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营业主义”在当时虽然几近人人喊打，“资本主义”更遭到普遍抨击，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却被相当随意地使用，论者并未就其含义达成清晰共识。^[63]本身就是作为“营业本位”的对立面，而被认为应该存在的“精神本位”，也就连带着面目难清。但这恰为它被认同、被诠释，乃至被操作创造了广阔空间。只要对西方报业，甚至是被想象的西方报业，并不全然认同，就可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在反对“营业本位”并遵奉“精神本位”。当然也可以此为线索，来书写自己认可的“中国报刊史”。接下来，不妨以《中国报学史》为例，剖析在这样的书写逻辑下，以“中国”为立场的报刊史，是如何成为可能。

（一）区隔中“外”

近代报刊毕竟从域外传入，如不对“外报”进行有效区隔，即便在史实中找到若干亮点，又何以证明它们源自本土。但引入可高度活用的“精神”为叙述框架，就大可通过阐明“外报”对中国社会并无直接助益，从而彰显中国报业如有内在精神，也只是由国人践行。按照戈公振的说法，（外报）“虽然从文化上之全体以视，外报在我国，关于科学上之贡献，当然为吾人所承认；惜以传教为目的，是去一偶像而又立一偶像也。且流弊所及，一部分乃养成许多‘boy’式之人材，舍本逐末，为彼辈之走狗，得不偿失，无过于此”。^[64]既然外来宗教并非中国所需，“外报”也就没有多少积极作用。再如蒋国珍认为，教会报刊虽是中国报纸的先驱，但“与现在（1927年）的文化是没有什么关系了”。“今日外商的报纸，却仍占先前的地位”，只是因为“今日中国的报纸虽然已有相当的发达，但到底不能与邻国的大报纸分庭抗礼。所以外国文的报纸的生命，在短期间内，恐仍不能销声匿迹罢”^[65]。所谓“外国文”，其实就是强调只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而于中国社会并非必需。通过这样的描述，“外报”之于“民报”，也就谈不上是示范，自然被排出历史主轴。

其实，除了传播知识，“外报”至少还为中国带来另一变数——率先引入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路径示范也正是后发的国人报刊所得的最大益处。基于预设，“外报”必须被整体区隔，这也就只能被一并淡化。回过头来看在《中国报学史》开篇戈公振给出的分析框架，他在自序中认为报刊应是“民意之代表机关”^[66]，接着，他又在绪论中说“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67]。可见，在戈公振看来，前者是报刊存在的理由，后者只是其承载。还是在绪论里，他又揭明报刊史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影响之学问也”^[68]。在“及其”两端，侧重显在后者，“自身发达之经过”，只是促使影响发生的条件。在这样的架构下，是否“发达”，当然以“影响”为首要标准，至于报刊通过怎样的传播手段，覆盖多大的范围等形式来实现这一宗旨，并不重要。就后世所认可的媒介史角度看，如此叙述实有偏向。然而，这正是“中国报刊史”在当时所需。就此而言，戈公振的时段设置诚然极有可能受到秦理斋和汪英宾的影响，但在他那里，分期承载的不仅是时间先后，更是脉络区隔。

（二）构造传承

区隔了“外报”，荣辱就得由“民报”独自担当。要证明其中确有经验，就得说明它们至少曾功勋卓著。在这样的尺度下，“民报”在戊戌至辛亥的表现自成首选。在“颠覆清室，宏我汉京”的大事件中，“民报”的确功不可没，当然可被用作“精神本位”的巅峰。^[69]而且，革命造就的还是亚洲第一共和，拿到全世界去比也不输于人。因此，至少在民国时期，如果着意书写体现“中国”立场的报刊史，势必以此为关键节点。^[70]这与《春秋》始于隐公元年，与建国后的新闻史书写对延安时期的看重，道理并无二致。确定了节点，便可从时间上延展，使“精神”俨然自有传承。

“民报勃兴”一章是这样来收尾的：“清初汉学最盛，详于考证，暗于经世。中叶以后，外侮频仍，人民之留心政治者，咸以振兴为事。康有为学于廖平，以通经致用为揭橥，号为维新，风靡一时。然此派实力薄弱，而视天下事太易，故其发为议论也，燏煌光怪而有余；其施于政治也，诚实恳挚而不足。殆清室徒有变法之名，无以慰人民之望，于是种族之学说起，与维新派立于对峙之地位。其纯一目的为排满，其主义以先破坏后建设为唯一之手段，章炳麟实为此派巨子。同时国粹派复取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之坠简遗编而推阐之，其说乃益有根据。清廷之秉政者，既无悔祸之心，又复显满汉之界限，以激发人民种族之痛苦。卒之此说易入汉人之心，直截了当，终睹辛亥之成功。综论之，自报章之文体行，遇事畅言，意无不尽。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评之风开，而真理乃愈见，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之学说，乃一一输入我国，而国人乃知有所谓自由、博爱、平等，故能于十余年间，颠覆清室，宏我汉京，文学之盛衰，系乎国运之隆替，不其然欤。”^[71]

以今日眼光乍看过去，这段文字相当费解，还不只是用语古奥，更重要的是将“民报”在清末的表现诠释为深受朴学影响，与现下的解读范式相差太大。然而，如果不为这个当然的巅峰寻到可敬的渊源，又怎能构造出光荣而完整的“中国”报刊史。而且，“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这一事实，却又是再如何淡化，都无法完全摒除。为了“中国”的纯粹，就必须（其实也只能）着重渲染报人的“精神”构成。恰恰清末报人，尤其政论报人，多于本国学术师承有法，将他们的报人作为和其学人身份之间勾连因果，至少也难以被证伪。这样一来，戈公振还果真自洽地为中国报刊“寻出”了不仅光辉而且悠长的“精神本位”。

（三）勾连当下

被构造的当年，自然会被用来勾连和观照当下。在铺陈了“民报勃兴”及其成因后，戈公振对“民初以来”的状况就很有理由痛心疾首：“舍一部分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产业所化。故政治革命迄未成功，国家窳败日益加甚。”^[72]何以有此退步，戈公振认为原因在于清末民初“一为报纸以捐款而创办，非为谋利为目的；一为报纸有鲜明之主张，能聚精会神以赴之。斯二者，乃报纸之正轨，而今日所不多见者也”^[73]。探讨至此，已不难看出，既然清末民初被认定为“民报”巅峰，其他时段与之相比，早已高下预判。其实是已认定了“正轨”和“退步”，“斯二者”的差异才被提炼出来作为兴衰之据。从逻辑上看，当然是因果归因。但在已相当具体的“当年”景象中，本国确实出现过“报纸之正规”，而且还源自本国学术正统。那么，当下的报人又有什么理由不因耻生勇，回归到这个完全“中国”的“精神本位”？实际上，在戈公振的描述中，报人们也正在这样做。所以在“欧战”以后，“报界思想之进步”成就了“内则有所谓废督裁兵之主张，对外则有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论调”，“苟循斯途以进行，则去中华民族自决之期不远矣”^[74]。到此为止，一个既找出中国的特殊，其特殊又弥足珍贵的，而且这种特殊也开始被重视的，既具象又完整的中国报刊史图景，的确得到很自洽的书写。

　　当然，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着意审视中国报刊史的，并非戈公振一人。构造出来的图景也不尽相同，除开或是全景，或是片段，最大的差别，莫过于对“当下”与“当年”的品评高下。除前引胡政之，当时和戈公振看法相仿的，还有戴季陶、张季鸾、林仲易等人。^[75]成舍我、汪英宾、蒋国珍等人却认为报业在近年大有进步。既然斯时报人都是出于对“营业本位”的抵触以及对西方的失望，要去寻找“中国”的“精神本位”。何以相同的动机与逻辑，会导出不同结果？全然归结到两类人物行辈、经历的差别似乎过于简单。

同类之中，成舍我对“当下”的表述最具说服力：“民国初年的报纸，即如号称报纸最发达的上海，那时的销数，占第一位的报馆，也最多不过销两三万，现在则最多已有到十四五万份一天的了。那时报纸的新闻，异常陈腐，尤以本埠新闻最腐败，一切消息，均凭所谓跑马路的访员，拉杂撰写，用复写纸一字不改，分投数报。现在则本埠新闻，竞争最烈，每一报馆辄有外勤十余人，一事发生，立时出动……极觉到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报纸，确已有很大的进步……为什么百年前的报纸，那样衰败，现今的报纸，却如此发达？这个答案极简单，就是由于科学进步的结果。有了轮转机，从前一小时印报不到一千份，现在用许多机器合并起来，一小时可以印好几百万……从前没有火车，轮船，更没有飞机，报纸发行，异常困难，现在这种困难自然也一律消灭了。这就是科学发达影响报纸的实例。欧美如此，中国科学发达的速度，虽远不及欧美，然此种倾向，实在也异常明显。”^[76]所谓“最近几十年”，当然就已涵盖了戈公振极其推崇的“清末”。很明显，他是将新闻的生产和传播绩效作为衡量标准。在这样的观察角度下，“当下”自然胜于“当年”。成舍我还对此做出了解释，由此推论，不管报刊报人是否有意干预社会，自身发展就足以增大他们的社会影响。

其实成舍我侧重的，也正是戈公振所淡化的。正因为构造出不同图景，以他们为代表的两组人，对“将来”的规划也存在差异。戈公振更强调报人内在精神的提升，要“做人民的代表”，“看着国家的利益，比个人或一个团体的利益还重要”。^[77]成舍我却认定所有权才是根本，主张“未来的中国报纸，他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应该为全体工作人员，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78]。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具体差异正源自预设相同。如前所论，“营业本位”和相对应的“精神本位”本身内涵模糊，因此恰可兼容不尽相同的诠释，考察结果存在差异自在情理之中。其实，放在今日学理下看，综合戈公振和成舍我的见解，也确能较为全面地抑制“营业本位”这个虽说认知含糊，却确实存在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不同人物基于“中国”立场，对“中国报刊史”的审视和构造，恰如盲人摸象，虽各有其偏却确有所获，拼合起来也几近完整。

从更宏观的层次看，在此时，认定“中国”的特殊，又往往与承认学理的普适并行不悖。即如戈公振，也在1929年承认：“据我所观察，世界报纸进化的趋势，综括起来，大约分为三种，第一是平民化，第二是专门化，第三是合作化，这皆是于我国报纸改良上很可取法的。”^[79]与之恰成对应，萨空了虽说坚信“中国是世界的一环，又是一个没落的国家。报纸在中国又是一个后起的事业，报纸在中国的发展，多半是向世界各国学习而展开，自不会不同于世界报纸发展的规律”，却也得借助对历史的梳理，来应证自身框架在中国情境下的合理性。^[80]纵观此后国人的新闻学论著，几乎都是兼顾“中国”与“新闻学”这两个维度，只不过轻重处理有所不同。就此而言，“中国报刊史”为“中国新闻学”带来的既是知识的扩展，更是立场的深化。

如果再与前后数年其余的对“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相比较，还能看出戈公振在作为立场的“本国”和作为载体的“报刊”之间也尽量在求得分寸上的平衡。而其他的作者，通常在其间寄托了极为明显的偏向，为了与自身的偏向相调适，在叙事的起点、脉络和节点上也就不尽相同。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对“本国”报刊的自成脉络最为强调的首推郭步陶所著的《本国新闻事业》（1933）。在郭步陶看来，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早晚，就是判别中外报刊问世先后的充分依据，“这是中国新闻事业所用的工具和努力发明的成绩，经几千年的顺序，逐渐前进，始能日趋于近代式的真凭实据……绝不是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我们才有新闻事业的工具，也决不是外国人在中国办了报，我们才努力新闻事业的工作。我们研究新闻事业的人，应该认识清楚，莫要方才开端，就‘数典而忘祖’”^[81]。

且不论中国传统的活字印刷与谷登堡发明的西式印刷术，在基本原理上就存在显著的差异，既然郭步陶自认为已经提纲挈领，只要按照他所界定的标准，“新闻事业非个人事业，非经商事业，非御用事业，乃为社会服务的事业，乃一般事业的导师，乃一切事业的缩影”，就大可汪洋恣肆地来为“中国报刊史”展拓上限和范围，根本无须考虑被纳入的对象是否具有近代报刊的外在形式。^[82]因此，《本国新闻事业》对“官府的新闻事业”和“民众的新闻事业”都界定得格外宽泛。在郭步陶看来，“如唐虞时明良喜起的歌，虞夏时的八伯卿云和歌，都是帝制时代君臣相互警戒，或劝勉的词……至于击壤歌、康衢谣等，虽是民间歌谣，却都是做君主的自己到乡间所听得来的，可以说是官报中采访的第一次创行了”^[83]。再经过以采访和史官为载体的“胚胎期”和出现笔墨纸等书写工具的秦汉，到了雕版新闻出现的唐代（郭步陶认为“开元杂报”是雕版印制），所谓“官府的新闻事业”自然就进入鼎盛期。与之对应，本国的“民众的新闻事业”，也被郭步陶溯源到上古的歌谣，“一个国家的传授君位，关系何等重大，而操其取舍大权的，却在民众的讴歌。要拿近代的事来比方，岂不是和从前英伦内阁政策，常视泰晤士报社论的主张而转移，有些相仿吗”^[84]？《京报》的出现，自然则标志着“民众的新闻事业”也“渐次兴盛”。既然在郭步陶的叙事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始终是主流，那么即便“同光以前，外人在中国，已经办了不少中文的报纸，在里面办事的，也多有中国人”，却也“只能认它是外人侵略中国的工具，决不能认它是中国民众的报纸”，“对内”的宽泛和“对外”的严格恰成对比。^[85]

上述考察，大致呈现了“中国报刊史”成为一时之学的经过。顺着此番思考，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此后它又几经盛衰。实际上，这也正体现了彼时的学人、学界，乃至国人，在多大程度上以“中国特殊”为当然的预设，或许这也是透视中国新闻学，以至各种“中国”学术面目源流的一个可行角度吧。

【注释】

[1]徐宝璜.自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0.

[2]徐宝璜.自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9 4：1 0.

[3]徐宝璜.自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1.

[4]徐宝璜.自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9 4：1 1.

[5]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3.该版本序言和正文单独编页。

[6]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8.

[7]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2.

[8]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

[9]邵飘萍.新闻学总论[M].北京：京报馆出版部发行，1924：98-99.

[10]邵飘萍.新闻学总论[M].北京：京报馆出版部发行，1924：3.

[1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2.

[1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1.

[1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180.

[14]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新闻学应列为普通学科[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3.该文原刊于《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六号（1924年3月25日），第23～25页。

[1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1.

[16]郑师渠.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J].近代史研究，1997（3）：209-236。

[17]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新闻学应列为普通学科[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4.

[18]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姜红所著《现代中国新闻学科建构与学术思想中的科学主义（1918-1949）》（复旦大学2006年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及唐远清先生所著《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均从各自的角度，对此有精道论述。

[19]徐宝璜.自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0.

[20]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3.

[21]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4.

[22]徐宝璜.自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0.

[23]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5.

[24]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3.

[25]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4.

[26]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7.

[27]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0.

[28]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5.

[29]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6.

[30]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59.

[31]徐宝璜.自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1.

[32]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47.

[33]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上海：上海书店，1991：66.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最早也是常被引用的此类论述，当属任白涛在《综合新闻学》第一章《报纸与现代社会》注释中的追忆：“一九二六年二月，戈公振君到西湖问我借材料，并把该书的油印底稿交我阅看。我匆忙看了半天半夜，即将大体上应行修正或增补之处，分条写出，夹入稿中，次日送到他的旅寓，付给茶房而去。他匆忙返沪之后，来信说‘……归后检书，得指示若干条，当逐条修正……’出版之后，果照他信所说。只是那时我看得太匆忙了，所以忘记同他说《中国报学史》应改为《中国报业史》的事情；因该书内容，纯以中国报业为对象之故。但书名不妥当与少有说明报业形成之社会的背景，以及书中所叙堆积的事项还多遗漏之外，此书在贫乏的中国出版界，实不失为一部可读的书。盖著者为此书实费去不少功夫，绝非‘率尔操觚’之作。”

[3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275.原文如下：“国立北京大学之有报学课程，已五六年于兹……每周授课二小时，教授为徐宝璜。去年曾新编讲义，但未几即改用所著之新闻学以为课本。参考书指定为Harrington and Trankenbery著之Essenials in Journalism，Given著之The Marketing of A Newspaper，邵振青著之新闻学总论。”(www.daowen.com)

[3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3-4.

[3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7.

[37]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J].新闻大学，2007（1）：51-55.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李秀云著《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的第五章“中国近代新闻学研究主体”中对在戈公振那里“报学”与“报史”的关系有精当的论述，对本文颇具启发。而戈公振对“公共”的看重，进而建构出他自己的“报学”，则是黄旦教授在《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中提出的洞见。

[3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199.

[39]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5.

[40]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6.

[41]孟斌斌.从甲午海战到甲午舆论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7.9：（B05）。

[42]顾维钧谈话[J].申报，1932-6-17.

[43]陈博生先生演讲辞[M]//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第六届新闻学研讨会.北京：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37：6.

[44]这是笔者与中国海洋大学俞凡交流时获得的指点，俞凡的大作《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初探》已获2015年度国家社科后期资助，即将付印。

[45]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

[46]邵飘萍.新闻学总论[M].北京：京报馆出版部发行，1924：未编页码。此外，在该书的封面，亦注明此乃“国立法政大学讲义”及“新闻学丛书第一编”。

[47]邵飘萍.新闻学总论[M].北京：京报馆出版部发行，1924：7.

[48]邵飘萍.新闻学总论[M].北京：京报馆出版部发行，1924：7.

[49]邵飘萍.新闻学总论[M].北京：京报馆出版部发行，1924：26.

[50]邵飘萍.新闻学总论[M].北京：京报馆出版部发行，1924：80.

[51]邵飘萍.新闻学总论[M].北京：京报馆出版部发行，1924：1.

[52]邵飘萍.新闻学总论[M].北京：京报馆出版部发行，1924：2.

[53]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新闻学应列为普通学科[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3.

[54]邵飘萍.新闻学应列为普通学科[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3.

[5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2.

[56]汪英宾.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M].王海，王明亮，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1.

[57]邵飘萍.新闻学总论[M].北京：京报馆出版部发行，1924：245.

[58]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M]//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研究.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2：3。该书每篇文章均自起编页。

[59]戴季陶.新闻学实际之应用[M]//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29：124.

[6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373。戈公振在《新闻教育的目的》又强调：“只注意职业的养成，不仅是不能使学生得着精神上的知识，而且于他们有害，这种营业色彩不去，理想的记者不会有。”直到1932年，戈公振才在《报业商业化之前途》中认可：“也只有报纸的商业化是中国报纸的出路。”但是作为盈利模式的商业化，跟作为根本取向的“营业本位”，还是存在明显差别。

[61]胡政之.我的理想中之新闻事业[M]//燕京大学新闻系.新闻学研究.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2：1.

[62]除前引各家，据笔者对《新闻学研究》（燕大新闻学系编，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2年）《新闻学论集》（黄天鹏编，上海联合书店，1929年）、《报学月刊》（黄天鹏编，现仅存1929年所出第3期）、《报学季刊》（申时通讯社编，现仅存1935年所出第3、4期）所收录文章的梳理，至少还有吴天生、黄天鹏、汪英宾、邵力子等人明确表达了对“营业本位”或“商业化”的不满。

[63]《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特刊《新年的梦想》（1933年1月1日）刊出142位各界人士的应征来稿，它们曾被郑大华、谭庆辉引用说明在当时的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和对资本主义的反感是普遍风气。但所载论说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如郁达夫就产权着眼，“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查士元的描述更加感性化”：“未来的中国的政府，是客观的，是没有主观也不受任何思想之反对任何感情之激励。有这样一个健全的社会对资本主义，当然是一个不接受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一个不屈服。”严灵峰则从可能造成的社会结果，来圈定何谓“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中国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将在相当时期之内，有若干限度的发展。这种发展必然要依靠外资的加入，至于结果，将使中国更加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仅从以上所列，已能看到他们是将这两个名词当作既有观念，近于默会地使用（具体言论参见该特刊第3，5，6，16，21，37页）。

[6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112.

[65]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M].上海：世界书局，1927：46.

[6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1.

[6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7.

[6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2.

[6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179.梁启超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1912年）中也认为：“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休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

[70]除前引戈、郭、蒋所著，具体情况还可参见张静庐的《中国的新闻纸》、胡道静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以及任白涛的《综合新闻学》对“随军记者”的论述。

[7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179.

[7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199.

[7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179.

[7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373.

[75]戴季陶的看法是“中国新闻事业，已有数十年历史，弄得一团糟，无进步”（出处见前引《新闻学之实际运用》）。张季鸾在《诸君为什么想做新闻记者》中，是这样讲的：“因为眼看中国报界，只有犹太式但求赚钱冰凉冰凉的报才能发达，又因为中国一般统治者，太漠视报业，一面一部分，报界的人又往往实在有受人轻蔑之理由，为出这一口闷气，所以我和吴前溪胡政之君等几个人，又在天津办了这几年报，现在还办着。至于救世济人，万分说不上了。”从日本返国的林仲易，看法也较为类似“我们现在可以下个批评，这几年报纸比起从前，形式上，技术上，乃至种种物质方面，都可以说有进步，而精神上大不如前”（林仲易.谈谈几个改良报业的实际问题[M]//燕京大学新闻系.新闻学研究.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2：5）。

[76]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M]//燕京大学新闻学.新闻学研究.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2：2-3.

[77]戈公振.新闻教育的目的[M]//戈公振.新闻学撮要.上海：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1929年：附录14.

[78]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M]//燕京大学新闻学.新闻学研究.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2：9.

[79]戈公振.世界报纸的三大趋势[M]//戈公振.新闻学撮要.上海：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1929年：附录1.

[80]萨空了.科学的新闻学概论[M].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34.再如任白涛非常强调，自己是要写“具有组织的体系的综合新闻学”（任白涛.综合新闻学第1册[M].上海：上海书店，1991：3.）。为了彰显其社会科学的面向，并未就任何国家的新闻业做专门描述。但是在各个论述部分中，还是大量引用中国报刊的史实作为支撑。

[81]郭步陶.本国新闻事业[M].上海：上海市私立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1933：31.

[82]郭步陶.本国新闻事业[M].上海：上海市私立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1933：14.

[83]郭步陶.本国新闻事业[M].上海：上海市私立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1933：26.

[84]郭步陶.本国新闻事业[M].上海：上海市私立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1933：41.

[85]郭步陶.本国新闻事业[M].上海：上海市私立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193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