年出版的《中国报界交通录》所载，截至1933年，除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直辖市，只有在江苏、浙江两省，除省会外的各地本土日报、二日报分布较为密集。此时江苏共有日报和二日报142家，其中有128家散布在镇江以外的31个城市。浙江共有日报和二日报44家，其中有34家散布在杭州以外的20个城市。至于其他省份，则泰半集中于省会。以并不偏远的山东为例，1933年共有日报和二日报33家，其中济南16家、芝罘（即今之烟台）4家，惠民（清代武定道和民国山东省第五行政督导区专署驻地）4家，威海卫2家，安丘2家，堂邑（现属聊城，聊城为山东省第六行政督导区驻地）、禹城各1家。^[20]在西部的第一大省四川，75家日报、二日报仅有20家不在重庆或成都市区，而当时的四川省共有149个县级行政单位。^[21]再如新建的绥远省，战略位置非常显要，但即便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到了1937年本土报刊的日销量也顶多2 000份。^[22]其实，即便是江、浙两省，苏北（14个城市拥有40家）和浙南（4个城市拥有6家）的分布，也明显比苏南（19个城市拥有88家）、浙北（16个城市拥有30家）要稀疏许多。其次，即便是相对较大的报刊，发行覆盖的地理空间和社会人群也远谈不上充分，建成的发行网络相当脆弱。还是以30年代的归绥（今呼哈浩特）为例，在这个省会城市居然不容易看到上海出版的报纸。本土报刊刊登的新闻大多来转引自平津报刊。“有一年平绥路被水冲断，半月未通，平津报不能到绥，绥远一家唯一的大报只好刊登启事，诡称因印刷机破坏而休刊，一直等到平绥交通恢复，报纸到达，始行复刊。”^[23]

如果整体的和平能持续下去，中国报业作为社会交往网络的诸般劣势未必不能逐渐改善。但是全面抗战恰恰在这种情势下猝然爆发，虽说国人对此早有预期，然而爆发的时间、延续的长度、波及的层面都远超过与事各方的预料。也是在《抗战与报人》中，张季鸾还曾这样描述：“人们常夸奖言论界，一支笔抵多少毛瑟，然在这两年大战中，实在感觉一张报还不如一个兵。就说宣传，今天担任抗战宣传的重心，已决不在号称大报的报人，而是在前线的政治工作人员，或沦陷区秘密工作的斗士。凭良心说，在平津或他处，吃苦冒险，抄录一些中央广播，用誊写版，密密层层写出来，而千方百计送达给爱国同胞者，实在伟大，实在可感，我们万分愧对。”^[24]这番话纵使略有煽情，却也揭示了彼时传媒生态，乃至社会生态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在相对于民间，政府在资源掌控和调配方面优势的增强。

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等法案确立的框架，“训政”中的国民政府，原本就应是全能型的强势政府。即便是在战前受制于诸多现实因素，它也在短短十年间就已构建成威权体制，藉以推动实业建设、社会规训，在现代化国家所必需的种种建设上显现出相当强劲的力度。还在战前，这种“民进国更进”的趋势就在传媒业内体现得相当明显。其实，中国报业的发展欠缺情状，民间人士早有察觉，也始终在努力改善。例如戈公振1929年就提出：“外人通讯社势力庞大既如此，华人通信社势力之薄弱又如彼。当此进退维谷之际，吾意较有力之报馆，应有自助之法。其法维何？即由报馆合组通信社是。”^[25]其后又屡次号召各报馆联合组建设总社于上海，分社遍及国内，兼及海外的“代表性通信社”^[26]。然而，仅据现在能看到的材料，这番倡议在民营报业内并未得到多少响应。但到了抗战前夕，建立才十余年的中央通讯社就已经设立武汉和广州两个分社。^[27]再如广播业，中央广播电台建立于1929年，较之最早的民营广播电台晚了数年，但到1935年，中央广播电台的发送功率已达到75千瓦，位居亚洲第一，已基本覆盖全球，还计划进一步扩充。^[28]取得这样的业绩，当然得益于可观的投入。以中央台为例，首期造价就高达130万元。^[29]

在战前，国有媒体的规模扩充还主要侧重于建构全国性的交流骨架，与无力于此的民营报业还算是并行不悖。但在抗战开始后，因为共同存在区域的收缩，彼此间少了许多回旋余地。由于文宣工作在战时被愈加重视，国民党的党报体系反而大为扩充。例如《中央日报》在战前仅有南京版，日发行量不超过30 000份。^[30]但在开战后，除总社先后迁移到武汉、重庆外，还相继设立长沙、邵阳、贵阳、昆明、成都、永安、屯溪、梧州、漳州等9个分社。截至1944年，国民党已拥有中央直属党报20家，省或特别市党报41种，县市党报379种。^[31]官方媒体在大后方的密集创设当然既改变了当地民众的阅读状况，更有利于为抗战进行社会动员，但客观上也大幅挤压了民营报业的生存和扩展空间。除了机构数量上的变化，在战时获取新闻，尤其是众所瞩目的战地新闻的艰难，也使得官方媒体在新闻来源上的优势分外显现。如据1940年1月的统计，在《扫荡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新华日报》刊发的刊发新闻稿件中，来自中央通讯社的分别占到96.5%、88%、98.5%、88.7%。^[32](www.daowen.com)

反观民营报业，它们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后方地区和基层社会的实际影响能力原本就算不上密集深厚，此时又饱受重创。在抗战的第一个年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就相继沦陷。民营报刊留在原地的，或是难以为继，或是被迫附逆。迁移到后方的，既损失了可观的实物资产，更失去相当部分的市场分额。例如武汉沦陷后，重庆就是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而1944年全市日报发行量总计不超过20万份，仅与战前的《申报》或《新闻报》一家相仿。还在1939年，张季鸾也正是认清了“自日军来犯，报的商业性受了打击，规模愈大者，损害愈多。报纸的生命线生在交通，而交通堵塞了，或者破坏了。自从抗战，已没有没达到全国的报纸。除过上海租界的报纸，尚能做商业的经营之外，广大内地的报纸都失去了经济基础”，因此不得不承认“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的私人言论机关”^[33]。从其所使用的“应”字来看，张季鸾对这一自我定位的消逝未必全然甘心。但在这样的窘况下，莫说担当动员和组织社会的主干，离开政府的支持，民营报刊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

当然，《大公报》自认为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也绝非全无前提。在《抗战与报人》中，张季鸾解释说，“国家作战，必须宣传，因为宣传是作战的一部分，而报纸本是向公众做宣传的，当然义不容辞地要接受这任务。国家今天有权要求任何人民去上前线，去效死，有权要求人民献产或毁产。那么，做报的人，起码当然贡献一张报于国家，听其统制而使用”^[34]。从这段话里至少可以看到三层意思。其一，“国家作战”是民营报业乃至举国所有行业服从统制的根本前提。必须要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下，报人才应当放弃“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的“久成习性”，是为了“生怕记载有误，妨碍军机之故”，才不得不衷心地欢迎当局的内容检查^[35]。其二，“要保卫民族自由”是“必须牺牲许多部分的个人自由”的前提，倘若这一前提已不存在，报业和报人也就无须再对政府唯命是从。实际上，张季鸾虽说把报人“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称作“过去的话”，但是时间上的先后却并不等于模式上的优劣。^[36]其三，在张季鸾看来，“宣传”原是报纸的本职，此时只不过是将原本有报业自身掌握的编辑权限，部分让渡给政府。

所谓“统制”，既是出于应对战争的不得已，也是规范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框架。以此为全社会范围内调配资源的基本方针，政府既获得远比平时大得多的管理权限，也承担保证国民基本生存的义务。既然作为国民一分子的《大公报》已经为战争牺牲良多，乃至于甘愿放弃原有的独立定位，报人已经自居于“与前线战士一样，要自认在抗战工作中有其小小岗位”。那么，国家对于他们，纵然无须做到像对待军队那样全力供给，也得尽可能地保障基本生存。^[37]综而论之，按照张季鸾的原意，民营报业转化为“政府严格统制下的公共宣传机关”既未必就是长久之策，也并非单方面的输诚，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与政府建立契约，以“接受统制”换取必要的生存保障。实际上，纵观抗战时政府当局的诸般举措，也确实体现“统制”的双重属性。就在大后方的资源配置被不断纳入管制的同时，针对公务人员和市民的平价供应体制也逐渐建立。^[38]再如高等教育，受到越来越直接的掌控，学生享有的贷学金却也逐年增长。^[39]对于民营报业而言，最有意义的就是纸张的供应。战前中国的新闻纸向来主要依靠进口，一战期间，上海报界就曾为纸张的来源发生过恐慌^[40]。到1935年，国内的造纸厂仅有39家。^[41]开战以后，不仅进口纸张几近断货，到1939年，除了长沙的机器制纸厂、四川的嘉乐纸厂以及内迁永安的福建造纸厂，其他国内造纸机构悉数沦入敌手。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至晚从1938年开始，官方就试图采取统购配售的方式来缓解报业的困境。^[42]

既然政府的主导空前强势，与其关系的远近亲疏自然会对报馆产生剧烈影响。实际上，举凡能于抗战期间业内地位不降反升的大后方报刊都得益于当局的特别照顾。即便不谈《东南日报》《大刚报》等准官方报刊的后来居上，《大公报》的境遇就颇具说服力。例如周雨对《大公报》重庆版所以能盈余积累相当数量的财富，为胜利后恢复上海版、天津版创造条件有如下分析：“（大公报）经常向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各银行接洽短期借款，购储纸张、油墨及业务上需要的各种物质，仓库中经常储存足够半年使用的物质。当时的重庆金融市场，借款三个月的利息通常约为21%～24%，而同一期间的物价往往上涨一倍。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根据市场物价情况，每年调整报价三数次。每次调整报价时，大公报馆一面用早期购存的报纸油墨印报，一面按新的报价收费。如此循环往复，几年之间，财富大有积累。”^[43]且不说从直属中央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拿到近于白送的贷款绝非谁都能做到，就是储存足够半年使用的物质也足以说明当局对大公报馆格外客气。须知也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重庆各报》（联合版）就因贸易委员会押款提纸办法的限制始终未能获得足够的纸张，虽说在市面上始终供不应求，印量却一直未能突破30 000份，存续三个月仅盈余16 168元。^[44]再如新华日报社在1940年自行投资设立川东复兴纸厂，每日可获100担左右的白报纸。但1941年年底，重庆市政府就以“操纵纸张市场、囤积居奇”为名查封复兴纸厂，还没收全部存货。^[45]

无论是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还是当时世界格局的大势，都注定了抗战将是持久战，但将延续多久，会以怎样的结果结束都是未知数。正是基于此等预期，任毕明才会将抗战以前概称为“过去时代”，将“过去时代”的新闻界与新闻学条条批驳，并以此来证明新闻业就应当是且仅是“我们的新文器”。^[46]这样一来，在诸多后辈人士那里，这就不只是救时之策。例如钱震在《抗战中的报纸》中主张“报纸的战时化，应该不单是这些外形上的变革，而是要在各方面力求达成其在抗战期间的神圣任务^[47]，再如杜绍文也认定，“‘自我扶助’和“自我教育’，系我国战时报人的两大指标”^[48]。所谓“自我扶助”，不仅是要解决报业的自身生存，还应建立全国性的“中心组织”，来协调调度各报的行动；“自我教育”不仅是充实相关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还在于“合科学文艺的精华写为妙文，以正确无疵的观念抒发意见”。当然，何谓“正确”，他也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