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至晚到20世纪20年代，在报人与知识人那里，“新闻学”不仅可能有，而且必须有，最好还立即就有已成共识。这样的期待，自然催生这个“学科”的诞生甚至是速生。从其根本取向看，就是为了推动“吾国之报业”，而要在吾国创设“新闻学”。“吾国”在文化与社会上之于“他国”实有必须尊重的特殊性，亦为知识界在“欧战”以后的共识，对此也必须加以充分考虑。^[16]因此，他们要创建的还不止是“在中国的新闻学”，而是“以中国为立场与方法的新闻学”。用邵飘萍的话来说，“我国之有新闻学，始于一二海外学子之编译，多注重与说明新闻之原理，而方法则较少焉。是因我国尚为特殊之社会，则适用于探究新闻，亦不可以无特殊之方法”^[17]。

然而中国的报业又被公认为尚属“幼稚”，其间种种之于宗旨甚高的“中国新闻学”，也就谈不上有多少可被认为正面的经验。在这样的取向与预设下，虽说著述者大多以指导“吾国之报业”为取向，但由于经历、偏好、知识结构，甚至所处地域，不尽相同，“吾国之报业”到底是怎样，又到底处在怎样的阶段，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因此，“中国新闻学”也就始终难以，甚至根本就不可能走上通过经验材料的累积、提炼与共享，进而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的路子。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虽说遵循着不同的路径，甚至依据的是不同的材料，著述者却都不乏自认为科学的信心。这样一来，所谓“特殊之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只能是著述者个体的“特殊”。既然形不成公认的分工约束，也就只能各自从头做起，全凭一己之力来构造尽可能自洽的“学科”体系。反过来讲就是大可撇开前著，唯我独学。其实就此着眼，也许能从一个侧面透视为何“科学”之于“中国新闻学”，始终众所期待，然而却始终未能降临。^[18]接下来，不妨先以最被公认的经典作者及其著述为例，来研判下在他们各自作者那里的本意里，“中国新闻学”是按照怎样的脉络具体展开。当然，要这样做，就得暂且搁下后世的追见。

还是先来看《新闻学》。历来读者，尤其是将它作为新闻理论经典著作的读者，多重于前五章。然而，这只占全书不到一半的篇幅，而且这五章被包含在“编辑”部类中，“编辑”又与“组织”和“营业”并列为全书三个最顶层的版块。正如前文论及，在徐宝璜看来，“新闻学”就是“新闻纸学”，本书又是为导正“流入歧途”的“吾国之报业”而作，所以明知勉强，仍要“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19]。把握了写作的动因，就不难理解，在徐宝璜那里，什么才算是“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在他看来，那就是“吾国之报业”亟须导正的方方面面。落实到行文架构，自然不畏不详，但畏不全。全书十四章，不仅泰半在分部别类地讲述报馆的各部门应当如何运作，而且每每将“吾国”与“教育普及之国”逐条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讲，徐宝璜的这部《新闻学》更像是为报业的从业者（尤其是在他看来，对“新闻纸学”不甚了然，因而在操作中屡屡失当的“吾国”从业者）提供一本既覆盖全面，又可逐条对照的专业手册。

首先来看最顶层的版块划分。因为是以“新闻纸”为整体的观照本位，各项基本的概念和论述都被统合于此。既然“在教育普及之国”，“其国民无分男女老少，平时有不看书者，几无不看新闻纸者”，他们“言论行动，多受其影响”，那么之于社会公众，“新闻纸”首先透过内容来产生作用。所以，“编辑”在讨论时自然被放在最先前。“组织”的健全与否，又直接影响“编辑”的效果，被摆在第二位来谈自在情理之中。

再来看“编辑”的内部构成，徐宝璜谈到，“（报纸）其任务有六：为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输灌知识，提供道德，及振兴商业”，之后马上强调“而前三者，尤为重要”^[20]。但与诸多以之为祖本，按着讲的后世著述不同，在《新闻学》里，这样的判断并非出于理所当然，而是依据各项任务是否“与社会有极大之关系”来权衡轻重后的结果。既然在徐宝璜看来，“盖自民权发达以来，各国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之大事，多视其舆论为转移”，所以“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才“尤为重要”，“而舆论之健全与否，又视其提供之事实究竟正确与否及详细与否以为定”，所以“供给新闻”就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21]换句话说，徐宝璜是从“新闻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他认定中的“教育发达之国”职有分司的“新闻纸”的状况，来给出这个“余之答案”。^[22]因此，他才会在谈过“新闻纸”的任务之后，马上就在第三章（也就是分论的第一部分）中谈什么是“新闻”，“新闻”如何才能做到“正确”。在这样的论述路径下，在“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这个经典定义中，其实强调最多的是“多数”。^[23]因为只有得到“多数”的关注，报道才有可能在社会中发生“极大的关系”；而“最近”与否，也“当视一国之交通便利与否而后能定”。^[24]由此可见，徐宝璜是依据“新闻纸”如何才能完成这个首要任务，给“事实”加上“多数”和“最近”这两个限制定语。一旦“社会”的范围确定，它们也就可以被量化。例如他对什么是“多数”，就举出这样的案例，“《北京大学日刊》之阅者，既几全为北京大学中人矣，故事虽琐微如评议会之选举，该报可视为新闻而登之”^[25]。

这样的路径与后世，尤其是1980年代以降，往往先将“新闻”归类为并不见得就要“新闻纸”才能提供的某种信息的写法，在框架和次序上其实迥然不同。虽说延伸下去，都会谈到“新闻”与“社会”的关系和互动，但徐宝璜依据“社会”的需要来判定“新闻”，而后者以“新闻”（其实更多是作为“信息”的“新闻”）为起点来构造“社会”。笔者在此无意辨析这两种路径哪个更好，抑或更便于搭建新闻学的学理脉络，但也许从如履薄冰地给出“余之答案”，到理直气壮地以概念为中心去想象世界，正是一门学科从初创到稳固后的必然结果吧。

正因为徐宝璜是以他理想中的“新闻纸”为论述的本体，所以接下来的第四章《新闻之精采》、第五章《新闻之价值》也围绕着新闻要怎样才可能“正确”且“详细”依次展开。出于要为“最近事实是否为多数阅者所注意”给出一个更便于操作的标准，徐宝璜才会在“新闻之精采”中，描述为何“个人之关系”“人类之同情”“求胜之竞事”“著名人物之姓名”“著名机关之姓名”“事情之稀奇”都可以作为衡量的维度。而且，在他看来，这又是基于“新闻之精彩，即吾人心理上之产物”，所谓“吾人”，在当时的语义环境中，与今日的“社会人”，乃至“吾国之人”，相当接近。^[26]就此而言，徐宝璜依然秉持着从“社会”来看“新闻纸”和“新闻”的认知顺序。

这样的展开方式，不仅体现在版块和章节的顺序设置，而且还贯穿于《新闻学》的具体行文中。该书几乎每一部分都是先给出“新闻纸”如何如何之后，旋即点出以此为参照，“吾国报业”存在怎样的差距。仅从篇幅上来讲，此类针砭文字就占到全书的将近一半。当然，对“应该”的判断越为自信，对“吾国报业”也就越为痛惜。例如在谈到“新闻须为事实”时，徐宝璜既强调“此理极明，无待解释，故凡凭空杜撰闭门捏造之消息，均非新闻”，又马上斥责“吾国报业”，以“报纸有闻必录”为“极普通之口头禅，且常引为护身符者也”，其实是“绝无意义”。^[27]这将直接导致“彼因无采访之能力，捏造消息，以了责任者”，或者是“为迎合社会之恶劣心理，常捏登猥亵之新闻如某某风流案，某姨太太或小姐之秘史者，或因受股东或津贴之指挥，登载一种谣言以混乱一时之是非者，是为有意以伪乱真，其欺骗阅者之罪，实不可恕”。^[28]对照来看，所谓“此理极明，无待解释”，与其说是表明这根本无须多说，不如说更多的是要强调“吾国报业”即便对此都是懵懂无知。在《新闻之价值》的“增加发刊次数”条下，徐宝璜也是在评述“纽约及芝加哥之大报，常日刊七八次，可谓极其能事矣”之后，马上点出“吾国报纸遇最紧要之事，不及候次日登载者，虽亦发行号外，然远不及增加发刊次数。因号外仅登最大之新闻，而且记载常极简单，为用甚校，无大补也”。^[29]在“组织”和“经营”两个版块中，徐宝璜依然着力凸显“吾国报业”的不足。例如在第七章《新闻之编辑》中，他提到“吾国访员”对“材料适当之安排”全无意识，因此“仍多用旧法编辑新闻，致新闻之精彩常被埋没。致长至数千言，亦不分段落”^[30]。稍后，更是举出京沪各报刊登的《交通运输会议开幕》这篇报道来逐段改动，以此体现“旧法”给阅者造成的障碍。

通读《新闻学》全书，徐宝璜虽说并未直接而系统地点出“吾国报业”究竟在哪些方面“误入歧途”，但这种看似不言却处处给出标尺，恰恰表明在他那里“吾国报业”所患的病症是全方位的，与其零敲碎打，不如全盘更化，这部《新闻学》正是被他看作可能的推动因素。这种对知识的看重，应该与密歇根大学的专业培养计划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将“误入歧途”归因为专业知识不足，也绝不意味着“吾国报业”不可救药，恰恰相反，沿着这样的思路，只要洞明“新闻纸学”，哪怕跟“先进各国”距离尚远，也未尝不能由知而行，将所有的“误入歧途”一并纠正，从而“开一新生面”。^[31]实际上该书中也对近来，“学生界之消息亦为国内各报所十分注意”“吾国尚有所谓‘特约通信员’”等迹象颇为赞赏。^[32]就此而言，徐宝璜对“导正”的方案设计，也是路径清晰，饱含信心。

再来看常被指为繁简失当，甚至文不对题的《中国报学史》。^[33]诚如前论，戈公振对“新闻学”（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报学”）的期待与担当并无二致。然而作为后出之作，《中国报学史》虽也提及徐、邵两人及其专著，但全书却只字不引。^[34]但在该书开头，戈公振却至少两次提到何谓“报纸”。一次是在自序里，“报纸既为代表民意之机关，应摒除已见，公开讨论，俾导民众之动作入于同一轨道”，这么说是因为“军事扰攘，岁无宁日，吾人欲挽此危局，非先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不可”^[35]。另一次是在研判了各家定义后揭出“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36]。两处描述都将“民意”和“公众”看作报纸的基本宗旨，这也正是全书褒贬臧否的根本笔法。实际上，戈公振是先以此为中心，建构起虽简却明的“报学”，再以此为视野去观照“报史”。就此而言，将“中国报学史”理解为“报学”视野下的“中国报刊史”，似乎更近戈氏的本意。^[37]

从所持的“新闻学”学理来看，戈公振与徐宝璜无论在路径和起点上都大相径庭。在徐宝璜那里，虽说认定“新闻纸”与“社会”存在“极大的关系”，但从其著述看，还是更多地将前者设定为自变量。这样的设定实际上更倾向于将“新闻纸”看作可以从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剥离出来，独立考察的自洽本体。戈公振虽未界定过“公共性”，但从他对报纸的两次定义中就可看到，“报纸”是因为“公共性”而拥有被关注的价值，既然它是意义的被赋予者，也就不可能在“报学”中被设定为自足的本体。恰恰相反，它怎样承载“公共性”才是应当考察的中心问题。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新闻学》和《中国报学史》的第一章虽说都以导正“吾国报业”为动因，结果却是前者依托当下而展开，几乎未将既往的情境引入分析的框架；而在后者的脉络中，却必须向历史寻求答案。因为任何被划定为自足的存在，不管的确存在也罢（譬如近现代的数学），还是被想象的也好（譬如基督教的上帝），都无须以任何的历史演进作为其正当性来源。既然在徐宝璜看来，理想的“新闻纸”应该的样子根本不成问题，在“先进之国”已是事实，又何须探究“吾国报业”何以会“误入歧途”？进而言之，在这样的框架下，无论哪国报业的往昔，都并不存在被作为中心来讨论的意义，不管“新闻纸”要承担哪些任务，其中又以什么“尤为重要”，都只需要从当下，更确切地说，是论述者认定的当下来进行共时性的剖解。反过来说，如果不这样认为，纵使把“新闻纸”的当下说得再完备，又怎能解释它在判断“公共性”这一点上是否已经做到极致？如果无法证明或者证伪这一点，任何基于“当下”被构建的想象，即便自身的架构在形式上再完整，又何以能被认可为“理想”，怎能保证就一定能让“吾国报业”走上正途？因此，在这样的设定下，无论具体的考量结果是什么，如果要从“公共性”来审视“报纸”，建构“报学”，必然就报纸在时移世易中展现出的现象来进行跨时段的比较。实际上，也正因为“当下”的“吾国报业”既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忍不住的关怀，而又并不被认为有足够的正面经验，同样必须是去超越性的否思，这才导致了从前提到路径，从内容到架构上都迥然不同的“中国新闻学”。或许仅从各自之于“吾国报业”的姿态来看，徐宝璜的“新闻纸学”俨然降临的弥赛亚，戈公振的“报学”宛若示现中的维摩诘。(www.daowen.com)

戈公振对“民意”和“公共”如此看重，从直接的文献来源上，当然可解释为受到藤原堪治影响。但仅从《中国报学史》第一章所罗列的各家学说看来，即便是间接获知，他所知的也不只这一家。为何他会在诸多的可选项中，在“报纸”的界定做此抉择？须知戈公振不仅是业界中人，而且供职于上海报界。在对“营业主义”甚为厌恶的他看来，此间情形是“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产业所化”^[38]。《中国报学史》的出版晚于《新闻学》八年。在此期间，新闻学论著面世不少，黄昭宪、汪英宾也已学成归国，上海更从来是域外学术译介、传入的中心，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和休曼的《实用新闻学》的中文译本都是在沪上印制发行的，徐宝璜《新闻学》的第三稿（《新闻学大意》）也是在《东方杂志》上连载的。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的沪上报人，并不乏接触新闻学理的机会。既然器物、技能和专业知识上都不成问题，就只能从报人的内在素养和价值取向上去寻求报业不进反退的答案。加之既然“吾国报业”的演进在戈公振看来是盛极而衰，也就无须以他人为师，返回清末的“正规之报”也就足矣。所以他才会全力书写中国报业，尤其是清末民报的往昔，试图通过对伟大传统的具象描绘和反复咏赞来唤起报人的良知良能。这样一来，在旧学本有功底的戈公振那里，“报学”和“报史”的关系其实更类似传统学术中的经依史明，史为经翼，著史浩繁，却是为阐发群经的微言大义。

最后才来谈邵飘萍，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从所处情境看，他恰是徐宝璜和戈公振的中间项。较之身在学界的徐宝璜，他与业界更近。但他身在的北京报业却与上海报业在运作模式上颇为不同，如果说此时的上海业界已被认为“营业”过度，北京业界就恰恰是“营业”不足。第二，不管是以什么为本体，徐宝璜和戈公振都将“新闻纸”视作一个整体，进而描绘其与“社会”的关联图景。但同样是“吾国之报纸”，在邵飘萍看来，“我国新闻界所最需要者，为各种外交记者”^[39]，“我国新闻界之最大缺憾，即苦无外交记者之人才，尤苦无社会新闻之外交记者之人才”^[40]。因此，无论是《实际应用新闻学》还是《新闻学总论》，都以且仅以“外交记者”（或者“新闻记者”）为中心视角。仅从学理的角度看，这一论定既未经周延，也并非直观到不可发问，作为基本前提似乎根基不甚牢靠。但正如前论，“中国新闻学”的迅速兴起，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感于“吾国报业”亟待导正。邵飘萍会有这样的判断，也是基于他对国族的关怀与感受。

从甲午之战到巴黎和会，中国在对外斗争（尤其是对日斗争中）屡屡失利，除了国力欠厚，在新闻报道和宣传上处于下风也是重要原因。^[41]甚至到了1932年，从顾维钧与上海报界的座谈中，仍可看到中日在这方面的巨大差距：“此外余尚有一事须同诸公陈述者，即日本新闻记者，与日本军政界之合作精神，系余等不得不钦佩。盖日方租住周密（原文如此），余等每莅一处，无不见其踪迹。彼等工作，不但在采访新闻而已，同时亦兼有一种侦探与监视之任务，余尝数次一人外出散步，事前既未要求派人保护，又未宣布时间，而其新闻记者，则竟以拍照为藉目，迁延时间，以待日方暗探或监视者之赶来。更有一次，约在长春车站，余尝出发赴车站时，仅偕一秘书，时所谓余之保卫者不在场，即有一记者跟踪谈新闻时，恒为军政当局刺探消息。日记者每表示提出一种意见，嗣后即成为事实，在中国领土内，尚且如是，其在本国内，则更可想见。又其宣传上之组织，亦甚完备，彼等每在调查团来至一处之前，先行前往布置；如调查团未抵哈埠之前，而哈埠各英文、俄文、日文等报纸，均已一律将调查团所拟调查之事，而同时亦为彼等所欲向人宣传者，尽量披露报端，是以调查团抵哈之时，即已可见，此吾人所可深切注意者也。”^[42]

再如被中央社派驻日本的陈博生，在1937年的燕京大学新闻周上也如此描绘日本报界、记者的战斗力。“余尚忆及广田内阁辞职时，宇垣入京拜命组阁。彼之一举一动，皆有百十数新闻记者随其左右，废寝忘食地探听消息。宇垣至其私邸，即搭草棚，理厨灶，以安插此辈新闻记者；而此辈新闻记者，即在宇垣宅安设电话，忍疾病，冒风雨，日夜待之，不放丝毫新闻漏过，且能顾及消息之是否确实。回观中国从事新闻事业者，直如儿戏。”^[43]又据俞凡等人的研究，近代在华的日本记者，所实际从事的远不只报道新闻。^[44]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后，日本就是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邵飘萍从来都对现实政治介入甚深，至1923年，他已有两次居留日本的经历，无论论世还是论事，又怎有可能不对中、日在这方面的差距痛心疾首？而且，记者的采访，确实在国家和媒体的发展水平框定的范围内，大有依个人才具，从容展布的空间。远者遑论，正如前文所及，邵飘萍自己不就是赤手空拳，在北京打出一片天空？也就难怪，在他那里，世界的新闻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新闻业的世界，就是由“外交记者”为中心，他们的运作业绩将直接影响国族的利害。因此他才会在《实际应用新闻学》的开篇就直接点出“外交记者”的至关重要，“国家社会所受言论界之影响，其责任大半外交记者负之。不仅关于国内也，世界上外交之大问题，帝国主义准备大战争之阴谋，每因新闻访员之一电，足以左右之，揭破之，使局势根本变化”^[45]。不管前文所引的那段英国记者揭破德国预谋的故事，是确有其事还是辗转走样，但在邵飘萍那里，却既是理所当然，更是有力的支撑。

既然“外交记者”如此重要，他们的业务——采访和报道新闻，也就不只是报馆内部的职司分工，而毫无疑问地是报馆的存在意义所在。在这样的框架下，也就用不着像徐宝璜那样，要以“极大的关系”为尺度，在“新闻纸”的各项任务中权衡比较；更无须如戈公振那样，以“公共性”为尺度来评判“新闻”是不是天然来得比“言论”重要。在邵飘萍那里，“新闻”本身就是起点，承担“新闻”的“外交记者”就是本位。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也讲到“新闻价值”，却是把它看作“外交记者”的工作要领，而非对“新闻”本身的测量体系。因此，这部分是被放置在“外交记者”诸论之后。当然，这样的侧重也是基于对整体的认识。因此在该书中，邵飘萍也就不只谈记者，而是用大量的篇幅铺陈何谓“新闻价值”“新闻道德”以及新闻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在他那里，这部著述并非是以“外交记者”为研究对象，而是以他认为“外交记者”须知的“新闻学”为研究对象。

在《实际应用新闻学》出版后的第二年，邵飘萍又完成《新闻学总论》。按照该书附刊的广告：“飘萍先生著《新闻学丛书》将包括第一编《新闻学总论》（已出版，定价一元）、第二编《新闻材料采集法》（再版印刷中，即《实际应用新闻学》）、第三编《新闻编辑法》（编辑中）、第四编《广告及发行》（编辑中）。”^[46]从这个顺序可以看到，在他心目中，《新闻学总论》才是其“新闻学”的总纲。

该书以“新闻事业之特质”为首章，启卷即揭此乃“社会公共之机关”，紧接着就表明：“新闻纸之重大任务，既在对于人类间互相传达其意志感情趣味知识与夫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故从事于新闻事业者，认明此种事业之特质。第一当彻底觉悟新闻纸之为社会公共之机关。根据事实与信奉真理，皆以社会公意为标准，非办理新闻社之个人或团体所可因一己或少数人之感情利害关系而任意左右之所以成为新闻事业之特质者。盖事业与营业，其趣味完全不同。新闻事业，尤与银行公司店铺等惟以营利为目的者有别。欲判断新闻纸的价值之有无大小，即以是否适合社会公共机关之特质为第一必要条件。”^[47]

不难看出，较之徐宝璜仅认定“新闻纸”当履行怎样的“职务”，邵飘萍不但更加彰显其“公共”，还将“公共”的范围拓展到至整个“社会”。因此，与《新闻学》相比，《新闻学总论》虽说同样涉及“新闻业”“报业”的方方面面，讲述顺序却颇不相同。最显著的差异就是认定新闻报馆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全社会的公器，“从理论上言之，新闻事业非如银行公司等有业主（或股东）与顾客之别，记者与读者之间，并非股东与顾客之关系。读者可为记者，记者亦即读者，总之社内与社外，乃职掌形式之不同，非主客性质之有异”^[48]。沿着这样的思路，无论在报社的内部组织还是总体运作中，最具公共性的“记者”自然最为重要，“故记者之与社长，除俸给问题以外，其地位资格以及人格的权威与社长并无高下。从另一方面观察之，其所负新闻记者之责任，有时且较诸社长为重要。盖社长仅为一社事务之主宰者，而新闻记者尤为社会之公人故也”^[49]。所以该书不仅将“新闻记者”作为专章提出，而且还放置在“新闻社之组织”之前。也正因为是以“报纸为公共机关”为顶层的预设，所以要讲过“新闻记者”和“新闻社之组织”后，再来讲“新闻的定义”：“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认识一切关系于社会人生的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也。以关系者最多，及认识时机最适为其最高的价值之标准。”^[50]通过上述的分析，不难看出，其间的“社会”实乃“最高”的当然尺度。

既然在邵飘萍看来，“外交记者”“新闻记者”作为“公共”的承载主体，于国族的利益关系如此重大，他们的重要性也就应当被公众充分认知。因此他在《新闻学总论》的绪言中还说明，“新闻学上之普通知识，不独为新闻记者所应具。即多数国民，最好亦能使之相当了解，庶几对于新闻之论载，可以减少错误之观察”^[51]。看似在强调“新闻学”应该进入通识领域，但目的却是减少“多数国民”对“新闻记者”工作成果的误读。不难想见，透过这样的“普通知识”，其实是强化“新闻记者”的特殊地位，跟后世的媒介素养教育，在起点上就南辕北辙。邵飘萍旋即还提到，“抑所谓新闻学者，初视之其范围似甚狭隘，不过关于新闻之采集、编辑以及营业方面之发行、广告等事耳。然即以新闻之采集、编辑言之，已包含世界上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之事物，非洞明人生一切之关系，未可遽云胜任而愉快。是外观似仅为一种学问，而须有无数学问以为之助也”^[52]。乍看上去，仿佛是后世的场面话，但放在邵飘萍以新闻记者为中心的学理脉络中，这段话实际上是在彰显“新闻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新闻记者”为当然中心的“新闻学”在知识谱系中的不凡位置。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也是在1924年，邵飘萍会提出将他也承认“尚未完全脱离幼稚之境域”的新闻学列为普通学科，既然确信“（新闻记者）个人之活动亦足以使全体发生重大之变化”，“至若斯学高深之程度”，由“大学”来提供名分和知识的支持自然就是理所当然了。^[53]对于无力升入大学的绝大多数年轻人，也应当把“新闻知识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在中学阶段就提供给他们。^[54]从这个意义上讲，邵飘萍对“新闻学”的期待，在只希望它是一门独立学问的徐宝璜、戈公振以及诸多同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