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史终究是历史，虽说预设已定，描述却要落实。既要寻出“中国”的特殊，又要证明这些特殊值得珍重，就需要既在逻辑上自洽，又为时人认可的基本框架。如前所论，“中国特殊”所以能成共识，更多是源于猝然之间对“西方”从崇拜转而失望。当群体心态被观感的陡变所左右，在中国报人眼里，自然会认定西方报业已问题重重，乃至于把它们正发生的变化也看作愈发下滑。延伸之下，如果本国报业也出现类似趋势，自然也不足称道。在这种主题先行的考察下，已盛于西方，在中国也已露苗头的所谓“营业主义”，理所当然饱受猜疑。还在1923年，邵飘萍就质疑“新闻事业苟欲达于理想值境域，究以何种方法经营为恰当乎，此实将来之大问题”，他坦陈“以营业本位为理想的经营方法，未免为偏于资本主义之见解也”。^[57]到了30年代，也是报社老板的成舍我，话说得就更加激愤：“现在全世界的报纸，普遍地，被压迫屈服于许多时代巨魔——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的淫威下，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报纸，即百不获一。”^[58]此时报界以外的知识精英对此也颇有同感，例如戴季陶在《新闻学实际之应用》（1929年）就指责：“日本新闻界，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记者明知谣言而硬造之，报纸明知谣言而硬登之，阅者明知谣言亦不得不随喜之……胡展堂先生谈巴黎报纸，真是气死人，国计民生，漠不相关，描写不相干的事物，如某要人的一只鞋子是某商店买的，如何漂亮，不惜笔墨，重要的话反弃而不取。”^[59]

推论下去，如果不想重蹈覆辙，中国报界就必须摒弃“营业本位”和“资本主义”。然而摈弃了它们，又以什么为根本宗旨？借用戈公振的话说，既然民初以来，中国报业“商业色彩大浓，渐失指导舆论之精神，是其病也”^[60]。当然就得返回来，以“精神”为终究追求。再如胡政之也叹息中国报业“近年受了物质文明的熏陶，从营业、设备上，显示着很多的发展，然而精神上倒似乎不无减色”。^[61]这样一来，在“营业”与“精神”两条路线间的反复和抉择，就俨然成为中国报刊的历史主线，孰是孰非，在当时报人看来，也根本不成问题。^[62](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