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谭庆辉曾对《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申报月刊》《读书杂志》《大公报》等所刊文章进行定量统计，据此详尽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笔者沿着此线索，细读了他们所举的《新年的梦想》（《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从整体倾向上看，的确如其所认为的那样，“就中国发展道路而言，梦想未来中国为没有阶级压迫、消除贫富差别、废除私有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就有20多篇，而明确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则寥寥无几。这是30年代初期知识界一次较为全面、真实的民意调查，客观地反映了知识界关于立国方略的思想取向”^[1]。例如，周伯棣（大阪商科大学学生）就认为，“现阶段的资本主义时代未必便不适合于未来的新的时代——反面即适于资本主义的民族便未必适于未来的新时代，而能永久维持其繁荣”。郁达夫则就产权着眼，认为“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至于无可奈何的特殊天才，也必须是他能成为公共的享有物”。查士元（翻译家）的描述就更加感性化，“国家政府譬如是一个管收发的，未来的中国的政府，是客观的，是没有主观也不受任何思想之反对任何感情之激励。有这样一个健全的社会对资本主义，当然是一个不接受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一个不屈服”。严灵峰（《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则从可能造成的社会结果来圈定何谓“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中国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将在相当时期之内，有若干限度的发展。这种发展必然要依靠外资的加入，至于结果，将使中国更加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邹韬奋则侧重社会分配的结果：“我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的社会。没有帝国主义，没有军阀，没有官僚，没有资本家，没有男盗，没有女娼。”张宝星（读者）的理解，其实更近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实行如右的计划的初期，货币仍是免不了要使用的，但到了一定的阶级，即经济组织完全社会主义化，货币便自然会消灭的。”^[2]仅从以上所列，已能看到，虽说具体的理解未尽相同，但他们已经很熟练地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举来作为阐述见解的基本语汇，而且在两者之间，对前者的厌恶更是共识。

既然国人对“世界”和“文明”的认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报人对“吾国报业”的道路设想自也不能例外。一战以后，北岩（Northcliffe Lord）等世界级的报业巨头相继来华，戈公振、成舍我、邹韬奋等人也因为各种原因具备了不短的海外亲历，因此中国报人就有了更多的机会直接乃至在地观察西国同行。虽说在器物层面，仍不得不承认别人远为领先，但在制度架构上，西方报业，尤其是新闻机构的生产关系，却越来越被中国报人认定还存在严重不足。例如张友渔于1932年考察日本报业后，就认为在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业“或为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或为资本家支配下的商业”，“一方面，新闻事业的经营者为资本家，一方面，新闻事业之维持者亦为资本家，结果新闻事业之目的在营利，大则为近代的企业，小则为普通的商业，而资本主义下的企业或商业，必然走入集中或集合的一途，新闻事业之将来，也不免大者吞并小者，或小者联合为‘托拉斯’之形式，独立的小报馆，只有没落”^[3]。如果说原本就是地下党员的张友渔可能先有预判，本身就是报社老板的成舍我在1931年游历欧美之后的观感也许更具代表性。他很直率地揭明“现在全世界的报纸，普遍地，被压迫屈服于许多时代巨魔——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的淫威下，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报纸，即百不获一”，‘新闻商业化’所以就成为世界上各种最严重问题之一”^[4]。1935年，成舍我在《立报》发刊词中再次强调，“我们所标举的‘大众化’，与资本国家报纸的大众化，却实有绝对的差异”^[5]。不管成舍我本人的说与做之间存在多大差别，至少可以说明，在30年代的报界，对源自西方的“资本主义”“营业主义”的反感颇成共识。再如胡政之在同一时期认为，抱定“新闻事业应该为国家公器，新闻记者应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就不免“感觉到世界上许多新闻纸，都叫人不满意，从前的报纸，往往好带政治上党派色彩，近来的报纸又大抵过于商业化，这都是不对的”^[6]。由此可见，在此时的中国报人心中，全然“资本主义”化，因而过度“营业化”的西国报业，在根本上已不是必须全面仿效的“先进”。

然而，中国报业的“幼稚”却仍是事实，它又将如何成长？既然不再把西方看作毫无疑问的彼岸，那么往后看，自身的经历，作为经验也就不见得全无可取；往前看，中国报业也未必不能为世界报业开辟新的局面。“往后看”的典型当属戈公振，他要从历史书写中为中国报业找回失落的优良传统。“往前看”则更基于对未来的“新中国”的期盼。譬如徐宝璜于1930年刊发的《新闻事业之将来》中，认定新闻事业将来会出现“报纸之公共化”“报纸之商业化”“新闻之事实化”“广告之艺术化”四种趋势，“此四种化者，盖即新闻事业进步之预征也”^[7]。被放在首位的“报纸之公共化”，即“夙昔执新闻业者，辄以新闻纸为其个人私产，此殊失当，夫吾侪献身于社会时，即当视此身为社会所有，遑论其所执业”^[8]。换言之，在此时的他看来，这是报纸能被社会容纳的前提条件。

在成舍我的《将来中国之报纸》（1932年）中，这种对“未来的中国报业”乃至“未来的中国”的愿景规划展示得相当完整。在此时的他看来，根本无须担心“未来的中国”能否为报业提供规模扩张和技术更新的物质基础，因为“将来的三五十年中，难道中国还会像现今这样的产业落后”^[9]。基于这样的评估，他甚至认为将来总部设在北平的报纸，“每晨六时，可以将他总馆所出的正张，连同当地出版的副张，用飞机运送，使在天津、济南、保定、郑州、开封、察哈尔、绥远以及其他各地的读者，于每晨七八时前，完全接到”^[10]。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唯一令他担心的，只是“将来的中国报业”重蹈欧美被资本化和垄断化的覆辙，因为随着产业和交通，以及文教水准的发达，在将来的中国势必会出现发行量以百万计的大报，成舍我才会格外强调在制度规范上预先防范，要保证未来的中国报纸“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它的主权，应该为全体工作人员，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报业在营业方面虽然还可以商业化，但编辑方面，却应该绝对独立，不受‘商业化’任何丝毫的影响”。^[11](www.daowen.com)

不难看出，无论是回顾还是前瞻，戈公振、徐宝璜、成舍我对“理想”报业的描述都以所有权的归属为核心，围绕报纸如何履行对公众与社会的职责，关心产业扩张的同时不与欧美新闻业落入同样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这还不只是为中国报业寻路。正如成舍我所说“我们并不想跟在他们的后面去追逐，而是要站在他们的前面来矫正”，要为“世界”报业的“将来”开出新路。^[12]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家的经济、交通建设、国民的文教水准的确明显提高。纵观此时国人各界各派，这种既以“世界”的眼光和视野来定位自身，又不甘居人后，在“世界”范围内，不仅要广闻博采，还要有所创制，敢为人先的自信，所在多有。可以说，此时中国报人的探索和践行与国民政府宣称要由训政开出宪政，中国共产党试图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中研院史语所要确立“东方学之正统”，乃至卢作孚等人对新型劳资关系的试验等诸多同时期的新生事物，都可以看作这种时代气象的具象体征。

从甲午以前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报业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屡经演化，从“异域里的他者”，到“彼岸上的先进”，再到“超越中的对象”，其间的认知基点却都是国人对“西方”的整体想象。自然，从逻辑上看，这种始终基于“我者”的认知取向的确会导致认识的碎片化，因此未必能真正把握对方的整体面貌和演化脉络。然而，从认知本身亦是过程而言，不先从片段积累则无以见整体。事实上，不止报人，国人也在这样的以“西国”为中心的“域外”逐步具象化地融进自身观照视野的过程中，其对“世界”的观念从无到有，又由模糊到清晰。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正是国人从认识“世界”到进入“世界”，进而参与“世界”的一桩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