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早期的“中国新闻学”是以无“科学”的“学科”面目莅世，这就导致了三个结构性的后果。其一，因为并无“科学”意义上的共同体，也就谈不上内部的分工和对外的门槛。只要是自认对新闻业（还未必是中国的新闻业）独有卓见，都大可撇开前人，自建体系。纵观民国时期的新闻学著作，彼此对内容的引征率相当低下。其二，然而因为已存在“学科”意义上的群体，无门槛的另一面就是有界限。所谓界限，大致指著作能否被群体与公众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受是否与“中国新闻学”的根本取向相契合。其三，在“新闻学人”这一群体中，谁能占有怎样的层级，还并不完全以其论著的多寡粗精为决定性的依据，更取决于他的既有身份和时间先后。以徐宝璜为例，虽说他一向以政治学为主业，除了《新闻学》以外，本学科的著述并不多。^[42]但身为留美归来的北大教授，又占据了出版时间的第一，他不仅生前地位尊崇，还在身后被追祖认宗。黄天鹏于1930年的追思可谓典范：“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倡新闻学，在一二十年以前，新闻记者在社会上认为无聊的文人，新闻纸一般人认为遣闲的读品。先生众醉独醒，大声疾呼，以改造新闻事业为己任。于是国人始知新闻事业之价值，新闻记者乃高尚的职业。新闻界风气的转变，这是先生提倡的效果啊！”^[43]再如更为后起的杜绍文，在1939年要阐述自己对此前中国新闻教育的批评时，也是引述和已去世的戈公振的独对为证据。^[44]

这三个结果既同源而生，又互为支撑。可以说，只要它们的共同基础，即“报学兴则报业良，报业良则国族益”的共识，未被解构，“学科”的此一架构就难以动摇，还能在权势与影响的层次与格局上进行不断的再生产，而且还又无法从“科学”的维度加以验证与替代，自然也就谈不上“范式”的转换。这样一来，后来者也就只能被认为是处在学术源流的下游，抑或分支。从这个角度看，马星野等30年代学成归国的“密苏里群体”的中文著述，或为论文，或为专门研究，以至于被任白涛说成“断片式”的研究，到底只是因为深受美式学术影响，还是亦有只能接受已经成形的“学科”格局的成分，也就颇值考量了。^[45]实际上，倘若将视线放宽，不难看出，直到1949年以前，几乎所有我们今日认定的，至少要在方法上遵循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在当时的中国学界，都相对人文学科要弱势许多。^[46]

较之首先是党国要人的叶楚伧、戴季陶和暂时串场的洪业、陶孟和、孙怀仁，任白涛于“新闻学”的侵润自然要深了许多。如果从要为在这个学科引入的知识数量而论，他甚至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最博识的新闻学者。但在后世的“学科”追忆中，他及其著作的地位甚是微妙，虽不至于湮入流沙，但知名度却颇不及黄天鹏，遑论被奉为鼻祖的徐、邵、戈三大宗师。除非是以学科史为研究方向，否则只怕大多数学界同仁知晓这个名字，还是通过被经典教材转引的“鼓语”案例。^[47]按照任白涛自己的说法，本来他在1918年已经完成《应用新闻学》，只因出版晚于徐著《新闻学》，活生生地丢掉了第一人的桂冠。以至到1937年，他仍对此不能释怀，在该年所撰的《新闻学在中国》（也就是《综合新闻学》的开篇）中，写下这样的话：“又单就中国而言，诚然已经出现我那本有系统的、完整的应用新闻学，而开辟了对于斯学的系统研究的端绪，但也不过十来万言，而且更因为无人接受刊行，遂不得不‘自费出版’，为了资力有限的缘故，遂把业已草就的经营一篇（原为该书第五篇），临时抽出，同时对其余各篇的既成材料，更尽力删削，免得不超过同承印该书的商务承印部所订阅的一百中页的印刷契约：虽然结果带上自序和余录，超过了数页，但同原稿的本来数量相比，几乎还差了一少半。所以该书在总论、搜材、制稿、编辑四编，虽然都已经发挥出许多东西新闻学书所有未（原文如此）的意义、原则和方法，又在附编上阐明了偏于欧美两方的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但在今日看来，那就万不能免掉‘挂一漏万’。”^[48]

暂且不谈其间的自许是否过当，单就此书的出版经历而言，就着实能体现“学科”体制的现实一面。不妨与徐宝璜、邵飘萍做一对比。徐宝璜的《新闻学》前后共易四稿，第一稿写于1918年暑假，刊登于《东方杂志》1918年的第九、十、十一号。第二稿（也就是在北大新闻学会上的讲稿）旋即刊登在他任主编的《北京大学日刊》以及1919年3月出刊的《北京大学月刊》第三号。第三稿的前五章则刊登于《新中国》的第一卷第七号（1919年11月15日出版）和第八号（1919年12月15日出版）。第三稿还在刊登中，第四稿在1919年12月6日就由北大出版部印行全书。^[49]邵飘萍所著《实际应用新闻学》则干脆就是由自己的京报馆印制，委托商务印书馆代为发行。《应用新闻学》的出版，单是时间就拖了足足四年，直到1922年才改由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机构的态度如此悬殊，自是因为此时的任白涛，无论就社会地位、学历层级，还是与业界的关系，都远不能与徐、邵相比。1918年的任白涛还仅是一个普通的留日学生，此前与业界的关系，也不过是曾为上海各报担任过驻开封的通讯员。^[50]以这样的身份与资历，又怎能让出版机构对其著作的销路抱有信心？

加之既无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也就形不成有效的同行约束。《应用新闻学》出版后不久，就发生了与伍超所著《新闻学大纲》的版权争议。^[51]在《新闻学在中国》一文中，任白涛对他看来由《应用新闻学》的出版引起的“中国新闻学界的空前的灾祸”，进行了如下描述：“尤其可憾、可恨、可悲、可悯的，就是以号称在新闻学的先进国研习有年的人，以及身任新闻学‘教授’之职的人，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拿我那本小著做起他或他的‘著作’或‘讲义’的底本；并且公然而毫无忌惮地交一流的大书店刊行了！”^[52]

倘若真如任白涛所说，自然其情可悯，其鸣更悲。然而笔者在对照1922—1937年间出版的此类书籍后，却发现无论按照当时，还是后世的学术规范，除了《新闻学大纲》，还真没有著作能确认为对《应用新闻学》构成抄袭的。当然，任白涛这里使用的并非“抄袭”，而是“底本”，这又反映了他怎样的心态，尤其是对自身在“学科”内地位的认知？还是来看《应用新闻学》的架构，该书开篇的总论中，如此交代写作的缘起与方式：“研究新闻学，当从何处着手，何处踏脚。经营报纸，当取则何法。是为读者脑中应发生之问题，亦即编者编制本书之顺序及方针之问题也。前者，则本书之编制顺序：说新闻事业之性质、新闻记者之地位、新闻社之组织等，是为第一编，曰总论；说‘新闻’之定义，价值与其搜集方法等，是为第二编，曰搜材；说评论、记事，乃至特殊文字之如何调制，是为第三编，曰制稿；说编辑部之构造、编辑部之搜材，实务上之编辑等，是为第四编，曰编辑；又无论研究何种事物，皆不可不明晰该项事物之来源及其变迁，因于卷尾殿以‘欧美报纸史略’一篇。此本书编制顺序之大略也。后者，则英美之报纸，为现世代表的报纸良堪作我之模范。而日本之报纸，就形式上言，亦多可取之点。故本书之取材，以英美为主、以日本为副。同时我报界之劣点，亦一一由反面映出，不言自明，其针锋相对，不得不言者，自不能不言之。此本书编制方针之概要也。”^[53]

暂且不谈这本书所用的材料，有多少来自日文文献，而并非任氏原创。单就编撰的体例与顺序看，他就不是基于“吾国报业”的现状来寻求推进的路径，而是直接就以“英美”与“日本”为“现世”的“模范”与“可取”的对象。若与徐宝璜的《新闻学》相比较，似乎在“先进与否”的结果上相仿。然而其路径却是一者先确定谁不先进，一者预设谁先进。换句话说，在任白涛那里，并不是以“吾国报业”当下需要以何为起点，而是“模范”如何，“吾国”亦当如何。在这样的路数下也就谈不上以“报学—报业—国族”的想象图景为展开的基本取向。当然，槛外之人要洞明“中国新闻学”因何而兴起，确非容易。但从任白涛的行文看，要说此时的他对“中国”远没有像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那样看重应当不是苛评之论。实际上，也正因为自身并无真正清晰的取向，虽说单独抽出《应用新闻学》的任何一个版块，似乎都能独立成章，自成一体，但这恰恰说明，就架构而言，全书宛若七宝楼台，各部分之间乃是简单的拼合，并未凝聚成自洽的完整系统。由此似可推知，正因为任白涛并无严格意义上的自身的“新闻学”框架，所以才有可能把“材料”误认为“知识”，甚至是“理论”。在这样的衡量体系下，也就毫不客气地因为自己采用这些并非原创的材料在先，就认定自己是“学科”先导。但凡有人也在“知识”的层面，运用了类似的材料，甚至是在其架构内覆盖了他也涉及过的话题，那就理所当然会被看作以他那本《应用新闻学》为“底本”。

既然在动因与路径上就与“中国新闻学”的主流落落不合，又怎可能被由此而生的“学科”体制真正认为核心？而到1926年，这样的疏离落在任白涛眼里，却又成了“这几年来，我看这门学问，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证据^[54]。在同样是与“学科”若即若离的王拱璧看来，这也是“在白涛的新闻学出版之前，曾有一本新闻学出世；但是我看那本书，总觉得不像科学”的理由。^[55]其实任白涛与“中国新闻学科”的疏离，而且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疏离，这在他对《中国报学史》的评价里亦可得到验证。从第二章的注释里曾引用过的那段话来看，《中国报学史》“文不对题”的说法，应该就是自他而始。当然，在任白涛那里，这次对话俨然就算自己的胜绩，但从中恰可看出，任白涛对戈公振是如何理解“报学”与“报史”的关系其实并无切实的把握。这段话又写在戈公振去世以后，对方是不是就如他所说，对他的批评全然接受，也是死无对证。

不管任白涛其人与“中国新闻学”的隔膜，造成其书与学科主流的疏离，还是《应用新闻学》的际遇造成任白涛与“学科”的疏远，抑或两者之间互为因果。然而这种与“学科”隔了一层的处境使得任白涛始终未能把握“中国新闻学”的“中国”取向与“学科”面相。《应用新闻学》面世后有十多年的时间，任白涛的论著与翻译，都是以文艺理论和社会学为主，于新闻学却少有新作。1932年6月，《文艺新闻》刊出《两个集纳学者的对话》，据该文的作者转述，任白涛在被问到“为什么写了一本《应用新闻学》后，便不再写关于新闻学的书”时，回应是“在中国，懂新闻学的不一定能办报，办报的不一定要懂得新闻学。虽然我这一本书，被许多学校当课本，但课本的用处就是课本，所以我也就不敢再多写什么了。因为我觉得新闻学在中国，真是一门难学”^[56]。当然，这篇文字的主旨是以他对著述的谨慎来反衬和讥讽黄天鹏“为了稿费”，才“新闻学的著作真丰富得很”^[57]。然而从中也不难看出，到了此时，在后起的学者眼中，任白涛之于中国的新闻学诚然功不可没，治学的态度更值得尊重，但毕竟已是过去的人物。

然而就在这段对话的数年后，任白涛就编写完成《综合新闻学》。据他1949年的回忆，起因是1935年6月，商务印书馆约请他写一部《综合新闻学》，作为“大学丛书”的一种。^[58]“大学丛书”是商务印书馆在1930年代着力打造的精品品牌。按照王云五的规划，这部丛书既要系统地推进本国学术，更要为中国的大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材。到抗战结束，“大学丛书”共出370多种，王世杰、何鲁、钱穆、钱端升、萨本栋等大批一流学者都是它的撰稿人。商务印书馆约请任白涛参与其事，既是对他的认可，也可以算是对昔年怠慢的弥补。任白涛旋即“分批，分卷字稿”，到1938年春天已完成全书。^[59]

在此前的1937年年底，他已将书稿中的《列邦的新闻学研究机关》一节抽出，发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该年的第4期。从这篇文章中就可看到任白涛对“新闻学”的认知和期待。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描绘“新闻学”在“列邦”的繁荣景象，“现今世界各国的著名大学，没有新闻学讲座的，几乎可以说没有。新闻学在现今，是与其他一切科学，同样地已经被编入大学的科目了。”^[60]除了人文社科领域相对缺乏学术自由，日本的高校体制在二战以前，差不多就是德国的翻版。因此，任白涛在这里所说的“讲座”，应该就是德文中的Lehrstuhl。在从来都极其重视研究的德国高教体制中，讲座是最基层的学术机构，大致与美国高校中的研究团队相仿。只要获得教授的任命，学者就可以自己为中心来组织讲师、编外讲师，招收学生组成团队，在此范围内几乎拥有绝对的主导权限。

但即便真如任白涛所说，允许新闻学开设“讲座”，已经在“世界各国的著名大学”相当普遍，以“讲座”的形式存在是否就意味着这门学科在学理和方法的成熟度上，足以和“其他一切科学”相提并论？当然，在任白涛的眼里，所谓“其他一切科学”在这方面也未见得等量齐观。这篇文章也明确揭出，在他看来，虽说普尔兹（Prutz）在1845年和罗满（Salaman）在1900年所出的两部《德国新闻事业史》，如今“还占着（学术界）最高的位置”，但这些“照着纯粹的历史的记述法的书籍”却因为缺乏“新闻事业之社会的技能、新闻事业与国民经济的关联、由于广告之经济的发展之反应等考虑”，只能说是“早期的一切的新闻事业研究”了。^[61]与“早期”相对应，在任白涛看来，已经“明确地把社会学的观察法，用作新闻学研究之最基础的方法”的“鲍起尔·魏伯、谢弗莱、威斯、觉瓦诺利、伯纳略”等人所做的就不是“单就历史、法律、政治、言语、技术等的片面研究”，而是可以理解新闻本质的“社会的文化形态之综合的研究”^[62]，而这种“综合的研究”才是“新闻学”在当下所该遵循的路径。

从这些描述中不难看出，任白涛其实是基于对德国古典社会学的认可，来确信这样的方法是科学的，而并非经过了自己的经验与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社会学的观察法”，对他来说就不只是可能的选择，而是必然的正路。但这与其说是德国的古典社会学，不如说是他所理解的德国古典社会学。正如上文对滕尼斯的剖析那样，早期的德国社会学家对“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重视，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为德意志何以能够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就已具备现代社会找出答案。就此而言，虽说他们在方法的取舍上，诚然与此前以兰克为代表的“纯粹”的历史记述颇不相同，但却具有相同的根本动因。也正是因为至晚到了19世纪后期，德意志乃至欧洲的现代国家与社会已经是确凿无疑的客观存在，他们才能在各种“片面的研究”之外（或者说是之上），对它们进行总体化的观察，即便在观察的路径上，他们也并未排斥历史、法律等既有的方法。从各位顶尖社会学家作为学人的成长过程看，还往往就是以这些“片面的研究”为起步，在对它们深入的运用和体悟的基础上，才得以提炼出自己的社会学路数。譬如在任白涛所列的名单里，最具影响的当然是马克斯·韦伯，也就是他说的魏起尔·魏伯。但韦伯所以能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给出完整而绵密的架构，跟他早年从中世纪的商业组织再上溯到古罗马的农业形态，在历史学的领域打磨出对长时段和大尺度的把握能力，实在关系匪浅。^[63]甚至终其一生，他最擅长的仍是以历史的演化为依托来展开对社会形式的探究。

当然，要真切地把握德国的学术脉络，哪怕在著述文献不难获得的今天，对于成长于欧洲以外的学人而言也绝非易事。笔者上述的推断，即便不至于谬之千里，也肯定是浮皮潦草。实际上，任白涛交代得很清楚，虽然经常引用德国学者（在他看来，是新闻学家）的意见，但“直接的取材，因多系根据早年出版的东京帝大新闻学研究所的文献，作者对德文未曾素习，原本更绝未之见”^[64]。即便是小野秀雄等人在学术上的火候能否胜任将社会学的知识融会进入新闻学的框架这一任务本身就很成问题，何况再转手至少一次？然而越是对自己所宗奉的学科、路径的缘起和精微不甚了然，就越可能把它们视作天经地义。任白涛虽说也承认自己所讲的学理，大多是二手甚至三手货，对它们却坚信不疑，“不过，就作者研究的见地而言，所引各说的辗转介绍的错误是很少的”^[65]。话说得自然很有底气，但“研究的见地”又是从何而来？难道不就是出自这些东京大学新闻学研究室的文献？就此而言，所谓“错误是很少的”根本就不是与“原文”（或者说德文）抑或已经译为日文或德文的原著相比对的结果，而是对基于东大新闻学研究所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是信仰。借用章学诚的话来说，这种信任并非“宗主”而是“门户”。^[66]从这个意义上讲，任白涛与孙怀仁一样，对“新闻学”仿佛带有自己的批判，其实是抱着未经思考的定见。只不过任白涛照录的文献出自东大新闻学研究室，从“学科”的界域来看，似乎更具正当性而已。

　　但不管新闻学研究室水平如何，东京大学总是毫无疑问的亚洲第一学府，德国更是当时国人公认科学最发达的国家。既然自家宗奉的门户如此显赫，而且作为论文，东大所出的系列报告也是体例规范、内容繁复，也难怪任白涛会理直气壮地沿用其间的分析框架，来做“综合新闻学”。在他的理解里，所谓“综合”，除了内容的丰富，更多的还是指研究的方法与目的。作为构造的结果，“新闻学是理论的科学，同时是技术学。是纯粹科学，同时是应用科学，是处理最现实的问题的科学。从理论到实用，从实践到科学的不断的交流循环，支配着新闻学的血行”^[67]因此，较之内容的丰富，任白涛其实更看重方法上的综合，也就是要“先分析多样的现象而在若干事例中归纳出共通的关系的类同（agreement）”^[68]。当然，以此作为参照系，他也就很有理由认为既有的“新闻学”研究全无方法可言。要矫正这些“缺陷”，就必须“以搜集下的具体的资料做基础，更进而去发现实现于经验上的法则的妥当性，究明潜伏于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诸要素里面的意义”，要这样去研究，才可能有“有组织的体系的新闻学”^[69]。

从这些日文痕迹浓厚的表述中不难看到任白涛对“综合新闻学”在方法上的期待深受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虽说都盛行于“边际分析革命”兴起以前，但较之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来都更看重“国民经济”的“总体性”，而非作为个体的收益最大化。这方面的经典著作以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代表，商务印书馆在1961年就出版了汉译本。不管将这样的分析范式引入对“新闻学”体系的建构中是否任白涛首创，但引入的结果必定就是将“总体性”视为考察新闻业内部组织与外部关系的基准方法。沿着这样的思路，只要将“新闻学”做成能反映法则的学问，“技术”和“应用”层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样的路径设想倒的确与近代物理科学相当类似。可以说，任白涛是先确立了他对什么是“科学”的信仰，再根据他的理解和选择来试图构造能够解释所有与“新闻”相关的社会现象的总体框架。这与其说是在理解“社会”视野下的“新闻”，不如说是以“新闻”为端口来构造整个“社会”的图景。

仅从学术上的志趣来看，的确值得钦佩，然而要将这样的“新闻学”具体展开绝非易事，而要证明它之于此前的“中国新闻学”的优越就更有难度。很遗憾，《综合新闻学》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不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任白涛根本没有察觉到以这样的标准来构造“新闻学”，而且是更加优越的“中国新闻学”，本身就是否可能。

《综合新闻学》开篇就用专节来讲述“新闻学的对象和研究方法”，在旁征博引各家的描述后，任白涛对“新闻学”给出了路径设定：“新闻学的研究，必须采取做社会意识的表现手段这一个方向做进路。”^[70]在他看来，为了实现这个路径，就必须这样来“如次”考查新闻事业对于社会的作用：第一，“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任务，新闻的搜集选择及新闻源的问题”；第二，“在新闻事业上的公告态度及意见构成的过程，指导性的形态与种类，心理学的技术、言语、文体、绘画等表现的问题”；第三，“做公告机关的新闻事业：新闻事业与社会间的相互作用的性质和机能及于舆论形成的影响等”^[71]。

乍看上去，这样的架构似乎涵盖广泛，而且言之有序。稍加细究，它的内容与顺序却都存在根本问题。首先，从内容看，把这样的板块拼合起来，能否就是“综合的研究”？仅这三个方面是否就足以构成“新闻”作为“社会意识的表现手段”的全部？而以“社会意识的表现手段”为侧重和中心，是否就等同于如他自己所说的，把新闻事业当作“精神的、技术的、经济的诸力之内的相互作用与其外界——特别是国家——的相互作用之合成的统一体来考察”？其次，从逻辑的角度看，从这样的“如次”里，实在看不出是由深描个体而推测总体的归纳，抑或是在厘清总体的架构之后再来诠释个案的演绎。既然要进行“综合的研究”，“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任务”原本就非止一端，为何仅以“新闻事业上的公告态度”作为探讨的侧重和结穴？实际上，这样来预设主题，对“新闻”在社会生活中到底有哪些任务的阐释，也就必定会是看似客观却颇有遮蔽。

如果原本就是为了彰显“新闻”的某种功能或是某个侧面，这样写来倒也无妨。但任白涛要做的，恰恰就是“综合”的新闻学。照这样的预设写将下来，诚然可能涉及的方面更多，所用的材料更丰，但怎能保证构造的结果不至于跟他对“密苏里群体”的评价一样，也只是“新闻学之断片的研究”？只不过这个碎片看上去要更大更复杂一些？更要命的是，任白涛对“公告性”的专注是从小由荣三那里直接挪用过来的。^[72]虽说在他看来，这是无可置疑的正统，但毕竟未经自己的经验和批判，就这样径直地用来诠释现象，也就难怪相当生硬。不妨与他不甚推崇的《中国报学史》做下对比。两本书看似都以“公告性”为书写的侧重，但诚如前文所述，在戈公振那里，这是为确认“本国”的报业确有伟大传统的选择结果，虽说沿着这个脉络来讲述的“中国报刊史”很有些刻意诠释的味道，但由于宗旨明确、对象明晰，书写出来的结果也就相当自洽。但在任白涛那里，作为直接挪来的框架，“公告性”就是不可逾越的标尺。这样的挪移，既与“综合的研究”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错位，更未体现自身的主体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虽说任白涛在“新闻学的对象和研究方法”里，列举的各家学说在数量上比戈公振等人丰富得多，所持的见解单独拎出来也似乎更具思考的深度，但它们彼此之间的耦合却相当松散，根本就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不管小由的原作就是这样似密实疏，还是任白涛为了刻意要把“新闻学”更加做成“综合的”，舍弃了小由原本的对象与语境，这样的框架引入都足以证明其治学功力与其学术规划相距甚远。

其实以这样松散的结构来展开探讨，哪怕仅是进行共时性的实证研究，也很难在质料的取舍、轻重上做到拿捏得当。但任白涛的志趣还远不止此，他还希望在这个框架下，能够在“现代各国的新闻事业之社会的机能”之上提炼法则，再根据“对于这些的社会构成力的理解”，给予“对新闻政策的规准和武器”^[73]。在应用的层面上落实得更具体些，就是“由这种分析的考察，可以知道各国新闻政策的发生和它的现在的情形”^[74]，这就意味着还必须把“各国”的历史也纳入考察的范围内。换句话说，任白涛试图做出来的新闻学，应当既是社会学的，也是能容摄历史的；既能对“当下”给出系统的“综合”的展现，还能对这些社会机能是如何发生的给出完整的历时解释。然而，只要不是太缺乏研究的经验，就不难看出，要这样将结构与流变融汇无间，又哪里是人力可及？

也就难怪任白涛虽说对“纯粹的历史记述”和“碎片式的研究”评价甚低，但《综合新闻学》的第二至四卷（“原始的公告形态和通信方法”“现代的采访技术和通信方法”“编辑和撰述”）实际上运用的方法却是两者的揉杂，与第一卷“总论”中所提倡的“综合的研究”根本就不搭。既然《综合新闻学》原本就没有做到任白涛所期待的“综合”，在具体的行文中，他也就只能按照这两种自己不太看得起的路数写将下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转录下来。况且“纯粹的历史记述”与“碎片化的研究”原本就在方法和取舍上南辕北辙，任白涛执意要让它们冰炭同炉，也就只能在两者之间来回摇摆。这样一来，《综合新闻学》虽说洋洋洒洒，但即便在每个章节的叙述中都既未受益于“碎片研究”的界域明确，也未贯穿进“纯粹的历史记述”在时间线上的连贯清晰，而是在“机理”与“流变”的夹击下，长篇累牍地陈述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材料再丰富，也只是獭祭成文。这样的章节，在《综合新闻学》中可谓比比皆是，由于篇幅太长，这里无法全引，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浏览下“新闻报道发生的主要动因”（第二章第二节）、“听觉通信”（第五章第一节），即可大致领略。

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任白涛实际使用的方法是如此揉杂，才使得所有的质料都既被摘出语境，更被剥离情境，无论在逻辑还是在历史上，都只是孤立的存在。这样一来，也就无妨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将所有跟“新闻”“交往”哪怕在字面上扯得上关系的材料，都大大方方地拉扯进来。譬如要谈到“原始的通信方法”，就可以按照承载工具的物理形态，将“动物通信”专列一节，进而大谈在中外历史上，有哪些名人曾用鸽子、马匹、鹰、犬来进行通信。^[75]再如在追溯新闻控制的既往时，也能将魔术师说成最初的新闻统制者。^[76]难怪《综合新闻学》越写越长，最后的成文多达100多万字。其实，与上文对《应用新闻学》的分析相对照，不难看出虽说时隔10多年，但任白涛在对架构的判别、选择和搭建上没有什么长进，依然是看似磅礴深邃，其实支离断裂。就此而言，《综合新闻学》的受门户所限人云亦云，跟《应用新闻学》并无二致，只不过在这十余年间，东大新闻学研究室推出多期研究报告，不管是依样画葫芦也好，买椟还珠也罢，任白涛能从宗门中照着讲的资源多了不少。

当然，任白涛本人自始至终都未察觉到这一点，《综合新闻学》的部头反而让他的自我评价更为高涨。在他看来，这部书当然是“中国的学术文化界——特别是新闻学术界——的一笔像样的财富”。^[77]哪怕是要精益求精，也只不过要为了符合“综合”这个名目，再添加上“杂志”这个版块而已。实际上，在抗战胜利后，任白涛的确用了一年多时间，为此又写了十多万字。也就难怪在被商务印书馆以“成本太巨，行销无把握”退稿之后，任白涛断言这就是中国的学术文化界的一场厄运，“这不是商务——这个中国的出版大托辣斯——临到穷途末路，便是中国的学术文化临到穷途末路，我想二者必居其一吧”^[78]。然而除了能提供丰富的资料，这部大作对于“中国新闻学”又究竟有多少学理上的推进？

当然，“中国”的特殊性原本就不在任白涛的著述立场内。正如前文所引的那样，在他看来，新闻学应该首先是“理论的科学”“纯粹的科学”，即便还要展现“新闻的社会机能”的生成和演化，也只能是在“原始—现代”的框架下展开。在这样的旨趣下，所谓“各国”的种种，也不过就是要被诠释的质料，甚至是用来背书预设的佐证，而非必须正视和扬弃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任白涛所要做的，还真就是普世皆准的“新闻科学”。在他所理解的“社会”“科学”的范畴下，任何国别和历史阶段，都只不过是有待被“综合的研究”考察的质料而已。任白涛对本国同行的差评，其实也只能说明“社会”和“科学”对他来说其实更像是波普尔所说的“大词”（big words）。

既然任白涛和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对“新闻学”的期待上就有根本的差异，与他们的“新闻学”相比，任白涛的“综合新闻学”就根本不在同一个路子上。正因为他要寻求“纯粹的科学”，《综合新闻学》的前半部分处处都刻意展示出“去情境化”，放在“中国”的知识生产场域内看，也就是“去中国化”的色彩。自然，撇开修为是否足以应对自我的期待，在追求“纯粹的科学”和寻求“济世的学问”之间，以及在“世界学术”与“本国学术”之间，原本也很难谈得上谁高谁下。任白涛在深信自己完成的就是“综合的研究”的同时，也不忘顾及当下的国情，因此《综合新闻学》在体例上也对“现时的中国情势，特别是中国报纸的编辑和经营状况”降格以求，“不能不偏重技术方面的情事，即仍须注重实用，减少理论，所以本书的理论部分，仍照《应用新闻学》的理论部分，只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79]但恰恰就是这个在他看来只是配角的部分，由于并无“本门”的既成结果，只能自行组织，反而既在行文上更为清通，更在论述上接到地气。其实，这种有心栽花却无意插柳的错位，在当年和当下的学界，岂非也是常见？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新闻学科的知识内容与人员构成都经历了几近彻底的重构。可以说，较之其他诸多学科，这段历程曾被更为深入地集体遗忘。后世学者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重新审视它们。这种著述者与阅读者之间的传承隔离，自然让相关研究避免了许多学术之外的纠葛，然而也造成了语境的难入。如此看将过去，极易生发出两种对学科的看似再发现。其一可称之为“溯同”，就是举凡前人所论，但与今日学理抑或自身见解有所形似，便引为同道，乃至尊为先驱。其二则可谓之“尊异”，但见有与后世之“主流”不尽相同的考察线索或文献引征，就将其认定为空谷足音，甚至广陵遗韵。这两种评判倾向，乍看上去自然迥异，然而究其成因，却都是缘于对文本生成情境的隔膜。笔者自然亦是局中人，但希望这番浅析能让我们感觉到这层隔膜的存在本身吧。

【注释】

[1]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M]//孙中山全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282.

[2]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M]//孙中山全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284.

[3]叶楚伧.为国民党请愿于言论[J].国闻周报，1925，2（29）：18-19.

[4]叶楚伧.为国民党请愿于言论[J].国闻周报，1925，2（29）：18-19.

[5]叶楚伧.为国民党请愿于言论[J].国闻周报，1925，2（29）：18-19.

[6]陆舍农.训政时期之新闻编辑方针[J].建国，1928（31-32）：84-94.

[7]陆舍农.训政时期之新闻编辑方针[J].建国，1928（31-32）：84-94.

[8]陆舍农.训政时期之新闻编辑方针[J].建国，1928（31-32）：84-94.

[9]陆舍农.训政时期之新闻编辑方针[J].建国，1928（31-32）：84-94.

[10]陆舍农.训政时期之新闻编辑方针[J].建国，1928（31-32）：84-94.

[11]戴季陶.新闻学之实际运用[M]//黄天鹏编.新闻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30：124.

[12]戴季陶.关于新闻事业经营和编辑的所见[M]//黄天鹏编.报学丛刊：第1卷.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30：30.

[13]戴季陶.关于新闻事业经营和编辑的所见[M]//黄天鹏编.报学丛刊：第1卷.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30：34.

[14]戴季陶.关于新闻事业经营和编辑的所见[M]//黄天鹏编.报学丛刊：第1卷.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30：30.

[15]严慎予.党应确立新闻政策[M]//黄天鹏.报学丛刊.第1卷第2期，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30：78.

[16]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35.

[17]洪业.一个学历史的人对于新闻学的观念[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概观.北京：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印行，1935：22.

[18]洪业.一个学历史的人对于新闻学的观念[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概观.北京：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印行，1935：23.

[19]洪业.一个学历史的人对于新闻学的观念[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概观.北京：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印行，1935：22.

[20]洪业.一个学历史的人对于新闻学的观念[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概观.北京：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印行，1935：22.

[21]洪业.一个学历史的人对于新闻学的观念[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概观.北京：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印行，1935：22.

[22]洪业.一个学历史的人对于新闻学的观念[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概观.北京：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35：23.

[23]弟子们对洪业学风的叙述，可参见翁独健、王钟翰为《洪业论学集》所作的序。当然，在写作该文的1980年，洪业和傅斯年这代学人的史学观还不是那么方便被提及。

[24]洪业.历史在近代学术之位置[M]//洪业.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94.

[25]陶孟和.关于中国的新闻纸[J].国闻周报，1934，11（14）：1-5.

[26]陶孟和.利益与联合[J].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3，2（1）：13-24.(www.daowen.com)

[27]陶孟和.中国报纸之前途[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概观.北京：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35：6.

[28]陶孟和.言论自由[J].现代评论，1925（19）：4-7.

[29]陶孟和.言论自由[J].现代评论，1925（19）：4-7.

[30]孙怀仁.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一）：新闻学概论[M].上海：申报馆，1934：1.

[31]孙怀仁.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一）：新闻学概论[M].上海：申报馆，1934：5.

[32]孙怀仁.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一）：新闻学概论[M].上海：申报馆，1934：10.

[33]孙怀仁.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一）：新闻学概论[M].上海：申报馆，1934：10.

[34]孙怀仁.申报新闻校讲义（一）：新闻学概论[M].上海：申报馆，1934：6.

[35]孙怀仁.申报新闻校讲义（一）：新闻学概论[M].上海：申报馆，1934：6.

[36]孙怀仁.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一）：新闻学概论[M].上海：申报馆，1934：13.

[37]孙怀仁.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一）：新闻学概论[M].上海：申报馆，1934：17.

[38]孙怀仁.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一）：新闻学概论[M].上海：申报馆，1934：14.

[39]孙怀仁.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一）：新闻学概论[M].上海：申报馆，1934：14.

[40]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6.

[41]菲迪南·滕尼斯.第二版序言[M]//菲迪南·滕尼斯，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8-34.

[42]陈大齐.徐伯轩先生行状[M]//肖东发，邓绍根.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4-175.徐宝璜逝世后，北大同事陈大齐曾撰《徐伯轩先生行状》，对其在新闻学上的建树，只是以“著有《货币论》《新闻学》等书”一笔带过，却对徐氏历任的民国大学校长（代理），盐业学校校长，“华盛顿会议外交后援会主任，全国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教授兼总务主任，北平政治分会秘书兼第三股主任、京华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北平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平民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注册部主任”等职务历数备至。考其文意，这些才应是陈大齐认定徐“见重士林”的主要原因。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所谓行状，至少也当经过其亲眷的认可。因此，陈大齐此文也就类似于后世的官方悼词。从中既可看到在彼时的社会网络中，徐宝璜绝不仅是新闻学的研究者，甚至这还未必就是他的首要身份。

[43]黄天鹏.《新闻学纲要》序[M]//肖东发，邓绍根编.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6—177.

[44]杜绍文.建设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J].战时记者，1939，1（5）：3.杜绍文的该段记述如下：“记得八年前，我最后一次访戈公振先生于申报馆的尊闻阁，面聆其关于我国新闻教育的意见，他恳挚地说‘中国报业环境太复杂，守旧与营利的观念太厉害，唯其因为如此，所以需求新报人为形迫切，姑就观感所得，就学新闻教育，应以兴趣为前提，迨献身于新闻事业，尤应以人格为要件’。戈先生这一席话，在此时此地的我国，是有其深长的意义的。”是否完全属实，当然就无从查考了。

[45]任白涛.新闻学在中国[M]//任白涛.综合新闻学.上海：上海书店，1991：2.

[46]从学术权力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有两起事件可谓对整个学界的全盘较量。其一是1941年和1943年，由教育部遴选的两批共45名部聘教授，其中人文社科类的共20人，社科类的8人。其二是经举国学者互推，于1948年产生的中央研究院首批81名院士，其中人文组（包含社科在内）共28人，属于社会科学门类的仅有8人。

[47]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331.

[48]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1.

[49]王颖吉.徐宝璜《新闻学》成书过程及版本的若干问题的考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1）：40-45.

[50]任白涛于民初在开封为上海各报做通信员的经历，可参见《综合新闻学》，上海：上海书店，1991：358-360.

[51]任白涛.再版的话[M]//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6-7.据任白涛的描述，其间经历大致如此：“那位先生，着实有点好像发狂：他连我那篇平淡之极的自序，也照顾到了。至于错误之处，更触目皆是。我的朋友张蓬仙先生从北京来信，说他对他主任的新闻科的学生，把那位先生的高姓大名，改作‘武抄’——他信中还有‘后学不知鱼目真可混珠’一句沈痛话——弄成这个样子，我如何能够不响？——我如何能够挡得住别人响？—曾适逢其适地遇着可以说是我这本书的爱人的胡适之先生了——他老早就从《现代评论》上得悉这樁‘怪事’了；——他对商务的王云五先生说了，王先生便答应‘……停止重印……纸板……销毁……’了，于是正在发育成长时期的中国新闻学界生出的一个小瘤，算割去了！”该书在正文前的四篇序文都是单独编页.

[52]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2.

[53]任白涛.应用新闻学[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4.

[54]任白涛.再版的话[M]//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2.

[55]王拱璧.写在任著新闻学的上头[M]//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2.

[56]两个集纳学者的话[J].文艺新闻，1932（60）：5.

[57]两个集纳学者的话[J].文艺新闻，1932（60）：5.

[58]任白涛.“综合新闻学”搁浅记[J].春秋，1949，6（2）：33-37.

[59]任白涛.列邦的新闻学研究机关[J].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4（2）：749-762.

[60]任白涛.列邦的新闻学研究机关[J].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4（2）：749-762.

[61]任白涛.列邦的新闻学研究机关[J].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4（2）：749-762.

[62]任白涛.列邦的新闻学研究机关[J].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4（2）：749-762.

[63]迪尔克·克斯勒.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M].郭峰，译，法律出版社，2004.

[64]任白涛.列邦的新闻学研究机关[J].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4（2）：749-762.

[65]任白涛.列邦的新闻学研究机关[J].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4（2）：749-762.

[66]章学诚.浙东学术[M]//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523.原文是：“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此后，“宗主”和“门户”逐渐沉淀为中文学界的常用语。

[67]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11.

[68]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5.

[69]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11.

[70]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11.

[71]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10.

[72]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53.

[73]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11.

[74]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11.

[75]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355-356.

[76]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273.

[77]任白涛.“综合新闻学”搁浅记[J].春秋：1949：6（2）：33-37.

[78]任白涛.“综合新闻学”搁浅记[J].春秋：1 9 4 9：6（2）：3 3-3 7.

[79]任白涛.“综合新闻学”搁浅记[J].春秋：1949：6（2）：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