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国民党常被描述为弱势政党，若与苏共、中共相比，这样的评判当然恰当。但至晚从1914年开始，它就将“以党领政”明确设定为建立全新国家的必经阶段。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所谓“训政”是“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开始，在各省陆续开展，到宪法颁布，产生完全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为止。^[1]在此期间，以“国民政府”为施政管道，国民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所有事务都有“指导”的权力和责任。而在他那里，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基于坚信“本党的主义的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的一个最完全的主义”。^[2]因此，还在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之前，国民党人便以这样自居的“道义优势”来观察和评判中国的报业。

这在1925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伧的《为国民党请愿于言论界》一文中就可见端倪。该文开篇就痛诉冤屈，“新闻记者之惟一道德为忠实，已所善者赞助之可也，已所不善者诘难驳斥之亦可也。然所赞助与驳斥，必根据于事实，就同一事实而批评之可也。造作事实以中伤之侮蔑之不可也。因传闻偶然之语，错载于前，纠正于后可也。明知其误而更利用其误不可也。虽然，吾于新闻界则竟不幸而屡见所谓不可者矣，且其于国民党为尤甚，苟举其例，指不胜屈，远之如去年诬国民党三月四日实行共产之谣，如孙先生在广州猝死之谣，近之如国民党欲攫取东大之谣，如许济棠蒋中正拔枪互击之谣，诸如此类，吾虽不敢决曰执此以批评国民党之人，即凭空造谣之人，而其动因之卑劣，决非忠实者所应有，则可断言也”^[3]。

乍看上去，这篇文章语气并不凌厉，所举出的报道也的确不实。但若读得仔细一些，不难发现叶楚伧并未说清楚这样的“不可”为何是“其于国民党为尤甚”？其实，即便“三月四日实行共产”“孙先生在广州猝死”“国民党欲攫取东大”“许济棠蒋中正拔枪互击”都是谣言，但仅止于此，也不足以证明国民党在“言论界”遭到了格外的不公待遇。实际上，叶楚伧接下来也并非举出事实来驳斥谣言，而是诉诸“吾党”的崇高和无私：“孙中山平生最伟大之人格与遗留于其党员之最伟大之教训，为公而忘私，为身成仁”，“不特孙先生为然，数十年中，革命之军十数作，其间奋不顾身断头绝颈之先烈，有为素封之子，有为阀阅之胄，若复为已，则富贵安乐，俯拾可得，又何为乎犯大难历大险以杀其身哉”^[4]。基于这样的宏大叙事，叶楚伧很理直气壮地提出“是故国民党之所为，无论其在何地何时，中心一意义，所不敢须臾者，利他也，非以利已也”，而且在他看来，这还“非余一人之言”，而是“事实尽已昭然揭示于国中矣”。^[5]沿着这个诠释框架，既然国民党是如此伟大，“言论界”对有关它的任何不利说法，也就该直接嗤之以鼻，甚至根本用不着去对比分辨。就此而言，叶楚伧诚然是在向“言论界”请命，但诉求的内容绝不是一视同仁，而是要他们认可国民党具有绝对的正当。

比起叶楚伧的“请愿”，1928年，某笔名“陆舍农”的“吾党同志”所撰的《训政时期之新闻编辑方针》更俨然真理在手。他开篇就断言：“中国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口号，所以异于苏俄共产国际的阶级独裁和慕沙里尼统治下的西斯底专政的地方，就是它的精神与目的，纯以民主主义为最高原则，把政权完全交给全体国民为终极的归宿，和一个阶级或是一个政党想永远独占政治利益的变相的君主专制不同。不过同时又感觉到欧洲待以政治的弱点，已尽形暴露了，人们绝没有再跟着人家的覆辄去自找绝路之理，所以首创中国国民党的总理，便运用他的杰出的智慧，体察国情，迎合世界潮流而独创一个科学的党治制度”。^[6]

在原文中，“总理”之前空了两格，与明清官文中对御名的处理完全相同。既然对“总理遗教”如此尊奉，接下来在谈到在“训政”时期全国报纸该如何做的时候，陆舍农也就理直气壮提出，在党部“达到训练民众的目的”过程中，“新闻界（当然党报也包括在内）至少要负起一半的责任”^[7]。当然，这个“一半”完全处在从属地位。新闻界怎样才能“从速确立合乎训政原则的编辑方针”这一问题，在他那里，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简单地讲：就是要新闻纸恢复它固有关乎政治的社会的指导功能，并且善意地运用这个功能。”^[8](www.daowen.com)

如果要进行技术上的探讨，接下来当然该讲清楚要以什么时代作为“恢复”的模板以及怎样才算得上“善意”。然而，陆舍农马上做出如下结论：“训政时期的新闻编辑方法，就是要很谨慎地把持住左列的两个原则：一，认定新闻纸是负有指导社会的责任，绝不是跟着社会的弱点一同腐化。二，三民主义为指导社会的最高原则，所以新闻的编辑，也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原则。”^[9]单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些论述之间当然并不连贯。这样来收官，比起这篇文字在此前部分从顾蒲罗云基（gump lovez）的现象界学说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来讨论“新闻纸的机能”，不仅格调不搭，更显得虎头蛇尾。但这正说明，在作者那里，“三民主义”不只是学说，更是信仰。也正因为陆舍农以此为根本真谛，所以他也就很有自信地认定，即便是“资本主义的民治国家”的民众，也会“因为见到吾们的成功，必然也奋起作三民主义的民权要求，贯彻真正的民主的精神”。^[10]

对“吾党所宗”这样自信，同样体现在国民党人对“吾国报刊”既往的评判和对未来的期盼。例如戴季陶在1929年表示自己“实在看不出上海望平街的文化来啊”之后，马上就追溯昔年“总理”曾“把新闻界同业集中起来，谈谈新闻纸本身职务是什么，记者在社会上负担的是什么义务”，然而到了现在，“中国新闻事业，已有数十年历史，弄得一团糟，无进步。但以销数言，至多者亦不过十余万份，较之日本瞠乎其后”。^[11]由此可见，在他看来，上海的报纸报格低落，就是未遵照孙中山早就指出的金光大道的结果。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此时的他坚信“只要新闻纸能够迅速地成功，中国的国家必定能健全地发展”^[12]。因此，戴季陶也就很真诚地将“今年夏间写给广州民国日报报社同人书信两封”之中所总结的“二十年来，自己辛苦中得来的经验”拿出来分享。“第一，凡服务于本党及政府之言论机关者，当时时刻刻将‘确实谨慎’四字铭诸肺腑，一切记载，必须严守政府之地位，譬如政府之文告法律规程，绝不可有一字之任情任性，则政府言论机关岂有可以不守此义之理”；“第二，必须人人确实了解是一个政府官吏（一切编辑员办事员皆然）。政府所办者是人民之事则，报纸所负人民之责，而所谓人民之责任者，乃永远普遍之责任，必定要先将报纸的职务详细了解确实”；“第三，此时政府所负之责任，在推行中国国民党所举之主义，所定之方针，所制之纲领”；“第四，必须先了解报纸之要素并非在为个人做抑扬，且并非在团体派别做抑扬，政党之报纸，便宜如此，从前吾辈不知此义，报纸之职分，不守滥作辩护攻击，误解宣传以致同志们在社会间之品格信用日就低落，党之品格信用亦随之，此弊不革，党国固受其殃，报纸自身亦不能保其存在，个人之利害更无论矣”^[13]。虽说这两封信是写给广州《民国日报》这家党报的，而且看似只是在谈党报该如何办，但在发表的时候，戴季陶却在引语中强调，这就是“论今日中国报纸应取之方”，“希望在训政开始期中，全国经营新闻事业的同志同业们很冷静下一番研究”^[14]。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上述四点不只是党报应遵守的党纪，而是全国报业都该皈依的正途。

比起思想颇为庞杂还要顾及考试院长身份的戴季陶，在党内资历和地位远不如他的严慎予把话说得更加直白，“因为‘训政’本来含有教育的意义，要把党的主义向民众灌输，向民众解释，当然没有仅仅揭布敌人罪恶的简单而容易”，所以他也就很直接地提议“本党”“应速确定新闻政策，便全国报纸均受本党之指导，阐扬主义，解释政策”^[15]。

但从另一面来看，在孙中山那里，“以党建国”的“训政”体制，却又只是从“军政”到“宪政”的中间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在当下的正当恰恰就来自从长远来看的权宜。因此，“训政”既可以是“吾党同志”的依托，也未尝不能被他人用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譬如萨空了在《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中就采用了这种策略，“至迟抗战胜利一年之后，宪政时期即可到来，而民众之言论自由即可充分获得。尤其孙中山先生的最终政治理想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以中国报纸的做到不违反其最初的良好传统使命，似非难事”。^[16]由此可见，如果要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构造“新闻学”乃至别的社会学说，是否能做到闭合且自洽，与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严整程度实在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