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按下对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等人的考察结果是否“科学”，单从“学科”的意义上看，其人其学是怎样沉淀为学人的集体记忆？从何时开始，在谁那里，这些“开创者”以及他们创设的“新闻学”不只是甚至不再是考量的结果，而是被当作不言自明的考量框架？既然将“后世”作为考察的对象，那就要对其含义略作界定。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叙事传统中，“世”与“代”都不只描述时间的物理含义，而更侧重于其社会意蕴。所谓“世代”，不仅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更承载着观念和行为上的承继与流变。不同“世代”之间的影响互动，必然是学科史考察的重要问题。

由于几近完全掌控学生的前途，较之中国既有的书院体系，大学的系科就更具有学科规训的权力与权威。学生不仅需要在规定的年限内完成课程修业，还需在导师的指导甚至是指令下完成毕业论文，否则就根本无从毕业。但反过来看，学生一旦通过规制下的考核，就可能获取任教与研究的资格。在后来对民国学界的追忆和想象中，有两点几近共识。其一，著名学人大都拥有显赫的教育背景，如傅斯年、俞大维、冯友兰、汤用彤这样既出生高门亦复有海外名校经历的人物所在多有。其二，著名学人通常顶多三十上下，就已获得教授职位。但若细加考究，却不难发现，纵使在成批著名“海归”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所占比例也并不大。而在当时的美国和欧洲，这已几乎是获取大学教职的基本条件。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民国时期，对大学教员的资格限定，尤其是学历门槛，远不如同时代的西方或是今日的中国那样高。1927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明定“大学教员名称分一、二、三、四四等：一等曰教授，二等曰副教授，三等曰讲师，四等曰助教”，对于助教的规定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学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或是“于国学上有研究者”，而从助教晋升到讲师，讲师晋升到副教授，副教授晋升到教授，分别需要一年、一年和两年，且有“特别成绩”。^[1]

其实，所谓“特别成绩”的有无多少，原本就大有解释和操作的空间。换句话说，倘若一门学科能够在建制内延续不太短的年头，就完全可能将从接受高等教育开始就是“科班”出身的新人培育成为对系务、校务，乃至学科事务，颇具影响的教员，从而实现自身体系的再生产和拓展。实际上，纵观当时的中国学界，至少在人文社科领域，如此情形比比皆是。譬如闻一多，1922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当时的清华学校毕业生位阶等同于美国大学的二年级学生，1930年就被国立青岛大学聘为文学院院长。再如比他晚一代的程千帆，1936年从金陵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42年就以副教授的身份回到母校。

在这样的制度架构下，新闻学和复旦大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状况，也就为早期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科能迅速成为中国新闻学的再生产基地提供了足够的条件。首先来看“新闻学”，如前所述，“中国新闻学”在20世纪20年代已初步成形。但研究者对于中国报业在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基于视角、侧重与方法的差异，在此时的新闻学人之间，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通过群体的分工合作来推进共识与知识的快速增长也就无从谈起。即便到了复旦大学正式创立新闻系的1929年，中国新闻学的知识版图与十年前相比仍然没有多少广度和深度上的变化。然而这样一来，反而为后来者留下充裕的可拓展空间。即便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接着讲，他们也不难在对具体问题的剖析上后出转精。

再来看复旦大学的因素。复旦大学设立新闻科是在1924年，此后就从未间断。此前的北京大学新闻学会、厦门大学报学科和平民大学新闻科都迅速解体，即便是同年设立的燕京大学报学系也曾暂停数年。规制与平台的连续性，自然造就了学术群体的率先成形。那么，当时在国内高校中地位并不很显赫的复旦大学，又何以愿意并且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可能答案恰恰就在这“并不很显赫”上。复旦大学的前身是复旦公学，它虽非国立，却因为是中国民间创立的第一所高校，向来就拥有较为特殊的地位。它还在筹办阶段就获得两江总督周馥提供的一万两公款资助。从1906年开始，两江总督公署还每月贴补它一千四百两。^[2]进入民国后，同样是依照《大学令》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复旦整体改制为大学的年份（1917），虽说稍晚于北大、南洋、北洋，在全国的私立学府中却是最早。大致而论，二三十年代的复旦在大陆高校中的地位，当与今日辅仁、东吴在台湾地区高校中的位置相仿，虽非顶尖，却不容小觑。^[3]这样的来源与地位，自然对复旦的学科结构与规划产生直接的影响。既然并非国立大学，也就不用像必须担当中国高教主力的北大南高那样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基础学科。这样一来，在当时积淀还并不很厚重却又颇具前景，所需经费还远不及工科和医科的各门新兴文科就成了复旦的发展重心。因此，复旦大学在20年代初就相继设立了法政、新闻、市政、教育等科，而且还在1929年的院系改组中，将它们统统升格为系。实际上，虽说在1941年就改制为国立大学，但在50年代院系调整前，复旦的优势学科仍是这些应用型的社会科学。

当然，复旦有意愿和能力创立和维系新闻系科也并不等于它就必然会“以中国为立场”的新闻学为依归。而此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因素起关键作用。其一是复旦自身的历史渊源和办学传统。马相伯等创校师生原本就是为了维护国人的办学主导权，才脱离震旦而另立复旦。在此后的辛亥革命中，复旦还曾因为大部分学生投身光复而一度暂停。可以说，对于复旦，“中国立场”始终是贯彻始终的宗旨。其二则是谢六逸的态度与能力。谢六逸曾在《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1930）一文中阐述了他认为中国高校必须创办新闻专业的理由。该文的起始部分如此陈述报纸的功能：“现代的报纸，就是人生的地理教科书，人生的历史教科书，社会教科书等。它能指导青年，它能指导成人，甚至于隐居在莵裘里的封翁，它也能暗中指导。只有无知无识的野蛮人，同它不发生关系。”^[4]基于这些认识，谢六逸坚信，无论是针对普通学校的新闻通识教育，还是依托于“专门以上的学校”的新闻学系，都是“在我国是最切要的”^[5]。身为大学教授，他自然更加侧重于对“大学校与专门学校的新闻系”的期待和设想。在他看来，在文学院开设新闻学系或是新闻专修科，以新闻系科的师生为中心，便能更有效地创立、维系和传递代表大学精神的“大学新闻”，“足以使大学活泼有生气，使全校师生亲如晤对”^[6]。新闻学系的创立，亦可“为本国报馆培养经营人才，培养编辑人才，同时为普通学校培养新闻教育人才。使这些学子有充分的新闻学知识与技能，有正确的文艺观念，富有历史、政治、经济的知识，有指导社会的能力。”^[7]不难看出，在他那里，新闻系科既是整合高校内部的信息枢纽，更是发挥其社会功能的重要渠道。顺着这一思路推下来，倘若没有新闻系科，乃至没有合格的“大学新闻”，是否会对高校本身带来不必要的缺失？虽说在该文中，谢六逸并未对此做出正面论述，却胪列了诸多事例来间接说明。一方面，他痛陈此时的中国大学就其程度无非是“为准备留学某国之大学也”，“他们给予学生的知识，只有半截”^[8]，进而质问“现在国内出版的刊物，有哪一种是大学产生出的？有哪一所大学所办的刊物，可以拿出来见世面的”^[9]？在另一方面，却又详尽阐述“大学新闻”在海外的繁盛以及该类刊物在哈佛、波士顿、早稻田等学校治校过程中的积极功用。^[10]两相映衬之下，谢六逸实际上已经提出很清晰的路线图——有了新闻系科，高校就可能有更健全的内部运作和对外互动。

仅从逻辑上看，这个构想当然并非完全自洽。因为纵然“设立新闻系科”确实就是使高校和社会获得这些好处的充分条件，也未见得就是必要条件？其实谢六逸自己举出的例子就可用作反证，到此时为止，哈佛、波士顿、早稻田这些名校，又有哪个设置了专门的新闻系科？然而落实到具体的事务决策与运作，措辞和逻辑是否圆融却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当事人的态度是否坚决，其影响能力的强弱，往往才是关键所在。先从态度上看，谢六逸的国族意识向来格外强烈，在稍后的1931年甚至还为此遭到鲁迅的讥讽。他既对“办学的人，因为大学毕业生还有海外可以留学，因而倚赖别人，把自己的大学因陋就简的办下去”甚为不屑，更认定“中国既有国立或私立的大学，用不着等外国人来到国内来替我们培植”^[11]。那么，在完全由国人主持的复旦大学，是不是应该创立新闻系科，又是否该办得胜过“外国人来到国内”办学的圣约翰和燕京，在谢六逸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既然对新闻业和新闻教育抱有这样的期待，在这篇文章里，谢六逸对中国的报业乃至社会的批评自然相当尖锐。“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说起来，理想的报纸的制作，自然是不容易的，可是能够鉴别报纸的好坏的人——就是善于看报的人也是不常有的。中国现在著名的报馆里，有许多记者连新闻价值（news value）是什么还弄不清楚”^[12]，“再就我国阅报的人来说，有许多也是用着奇异的方法在看报，例如只翻阅本埠新闻（本埠，上海也）来看看有无强奸的新闻，就算看报的，或是只翻阅‘报屁股’（好美丽的名称）也算是看报的。办报的人是十数年如一日的办下去，看报的人是永远的看‘报屁股’下去，所以我国报纸的改善是遥遥无期的，而报纸的好坏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有批评价值的话了。如此这般，近代的报纸在中国是早已失掉了它的功能，埋没了它的使命了”^[13]。

在为郭箴一所著《上海报纸改革论》（1931年）所作的序里，谢六逸更是转述了一位“上海某大报馆的经理先生”的言行是如何地迂腐陈旧：

有一天，我和上海某大报馆的经理先生谈话，我对他说：“你们的报馆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老是不进步，不想改革呢？”后来他就回答我下面的一席话：“我们何必改革。因为照向来的老样子已经能够赚钱，股东们可以多分利息，报馆同人到了年终可以分得两三个月薪金的红利，也就心满意足了。说到改革二字，谈何容易呢。万一改革之后，看报的人减少了，登载的广告减少了，那岂不倒霉吗？所以留学回来的新闻学家，我们不敢聘用。纵然聘用一两个，最高的限度是请他们在广告部办事。至于编辑部则绝对不敢任用任何一个懂得新闻学的人，因为怕他们一个不小心，要替我们报馆闯祸。现在我们的编辑部，都是在馆内做了四五十年的老先生。他们像钱庄里的学徒一样，非常忠实可靠。比方说，做钱庄学徒，从揩桌子，替师父盛饭等杂事做起，后来把珠算、挂账、看银色学会了，他们每天只知道埋头做事，做东家的乐得享福受用。假如钱庄老板请了一位美国回来的银行学博士，他硬要把中式账簿改为西式，那才要命呢。我们的报馆也和钱庄差不多。最怕的就是改革。即使要改革，也无非要多赚钱罢了。现在既然每年能够赚这么多的洋钿，还用得着改革吗？如果改革了，反而亏本，先生，你怎样呢？三一三十一，二一添作五，先生，弗是生意经呀！”^[14]

不管这段对话是否“答客问”，都足以反映谢六逸对此类人物的观感以及要通过培育人才来革新上海报业的决心。论述至此，已不难看出，谢六逸对“新闻学”与“新闻教育”的认知与构想路径，其实与稍早的徐宝璜、邵飘萍那代人别无二致。

再来看分量，此时谢六逸既拥有早稻田大学的学士学位，又有在商务印书馆编译局任职的经历，更曾参与显赫一时的“文学研究会”。虽说这些资格看似与新闻教育没有直接关系，却足以让他在文教圈子颇具地位。沪上高校是在“院系调整”后，才在人文和理科上仅次于北京的。在此前，南中国的基础学科则是以南京为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任教甚至执掌上海的所有文科院系，对谢六逸来说都绝非高攀。因此，他在三十岁上下就先后出任暨南大学教授和中国公学文科学长，1926年甫入复旦，就被聘任为中国文学系的正教授。实际上，就在校内的地位而言，此时的谢六逸之于复旦，比当年的徐宝璜之于北大还要高出不少。本书的读者应该颇多也执教于高校，相信对这一因素在影响校务、调动资源上的分量绝不会隔膜吧。既然有心，亦复有力，在谢六逸主导下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教育与研究的取向上的选择和行动力也就根本不成问题。这也就为黄天鹏进入复旦创造了可能。

黄天鹏在1929年撰写的《新闻运动之回顾》中，曾如此描述新闻学在中国的落地和生根：

新闻之成为一种专门学术，乃近百年事，若在我国，则仅数十年耳。有清光绪二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刊行《新闻学》一书。为我国人知有新闻学之始，原书为日人松本君平所著，一名《新闻事业》，顾其时新闻纸尚在草创时代，新闻学自不为社会所重视，因兹弗能畅行遐迩，不久遂告绝版，然新闻学已肇其端矣。光宣之间，有志人士奋起，新闻界人才盛极一时。梁任公以一代宗师，舍政从事汇笔生涯，新闻记者之声价顿增万倍。梁于新闻学颇有心得，饮冰室文集中数见论报之作。同时报章杂志，始有探讨新闻之篇，此十数年可谓新闻运动酝酿时期，而新会实此运动之开山祖也……改元二年广学会刊行《实用新闻学》，原书系出美人休曼手笔，史青氏翻译，出版后销行颇佳，国人于日式新闻学之外，复谂一美式之新闻方式，渐引起世人研究之兴趣，时人研讨或介绍文章，乃数见不鲜，役新闻业者，外感社会需要之殷，内惭本身组织之陋，不能不谋改良增加之策，而新闻学尚矣。殆民七蔡元培氏长北大，首设新闻学研究会，延聘新自美归之徐宝璜先生主持其事，而新闻运动芽萌矣。徐复著《新闻学大意》以诏示世人，俾学者有所适从。越年而五四运动勃兴，国内思潮澎湃，世界崭新学术，如狂风怒潮沓至纷来，新闻学至是已占有相当之位置。既而邵氏《新闻学总论》、任氏《应用新闻学》诸书陆续问世，各种刊物亦延聘专家著述，斯学之昌，遂有一日千里之势。自五四运动后，各大学计划中之新闻学系先后开办，选修学生，颇行踊跃，各校稍有规模之设备。世界新闻巨子如泰晤士报主人北岩爵士，蜜梭利大学新闻学院长威廉博士等接踵来游，于新闻极力提倡。各地亦设新闻讲座，以资宣传，且有赴海外专治斯学者，国人对新闻学之兴趣日隆，于斯可知。故时人称为启蒙时期焉。^[15]

所谓“改元”，就是自清代入民国的年号更改，“改元二年”即1913年（民国二年）。黄天鹏在这里构造的“梁启超—徐宝璜”这个中国新闻学的“道统”固然过于简化，但这两人的地位和影响力却是无可置疑。作为徐宝璜教过的学生，黄天鹏也自然在这一谱系之内，但黄天鹏似乎并不以此为满足。颇具意味的是他恰恰是在徐宝璜去世之后，才多次彰显自己的师承关系。在1930年所撰的《悼徐伯轩先生》中，他谈道：“昨月予自海外归来，得先生书，殷邀北游，约逭暑西山襄助先生厘定生平之著作，覆书未发，而噩耗继至。”^[16]在1931年与复旦新闻系学生的座谈中，他又是如此陈述自己进入新闻学科的经历：“我为什么从事新闻事业，简单说来，最初是好奇的驱使，觉得只有新闻纸才能够满足我的知的新的欲望，而引起无穷的兴趣，就决定做一个新闻记者。五四运动后，新闻事业已是划一个新的时期了，新闻学也有人出来提倡了……我在报馆中看见自己报的编制、材料、印刷纸张，和上海报差得多了，这自然是有他的缘故。又看见上海报和日本报和英文报比着，又形逊色了，这自然也有他的道理。于是我便起了研究的心情，而知道有新闻学这一门的学术。最初启蒙的课本是徐宝璜先生著的《新闻学》，我开始对新闻学有了模糊的印象。”^[17]

其实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黄天鹏所以认定“新闻学”应该是一门学科，更多是源自个人的兴趣，而非基于对国族盛衰的忧思。因此他在描述新闻学在中国的源流脉络时，也更近于仅以报业的形态演化作为叙事的框架。就起始动机而言，这其实与早年的任白涛更为相似，更近于“在中国的新闻学”而非“中国的新闻学”。然而同样是在起步阶段，就可获资讯的多寡而言，黄天鹏又和正在早稻田求学的任白涛不可同日而语。在他那里，“最初启蒙的课本”也就只是徐宝璜的《新闻学》。

黄天鹏初读徐著是在什么时候，看到的又是哪个版本，已无从详考，但至晚也应在他1925年进入平民大学之前。诚如前文所述，徐著《新闻学》内容甚为齐备，又出自留美的北大教授之手，更借助北大出版社与《东方杂志》等平台迅速推广。对于此时顶多20岁的黄天鹏而言，这本书被奉为经典也再正常不过。更何况此后，黄氏在平民大学就读期间，还不乏亲炙的经历。于情于理，毋庸讳言，也许还有于势，徐宝璜在黄天鹏那里，就不只是业师，更是宗主。也就难怪他会在为《新闻学》1930年的重印本所作的序言里盛赞：“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倡新闻学，在一二十年以前，新闻记者在社会上认为无聊的文人，新闻纸一般人认为遣闲的读品。先生众醉独醒，大声疾呼，以改造新闻事业为己任。于是国人始知新闻事业之价值，新闻记者乃高尚的职业。新闻界风气的转变，这是先生提倡的效果啊！”^[18]

其实在《新闻学》中，诸如新闻价值等学理原本是依据对“吾国报业”的认知所考察出来的结果，但到了黄天鹏等学生那里就已被看作不言自明的考察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讲，很难说黄天鹏是否真对他敬仰的师尊理解透彻。其实在各个学派乃至各门学科的演化史上，这种因认结果为方法，故而自设范围的情形俯拾皆是。戴震曾说过“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19]，倘若不嫌苛刻，确可由此透视何以在传承乃至再传之下，后学再精勤，也难追祖师的气象。但从“学科”的角度来看，这却至少能为共同体的诞生创设基本的共识。就此而言，较之英年早逝，且并未在新闻学上花多少时间的师尊，既享高龄更专致于此的黄天鹏确实是徐氏所开创的“中国新闻学”的守护者。(www.daowen.com)

谢六逸虽说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甚为推重，但却未必对徐、黄之间的差异深有察觉。其实原本就必须得隔开足够的时间距离，才可能体察到学术路径在传承与流变中的微妙。不管是否秉持“中国立场”，“新闻学”毕竟是一门学科，在此时有可能延揽到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人物里，黄天鹏不仅所学“对口”、著述最丰，而且还师承有自，自然成为首选。其实就目前能够接触的资料看，且不说即便在私立学府中，平民大学的地位也属末流，从黄天鹏1925年考入这所学校，1927年就离京南下看来，他是否毕了业也颇成问题。^[20]在1930年以前，他也并无在其他高校任职的经历。新闻学又怎么都算不到“国学”的范围内。纵使按照前述并不苛刻的任职条例，此时的黄天鹏担任助教都有欠资格，但他甫入复旦，就被聘为教授，而且主持新闻学研究室，谢六逸起到的作用应该非同一般。

在1930年，黄天鹏才25岁，而且因为还在报馆供职，他也没多少时间来授课。但在新闻学系的师生面前，他却很擅长塑造自己的学人形象。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与学生的三次对话。第一次发生在他的居所，时间是1931年年初，黄天鹏一开始就表示自己其实很不习惯“讲坛的生活”，但“想到中国新闻教育的前途，和系主任及诸同学的热诚的相邀”，才勉为其难。所以在寒假中创办“新闻学研究室”，也是“希望在课外给诸位一种有力的帮助”^[21]。在他的陈述中，“新闻学研究室”的重要，正像“大学的图书馆，或是化学系的化学实验室一样”^[22]。在“新闻学研究室”的架构里，他又格外强调学术部的重要性，“所谓学术部，是课外的研究，或者暂时采用指导式，也有学分的。例如有人欢喜专门研究编辑或广告的一部分的，由室主任或教授来任指导，指导他怎样去研究这一门科学和研究的书籍，在研究的期间可以质疑问难，或发表他的心得。到了学期终结，报告他研究报馆的计划、经营、组织、管理等问题”^[23]。既然要在时间规划和分工侧重上，将研究室从日常的教学中独立出来，自然需要专门的人员配置，因此黄天鹏还建议：“此外在管理上我的意思应该聘一专家来担任，主持一切。主任下并设专任管理员二人，协理庶务。其余同学分任。”^[24]

相信任教于高校的读者，已不难看出黄天鹏想把“新闻学研究室”完全做成实体机构。这样的规划能为他本人带来什么，自然不言而喻。当然，欲有所得，就往往得故作淡泊，黄天鹏在这点上也做得很到位。他甚至在案上摆放了一袭袈裟，宣称自己是“以佛家出世的精神，来干入世的事业的”，而且因为“自己一件意外事情的打击”，随时可能离开上海^[25]。黄天鹏遇到了怎样的变故，现在还不得而知，但确凿无疑的是到了这年春季学期开学，他仍然是新闻学研究室的主任。在发生在此时的第二次谈话中，黄天鹏先是表扬了“在过去的一年半中，赖着系主任的擘划，诸同学的热心努力，已经筑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旋即表示如果新建的研究室能做到“设备完善，组织严密”，那就能成为“研究新闻学的宝库，同时也可以做新闻界的博览馆，为本系的灵魂”^[26]。他还提出要以它为基地，“建设新journalism的理论，造成新闻学的中心……上海是全国新闻事业的中心，也是新闻学术的中心这中心点就是本校本系，我们勇敢而无疑地负起这个使命来”^[27]。当然，他自己也将专心著述，来为此做出贡献。由此可见，黄天鹏已经打算在复旦长期兼职下去。

黄天鹏虽说在此前已撰写和编撰了不少新闻学的论著，甚至还发起过“新闻学”与“报学”的名目之争，但确实缺乏上乘之作。譬如前一章所引的《两个集纳学者的话》就是拿他来跟任白涛做对比，“以后，我又遇着黄天鹏先生，我说‘你的新闻学论著真丰富得很’。黄说‘老夫只是一个酒肉和尚，吃吃喝喝而已。写什么书，说来说去都是这么几句，但为了稿费，自然是越多越好’”^[28]。这番话是否真是出自黄天鹏之口，当然难以考证，但从行文中，也不难看出他在同行之中，学术声望也就不过如此。也许正是察觉到这些批评，黄天鹏才会在1931年度的新闻学系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寓伸于屈。他以这样的自我介绍来开头：“我是中国最初新闻教育的第一班的学生，这十年来东南西北的奔走，从最小的报馆访员，做到最大报馆的主笔，那一部分，各种苦头，我都吃过，正像一个乡下人到上海来做阿木林。”^[29]须知自上海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埠以来，地域观念和乡籍认同在这里就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根据下表4-1所示，当时复旦新闻学系的学生里，至少有80人籍贯在外地。这样的自我定位，当然容易唤起他们的认同。所谓“中国最初新闻教育的第一班的学生”，就更是对在座的学生彰显自己在“同类”中的特殊。铺陈过大学教育虽已结束，社会教育还刚开始；不要指望能立即改变报业的现状；要从小处做起等等常识之后，黄天鹏又对自己的经历做了这样的描述，“新闻界有一句‘兴趣的成功，就是工作最高的酬报’。这话很可咏味，我们不要太注重在金钱了。有一个时期，我很恨我不去在一个穷苦的家庭，使我自小有过穷苦的训练。例如你先前住的是平房，食的是稀饭，后来职业独立了，经济较为充裕了，住了洋房，吃起大菜自然不成问题，但若反过来那可不行了，我们压低我们的生活费，才不致受到外物的引诱”，就更有明确的针对对象。^[30]还可看到，此时在复旦研习新闻学专业的学生里，至少有9人在入学前已有职场经历，其中又有2人曾在已经关门的《市民报》供职。时至30年代，在各大城市，各种脑力劳动的行当都已几近饱和，新闻业的基层员工待遇更是菲薄。例如任白涛在《综合新闻学》中就曾提到广州女记者邓涧云在某家日报工作数月，结果分文未得。^[31]黄天鹏这番说辞，自然很能得到他们的共鸣。

表4-1　1934年前（含）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历届学生名录及去向

续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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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克明.新闻学期刊[M].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4：166-168.自陈春华开始是1934年上半年还在校的学生。

当然，黄天鹏能坐稳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的位置，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谢六逸的力挺，他能借助沪上报界的充沛资源。从下表4-2可以看到1931年复旦新闻学系的师资阵容。研究室主任这个位置，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无甚可贵。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反而不会忌惮为黄天鹏提供助力。

表4-2　1934年复旦新闻学系师资情况

唐克明：新闻学期刊[M].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4：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