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旦大学的平台，谢六逸在校内的威望、在报界的人脉，纵使黄天鹏的功底稍逊，也足以将新闻学研究室营造成新一代学人的批量养成场所，同时也是规训中心。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当然莫过于学生在研究中的分工以及在学理上的依归。如前所论，既是出于谢六逸的着意看重，亦复得力于黄天鹏的亦步亦趋，再加上其他教员的诸多提点，复旦的新闻学从一开始就在有意无意之间就走的是“以中国为立场”的路子。这样的根本取向也就在学生的学业中成为规训，并进一步地内化和具象为他们的研究框架。可以说，在他们那里，师门的预设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诸多论述，已是无须也不容讨论的前提。暂且不论这样的规训化写作是否有碍于弟子的自主创造，却至少为学术群体的分工合作与自身绵延创造基本的基础共识。也正是基于这些共识，在同一框架下的话题扩展才成为可能。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至少有三篇毕业论文被复旦大学新闻学学会以单行本印行。它们分别是陶良鹤的《最新应用新闻学》（1930年）、郭箴一的《上海报纸改革论》（1931年）和杜绍文（用本名超彬）的《新闻政策》（1931年）。《最新应用新闻学》共分五章，分别是“新闻学的通论”“新闻纸的研究”“新闻社的组织”“新闻人才的养成与待遇”“最近新闻事业的趋势”。单看章节的顺序以及具体的陈述，其实相当寻常，几乎看不到什么才思纵横之处。然而恰恰就是从这样的“平庸”之作，才能清晰地看到“规训”的痕迹。先来看何以会以“新闻学”为志业，据陶良鹤的自叙，他“从来对于新闻纸就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所以对于新闻学一门也引起了特殊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就存了一个做新闻记者的念头，到大学就决然地进了新闻系了”^[32]。从入行的取向来看，陶良鹤就与黄天鹏相当相似。再来看写作和出版的动因，“不过承师友的指导切磋，和在报馆里的实习经验，也有很多可说的。就大胆把我的研究和经验，写成这本小册子作为新闻学士的论文，并且印出来留一个永久的纪念”^[33]。与前揭的前辈学者相比，不难看出这篇论文为的是完成学业，并没有多少为救济国族而著述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学”在陶良鹤那里，首先是成为“学士”的途径。

正是因为首先是在作论文，而非“导正”，陶良鹤就不是以对“吾国报业”的认知为起点，而是径直以既成的学理为入手的框架。在自序中，他如此陈述这门学科的历史，“新闻学是现代一种新兴的学科，在欧美也不过数十年的历史，但它的科学的基础的完成，却是很迅速的。在一二十年前大家还抱着怀疑的态度，新闻也有学吗？新闻记者能够写得来就行了，这种话我们是常常听着的。但是现在大家都觉悟了新闻不单成为专门的科学，而且要学的，于是新闻教育便兴起来了，新闻学的著述也有好几本出世了”^[34]。这段话看似平常，但在叙述的基调和时间上颇有意味。首先，在“一二十年”间，新闻有学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样的想象图景几乎是黄天鹏对徐宝璜悼文的翻版。其次，在陶的描述中，到了1930年，“新闻学的著述”是有且仅有“好几本”，这与实际情形当然不符。照说既然是要做学位论文，起码应当熟悉文献。陶良鹤为何会在这个关键环节出现明显的错误？进而言之，如果在他的所知范围内，的确就只有那么“好几本”？他的所知范围，又是被什么因素所框定？其实，从黄天鹏为《最新应用新闻学》所做的序言，已能基本猜到其中的答案：“我在未到复旦授课之前，陶君慕名来访，少年厉进的精神，活泼灵敏的丰度，确是一个外交记者的良才。半年来时常的晤面，知道他不单秉有先天的聪敏，而且有充分的学养。”^[35]也就是说，陶良鹤对“新闻学”的了解，其实是以黄天鹏为途径，而在选择的过程中自然也就趋从黄的选择标准。甚至连这篇论文的选题，都可能出于黄天鹏的有意引导，“我每想另外写一本简要而切于应用的小册子供给一般有志于改革报业者的参考。但因为自己担任的事务太多了，到现在还没有空间来着笔。恰好陶良鹤君做了一部《最新应用新闻学》，请我替他做一篇序，我读完了就把原先的计划取消了”^[36]。在黄天鹏为新闻系学生开列的书单里，中国的新闻学书籍也为数不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总计这一二十年来，不过二十多种，而经我手编撰的却有十多种，内容可视的实在可少了”^[37]。

既然对新闻学的认知深受黄天鹏的影响，陶良鹤对学理框架的选择自然就是以黄天鹏为中介，以徐宝璜为当然的依归。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他对“新闻”下定义时，直接拿徐宝璜来作为“我国学者的代表”^[38]，“他徐宝璜在〈新闻学〉上说：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他复以说明：（一）新闻为事实。（二）新闻为最近事实。（三）新闻为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四）新闻为多数阅者注意之最近事实。由上列数点可以看出新闻构成的本质来。”^[39]值得注意的是，陶良鹤在如此归纳徐宝璜的观点时，却抽掉了《新闻学》的案例，这也就意味着，在他那里，徐宝璜的论述本身就是必须重视的知识，根本无须从它们对现实的诠释力度中去检验是否正确。当然，陶良鹤对新闻给出的定义，“新闻者，以最敏捷给予最多数人有兴味的一切事实之谓”，这个定义最注意的是新闻的“兴味‘interest’”，似乎与徐宝璜不尽相同^[40]。但其中的理由也仅是在他看来，从徐的阐述虽说“可以看出新闻构成的本质”，“不过近来又加上了二个附件，这种新闻写到新闻纸上来，应该有兴味的，而同时又合乎伦理的观念”^[41]。所谓“近来”，只不过强调这些“附件”在徐宝璜撰写《新闻学》的时候还并不显著。这种“加上”的方式看似要有所创新，但这样的创新，却是以对徐宝璜的观点照单全收为前提，在学理的脉络上完全甘居《新闻学》的下游。既然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如此宗奉明确，也就难怪在黄天鹏看来，“陶君的新著句句先得我心，确是一本最新而且切于应用的新闻学的著作了”^[42]。

较之《最新应用新闻学》，1931年度的两篇（以下简称为“杜著”和“郭著”）在水准上要高出许多。但从它们的选题、论述以及最终提出的方案来看，却在“接着讲”的程度上都如出一辙。首先来看选题的确定。杜绍文将何以要研究“新闻政策”，交代得相当清楚，他在绪论中写道：“本校新闻学系主任谢六逸先生有见及此，故命余对于‘新闻政策’一门，加以探讨。”^[43]在后记中又提及：“新闻学专家如谢六逸、黄天鹏诸师语余谓自新闻学者之观点立场，雅不愿为人寰谋福利之新闻事业，而有其诡谲之政策：然大势所趋，迨今日已不能不对新闻政策，寄其严密之注意力。”^[44]从这两段话里，不难看出，不仅是命题作文，而且还被规定了根本的基调。郭著虽说没有正式的自序，但正如前文所论，至晚到1930年，谢六逸对上海报业现状的反感已表露无遗，也就不能排除郭著的选题与此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仅就对相关文献的熟悉程度而言，谢六逸对这些问题就未见得了解充分。在他为杜著所作的序中，开篇就说：“‘新闻政策’在国内向来没有听着人提起过，杜绍文君的这本著作，可说是‘破天荒’了。”^[45]但至少在1919年的《新闻学》里，徐宝璜就曾有所论及。在这里，学术规训中的权力效应可以说展现得相当分明。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两著之间的呼应和对经典作家的回应。虽说关注的是不同对象，但两人给出的答案却都包括“提倡新闻教育”和“组织代表国家之通讯社”。尤其是在“组织代表国家之通讯社”这一方面，显然都受戈公振的影响。虽说根据现已公开的材料，还无法判断戈公振是否在复旦授过课，但他却至少在两次座谈中为复旦学子勾画出中国报业的当下亟须和未来展望。第一次发生在1930年，被王德亮记录下来后，取名为“新闻学泛论”。在这篇讲稿里，戈公振很坦率地承认，“各人职业之不同，观察报纸的眼光，亦因之而异，所以新闻学的释义，也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因此他也并未试图将新闻讲得头头是道，而是径直挑出他认为在当下尤其注意的方面——宣传，“现代之宣传工作，重要实倍于往昔。宣传二字，在从前教会时代，本来是宣传教义，反对异教。到了现在，宣传几认为立国所不可少的要件”，“欧战以后，各国俱欲广事宣传，因为新闻学的研究，也就风起云涌，盛极一时”^[46]。沿着这个标准，他对“中国向来之消息，不能出国门一步”非常痛惜，并建议“将来我国急须组织一完备之通讯社，与英美日德诸国互相联络互相传播”^[47]。而在此前的1929年，戈公振已对设立“一个代表性通信社”给出初步的路线图。^[48]对此，郭著明确给出出处，杜著则将戈公振提出的四步方略拓展成六步。再如，郭著中不仅提到改革报纸应“突破新闻政策之束缚”，对“新闻政策”的源流叙述也与杜著几近相同。此外，两著分别引用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老威廉的论述三次和四次。甚至杜著倡导的“新闻均益政策”和郭著提出的“新闻事业社会化”的表述颇为类似，更与戈公振另一次座谈里提到的“眼前的资本主义，行将沦于崩溃之域，代替而兴起者为团体化，报纸亦不能例外”在倾向上完全相同。^[49]杜著定稿于该年的3月19日，郭著则完成于3月28日，时间亦复相近。^[50]就此看来，郭、杜二人在分别写作的过程中，应当受到相近的指导，或互相有所印证。

除了这三部著作，复旦新闻学会还于1934年推出《新闻学期刊》，编辑和出版完全由唐克明等新闻学会执委完成。这部文集汇集了会员（当然，也都是复旦学子）的30篇研究论文。按照编委会的说法，在“现在中国谈不到所谓新闻学术的时代，仅仅以四五十位同学的努力，而有这样的表现，我们虽并不以为自满，然而也足以自慰了”^[51]。实际上，从被收录的报告中，也许更能看到取向和路径的规训，是如何日常化、群体性地在年轻学子那里刻下印痕。

较之陶良鹤的自述，谢小鲁（1932级）对自己与新闻学的结缘过程描述要完整得多，从中更能管窥他这个世代从知道新闻学这一名目到对其产生想象，乃至投身这个学科的路径。

七年前，我在故乡学校初中二年级读书那时候，父亲有位朋友创办一种报纸，每星期父亲要为他尽义务作两三篇社评送去登载。当我在那报上拜读了父亲的文字，就引起我无限的倾慕，能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在报上给大众阅读，这总是件得意的事吧？我这样想。

偶尔有一次，父亲从报馆里拿来《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著）这样一本书，照情理讲，一个初中学生绝不会摸到它的，即使翻开阅读的话，当然也不会感兴趣。然而它却深深地吸住了我，使我愈读愈觉有味，真有不忍释手之概！由是，新闻学三个字就开始印入我底脑海中，而研究的动机也就轻轻地触发了。由父亲的口中，知道该书著者邵飘萍先生是怎样一个英明干练的新闻记者，后来竟得了那样惨痛的结局……是初次给我那充满热望的幼稚的心的一个恶劣的印象。可是，当时我倒没有丝毫畏惧的心理，而且由追念邵氏，引起同情，反而更坚定了我底决心和增加前进的勇气。

这里，我不妨把那天一段日记照原文录下：

父亲见我喜读新闻学，乃告我著者邵飘萍先生，少年英伟，才大学广，在彼时报界中甚有名气！不幸竟为国贼张宗昌所枪决，呜呼惜哉！伏思全国报界应一致起来与恶势力奋斗！谁谓枪杆比笔头利害，但若果能使人民觉醒，则恶势力终有被推翻之一日也！礽固不敏，愿为后盾！

由这段日记里，可以看出来我当时的心境是怎样愤慨了！从此，我天天要阅报纸，在学校时，每天总有一小时以上消费在阅报室。暑期回家来，家里只订有一份《申报》，还要每天跑到离我家约有两里路的一个民众阅报室去看个饱。次年，就是初中临毕业的那一年，我的创作欲与发表欲十分强烈，不管自己能力怎样，就开始来做投稿的尝试。

始初向本地报纸投了几次，结果总是失败，虽则不免有些失望，但也倒不灰心。后来不改变方针，投入本校校刊，果得如愿以偿。最先是两首新诗，接着又发表一篇论文，记得题目是“怎样才算是真服从”，这篇文章当由训导先生在纪念周上特地提出来口头嘉奖。弄得我胆子壮了，再作投稿报纸的尝试，“有志者，事竟成”最后终能达到目的了。升入高中后，我单为一家报馆担任学校方面的采访记者。这样一面努力写作，一面购来大批新闻学专书加以研究。于是，兴趣越是浓厚，而研究的兴趣也就愈形坚固了！

很幸运地，两年前我已经跨进这巍峨学府中，在诸位先生和同学们的指导之下，现在致力于新闻的研究和实习。今后我要注意道德的修养与意志的锻炼，这是一切做人的基础，也是最难达到完善地步的一个重要关键，尤其是我们预备从事新闻事业的人，更有予以特别重视的必要。^[52]

虽说该篇文字是事后的追忆，但至少可以表明，在1934年，谢小鲁是这样来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若与前文对前辈学者的分析相对比，不难看出，这个新生世代有以下多方面的差异。第一，谢小鲁最先接触到的就已经是经过国人思考、建构和撰写的新闻学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一开始所受的，就不只是新闻学，而是“中国新闻学”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新闻学”对他而言，已不再只是一种可能，而是实实在在的知识体系。第二，正是因为是从著述而非现实来认知“新闻学”，“经典作家”及其著述在他那里也就并非被评判的对象，而是被接受的信仰。这样的兴趣生成，也就直接地引导着他将“新闻学”设定为自己的阅读范围。自然，以这样的兴趣来引导阅读，哪怕就是学有根底的成年人，也往往会因为专注知识而悬置其生成的语境和路径。但对于一家学说，乃至一门学问，来讲，这恰恰就是它超越生成的情境，被作为理念和范式被扩散和接受的有效途径。“大批新闻学专书”居然能被中学生自认看得懂，就学科的成熟度而言，肯定不是什么光彩。但这正好就造成了只要有心于此就不愁在资质和学力上没有成批可用的后学新进。第三，虽说邵飘萍的行动和遇难都有相当复杂的背景。然而当他以“名记者＋作者”的身份显现在公众和读者面前的时候，却又自然而然地被想象为单一的向度，他的遇难也为其著作添加了神圣的色彩。从这里，也许就可理解，为何在邵飘萍身后，如包天笑等曾与他有过密切交往的人物，对他的描述褒贬互见，但在和他全无师承关系的后辈学人那里，其形象反而愈发高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邵飘萍与《实际应用新闻学》可以说是书因人名而人因书重。第四，因为上述缘故，对谢小鲁而言，“新闻学”已经不是基于现实动因要去构建的“话题”，而是基于对它整体上的信仰而被皈依的“志业”。这就使得像他这样的年轻世代，一旦接触到“本学科”的系统规训，也就不会对它产生任何的思索，而是带着虔诚和敬仰而照单全收。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各门现代学科，虽说作为学问，本身多是“怯魅”的产物，但当它形成系统和脉络，尤其是承载了学术的权力后，却又往往成为新的被崇拜的对象。其实，学科也好，方法也好，学者也罢，在学界中俯拾皆是的“粉丝”现象不正是这种“复魅”化的体现？

既然对新闻学，更确切地说，是对复旦所传承的“中国新闻学”，抱有不假思索的认同，在此框架下，按着讲和分头做都何足为奇？沿着这个线索去观照，无论是怎样来细化、“深入”地讨论有关“新闻”或是“报业”的问题，甚至由此延展开去，来透视它们与“社会”的关系，其实都是这个学术脉络的再生产。譬如唐克明在《近代美英新闻事业》中，所以会认定1890年以后新闻纸才逐渐“近代化”，是因为在他看来，从这年开始，“世界进入机器的时代，各种机器的发明，使交通机关日臻方便，生活程度日形提高”，“所以本文以此两国为对象，加以扼要的叙述，给落后的本国新闻世界作为参考”^[53]。相信读者应该没那么快忘记当年徐宝璜是如何将“教育发达之国”来作为“吾国报业”的标杆。再如沙凤岐在《报纸与社会》中，诚然想展示“报纸是包罗万象，犹如社会的一个缩影”，但在展开论述的时候，却是以“报馆在其中做一种精神的交通机关而已”作为总纲^[54]。从对“交通机关”的认定来看，显然受到戈公振的影响。也正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所以才会在这个基础上，试图把“交通”的过程说得更加具体，“新闻记者用尽种种的方法，采访社会上一切形形色色有新闻价值的事情，经过报馆的编辑和印刷，刊成报纸，再由报贩递送给社会人士阅读。所以报纸的过程是与社会循环的；不过报馆在其中做一种精神的交通机关而已”^[55]。

笔者曾以在“经典作家”和“另类作家”之间彼此的引证程度甚低作为他们在构造不同学理的证据。而在复旦新闻学会的课业论文，尤其是从理论框架观照现实问题的篇目中，对本学科的著述的引用却相当普遍。例如唐克明在《新闻学之理论与实用》中引用吴晓芝、王文萱、黄天鹏；吴雄剑在《今日的中国新闻纸》中更是从观点到案例引用郭步陶、潘公弼、周孝庵、东生、郑振铎、黄粱梦。^[56]黄粱梦就是黄天鹏的笔名，其中至少有三位是复旦的授课教师，学有所宗的痕迹可谓相当明显。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复旦新闻系，学术研究确已初步形成规训与协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应当是“中国新闻学”第一个严格的学术共同体。

正如前文论及任白涛时提及，籍籍无名的新人要出版著作谈何容易。这些课业的迅速出版，自然体现其师长的认可与嘉许。而在认可和嘉许中，当然包含着对其学术立场的肯定。在为杜著所作的序里，黄天鹏把话说得相当直白：“本年毕业同学杜绍文君著有《新闻政策》，郭箴一女士著有《上海报纸改革论》，这都是中国新闻界眼前所最需要的工作；而‘新闻政策’尤具有国际上政治上外交上的意义。”^[57]基于这样的培育业绩，他也就更有底气认定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教育已经道脉南传，“中国新闻教育的运动，虽然有了十数年的历史。但新闻教育的建设，却到了几年前复旦大学创办新闻学系才开始”^[58]，“今基础既固，此后为如何发扬光大之问题。对内充实巩固此初基，对外督促新闻业之改革”^[59]。虽说此时黄天鹏才26岁，却已以“识途老马”自居，期待诸位“新马”开创新时代的新学术了。^[60]且不论是否言之过甚，其中蕴含的自信也的确为初创的学术群体乃至学科所必需。

如果不是要刻意做传，论述至此，已不难看出，虽说在1930年代初的中国新闻学界，无论复旦大学的新闻学系还是“以黄天鹏为中介的徐宝璜＋亲身说法的戈公振＋被塑造成志士的邵飘萍”这个谱系想象，其实都未见得就是命定的主流正脉，两者的结合更是受诸多偶然的促动。复旦大学及其新闻学系，在“国人所办”的高校和系科中的显赫地位和历史悠长，为这样的学术脉络赋予了先天的正当性，更为它的薪火相传提供了根本的保障。在从复数的“中国新闻学”到规制的中国新闻学的转化过程中，早期的复旦群体的确作用良大。也许从这个角度，才能更入情境地理解为何复旦从来都被称为中国新闻学的圣地。

其实除了“学科”的内化，黄天鹏与比他更晚近的世代，还有一层更为根本的共识，那就是，至少在“九一八”以前，在学人乃至国人的局势认知中，中国的国势与地位虽与其疆域、人口、历史并不匹配，基本的国家安全却可保障，而且在图强的方面大有可为。因此，虽说要为国族而治学，当下却可暂且从容论道。因此才会出现从徐宝璜到黄天鹏，再到杜、郭这三个世代之间，“中国新闻学”在传承中的流变。具体而言，虽说都是以“中国”为立场，但是到了黄天鹏及其学生那里，“新闻学”的学理已俨然不言自明，“中国”是基于“新闻学”视野而被建构，而不是像徐宝璜等人那样，是以对“中国”的认识来建构“新闻学”。可以想见，如果“九一八”之前的局势和国人的认知一直延续下去而不是被陡然打破，也许随着社会与报业的进展，“中国立场的新闻学”也未必不会逐渐在继续的传承中逐渐演化为“以中国为对象的新闻学”。

【注释】

[1]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530.

[2]端方.江督端奏筹拨复旦公学常年经费折[J].四川教育官报，1907（9）：4-5.

[3]复旦大学在抗战前的社会地位以及所获赞誉，金以林在所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二章“近代大学教育的兴起”第三节“私立大学的兴起”中叙述甚详。

[4]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15-16.

[5]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0.

[6]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2.

[7]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4.

[8]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19-20.

[9]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1.

[10]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2.

[11]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0，24.

[12]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15-16.

[13]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17.

[14]谢六逸.谢序[M]//郭箴一.上海报纸改革论.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1-2.

[15]黄天鹏.新闻运动之回顾[M]//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上海：上海联合书局，1929：3.

[16]黄天鹏.悼徐伯轩先生[J].记者周报.上海，1930（6）：30.

[17]黄天鹏.我从事新闻学术运动的经过[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183.

[18]黄天鹏.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3.

[19]段玉裁编.戴东原先生年谱[M]//（清）戴震.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249.

[20]按照平民大学教务处1923年所编《平民大学概观》，新闻学系是大学部文科的院系，需修满80个学分（其中64个是必修学分）才能毕业。这与当时各个高等专门学校对学分的要求相当，也就是说平大的大学部学生也得用三年时间才能完成学业。(www.daowen.com)

[21]黄天鹏.新闻学研究室谈话[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09.

[22]黄天鹏.新闻学研究室谈话[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09.

[23]黄天鹏.新闻学研究室谈话[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09.

[24]黄天鹏.新闻学研究室谈话[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10.

[25]黄天鹏.新闻学研究室谈话[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15.

[26]黄天鹏.复旦新闻学会座谈[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17.

[27]黄天鹏.新闻学研究室谈话[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18.

[28]两个集纳学者的话[J].文艺新闻，1932（60）：5.

[29]黄天鹏.复旦新闻学系毕业同学赠言[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21.

[30]黄天鹏.新闻学研究室谈话[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22.

[31]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518-519.

[32]陶良鹤.自序[M]//陶良鹤.最新应用新闻学.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7.

[33]陶良鹤.自序[M]//陶良鹤.最新应用新闻学.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7.

[34]陶良鹤.自序[M]//陶良鹤.最新应用新闻学.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8.

[35]黄天鹏.黄序[M]//陶良鹤.最新应用新闻学.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5.

[36]黄天鹏.黄序[M]//陶良鹤.最新应用新闻学.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5.

[37]黄天鹏.新闻讲话[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179.

[38]陶良鹤.最新应用新闻学[M].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18.

[39]陶良鹤.最新应用新闻学[M].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18.

[40]陶良鹤.最新应用新闻学[M].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13.

[41]陶良鹤.最新应用新闻学[M].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19.

[42]黄天鹏.黄序[M]//陶良鹤.最新应用新闻学.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5.

[43]杜超彬.新闻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3.该书有谢六逸、戈公振、黄天鹏、杜氏本人四篇序言、目录、正文均单独编页。

[44]杜超彬.新闻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152.

[45]谢六逸.谢序[M]//杜超彬.新闻政策.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1.

[46]戈公振.新闻学泛论[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

[47]戈公振.新闻学泛论[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2.

[48]戈公振.一个代表性通信社[M]//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29：40.

[49]戈公振.报纸的将来[M]//黄天鹏.新闻学演讲集.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1：69.

[50]杜、郭两著的成文日期分别自署为“民国二十年三月十九日”和“民国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但从就读届数看来，应该是郭在此笔误。

[51]唐克明.编后[M]//唐克明.新闻学期刊.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4：163.

[52]谢小鲁.我与新闻学发生关系之前后[M]//唐克明.新闻学期刊.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4：94-95.

[53]唐克明.近代英美新闻事业[M]//唐克明.新闻学期刊.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4：94-95.

[54]沙凤岐.报纸与社会[M]//唐克明.新闻学期刊.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4：88.

[55]沙凤岐.报纸与社会[M]//唐克明.新闻学期刊.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4：89.

[56]吴雄剑.今日的中国新闻纸[M]//唐克明.新闻学期刊.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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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黄天鹏.黄序[M]//杜超彬.新闻政策.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1.

[59]黄天鹏.黄序[M]//郭箴一.上海报纸改革论.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3-4.

[60]黄天鹏.黄序[M]//郭箴一.上海报纸改革论.上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