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清末，“新闻学”还只是被偶尔提及的新名词，尚未作为“学问”被国人接纳。这种疏离根植于斯时国人基于对时局、国运的悲观、焦虑的心态所抱有的来不及考虑其长远效应，顾不上研讨各部类本体存在的学问观。但既然其间的因果是结构性的，根本的动力因素的变化自然会透过重重关联，生成性地影响和决定着“新闻学”在中国的际遇。从近于空白到勃然而兴，单从表象上看自然是断裂，但在动力机理上却是连贯。自然，由于无法对史料在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进行较为准确的评估，而在近代中国，在不同的区域、族群、领域内，各种因素的演化指向、变化快慢、互动结构更是繁复难数，除非存心要搭建宏大叙事的框架。要为国人对局势的共识认知划定一个精确的时刻点，技术上既难以操作，更全无学术上的意义。因此，笔者也就只能依据目前学界的共识，将变化的时段大体划定在民初到一战前后。

较之政权的变更，“亚洲第一共和”的建立更使得国人对未来的期待颇为乐观。譬如据郭沫若的追忆，“那时的少年人大都是一些国家主义者，他们有极浓重的民族感情，极葱茏的富国强兵的祈愿，而又带有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他们以为只要把头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黄色大龙旗一换，把非汉族的清政府一推翻，中国便立地可成为‘醒狮’，便把英、美、德、法、意、奥、日、俄等当时的所谓‘八大国’，当成几个汤团，一口吞下”^[50]。而在此后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近代文明的发源地欧洲猝然爆发，其惨烈程度，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从群体共识的角度看，它又一次严重地冲击，乃至重构了国人对“世界”和“文明”的认知。罗素曾提到，在战后访华期间，不少人对他讲，1914年前自己对于西方文化不甚怀疑，但及欧战起，却不能不相信它必有自己的缺陷。^[51]在旅欧年余后，梁启超1920年3月甫一回国，就在《时事新报》和《晨报》上连载见闻。此后他反复强调，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相信它可以开辟新境并助益西方文化。^[52]除了文化维度上的反思，中国在一战中的作为和在战后的际遇，也从现实促使国人重新审计视“世界”。大战意味着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对于虽大却弱的中国却是提高地位的契机。况且虽说远离主战场，山东问题也关涉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中国始终以多边外交和派遣劳工为主要手段，相当积极地折冲樽俎。^[53]结果是有得有失。所谓得，主要指中国终于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不仅在与日本的斗争中取得广泛的舆论支持，还成为国联行政院的非常任理事国。^[54]到此为止，中国在法理上不仅被世界体系完全接纳，而且成为颇具分量的一员。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领土的安全、国族的存续都得到暂时的保障。实际上，在1931年9月以前，哪怕日本的文武重臣，也未必预料到远东的局势会受到如此迅速而剧烈的冲击。既然“救亡”已有阶段性的明显成绩，“启蒙”亦在积极推进，也就不妨以稍微从容的心态来审视和谋划“图强”。正是在国体、政体以及国族的存亡似乎已不是问题的情况下，报业、报人才有可能将自己也认定为独立的行当。

从这个角度着眼，北京《亚细亚日报》1913年1月5日所刊《新闻界之革命》一文就颇能说明报人在“鼎革”后的职业观念。该文在描述“军兴以来，新闻事业应时发生，其势如雨后之笋，如方春之草”的概貌后，旋即强调“新闻界”的现状是“其真能热心诚实，以尽言论之责者，则如麟角凤毛，不可多求。而其间挟朋党之见，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者满纸皆是，每一问题发生，各是其所非，各非其所是，于事实之真相，阅者不能尽悉也。各挟一党同伐异之间，横亘于胸中，其真能以正直之眼光、公平之心肠、按脉切理考求其是者，不数数见”。在作者看来，其中成因就是“中国之有新闻，已有数十年，而其组织犹未能尽满人意”，“在新闻经营者，不视为唯一之目的，而但藉新闻为一种手段，以达其他目的”。即便在“军兴”以后，仍然是“好谈政治而不注重社会也……在详中而略外也”，以至于“增设数十百家，而言论界之信用益轻。势力以分而不厚，人才以滥而不竞”^[55]。虽说北京《亚细亚日报》在后世名声不佳，但这样批评同业诸君，却可说明其间的理路，尤其是新闻经营者当以为“唯一之目的”的观念，在当时的报界中已得到相当的认可。

既然是要各安本业，为“图强”出力，也就势必既要处处赶超外人，更要做长远之计。完成这番宏伟的规划，当然要以同样的标尺来衡量自己和对象之间究竟在哪些方面还存在多大的差距？这样一来，所谓发达与落后，也就被转化成可以被量化评估的技术问题，有形的器物装备、资本规模以及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准，自然就成为被关注的侧重。这样比较，其实也就意味着包括“新闻业”在内的各类行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经过努力得到充分的提升。把握了其间的理路，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时报人乃至国人，多对当下的中国报业抱有深深的遗憾，更确切地说，对它的将来希望越大，对当下责之甚切。从表1-3和表1-4不难看到此时报人和上层精英对“吾国报业”的评判与期待。

表1-3　报人的评述

续表

（1）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6-7，8-9，13，26，43-44，46，47，80，82。
（2）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8，10，38，42，102，123-124。

不难看出，若从对“什么才是理想的报刊模式”是否持有明确见解来看，邵飘萍的报刊理念其实并不很清晰，他既非当然地认可自己认知的西国报业，却又并未加以否定，还仍以其为衡量中国报业的标杆。实际上，这种深层的困惑，也正体现此时国人的再度审视中，“西国”虽仍是先进，却已非不言自明的彼岸。徐宝璜的比较更侧重新闻生产的专业化水准。乍看上去，他对中外报业的评价似乎褒贬鲜明，但这恰也是依据统一标准所得到的比较结果，而非比较的起点。就此而言，徐宝璜和邵飘萍既在各自视角上恰成互补，更在观察和言说的方式上旨趣相通。不管结果如何，只要须由比较而得，也就意味着彼此之间既非高下预判，更无本质差别，既是地位对等，更在同样的尺度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探讨标志着对于自己想象中的“西国”同行，中国报人已不再甘心只是敬仰，而是既当学，更可学。

表1-4　上层精英对报业的评述

续表

（1）符鼎升.符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7。该文末尾标注写作时间是“民国七年八月”，“民国七年”当为笔误。
（2）王正廷.王序[M]//黄郛.黄序[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11。
（3）孙文.序[M]//伍超.新闻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47.孙序所署日期为“民国十二年十一月”。虽说该书抄袭任白涛《应用新闻学》已近公论，但孙序却为其独有。
（4）白鹏飞.我对于新闻记者之希望[N].晨报六周年增刊.1924（增刊）：328-329。
（5）梁启超.序[M]//戈公振.新闻学撮要.上海：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1929：41。
（6）王世杰.对于中国报纸罪言[J].现代评论，1926（第一年周年纪念增刊）：1-8。

如果说表1-3体现的是报人自我评判，不好说是否过于自谦，表1-4所列人物又均是位列高端未免太过责备求全，罗家伦（志希）1919年发表的《今日中国之新闻界》一文也许更能体现国人对“吾国报业”的观感和期望。此时的罗家伦虽说在北大学生中已经颇有声望，但毕竟还是新生世代，而且正如他所说“虽曾处新闻界中，却又等于处在新闻界外，所以能以第三者的眼光，说几句‘局外话’”。^[56]文章开头就借用《九三年》开篇的话，论定“今日中国之新闻界”仿佛既是在最坏的时代，也未尝不可能有最好的将来。^[57]在这篇议论中，罗家伦直率地抨击，“一般新闻记者，除了最少数是受过完全教育的，或是真有志向学的而外，其余约分二类，一类是‘斗方名士’同‘末路官僚’，一类就是堕落的青年”，因此对“二三年来世界大势”茫然无措。他还痛斥“新闻界没有道德”“逢迎社会之恶”，以“我是在营业”为借口，“搜辑许多小新闻，来做他们的参考”，甚至还公然以专版登载满纸的“花讯”。^[58]但与此同时，他也以“许多报都有了高等通信员”，因此对国内大事能有系统报道，“编辑取材也比前几年进步”；“今年北京同上海的新闻记者，知道同他国新闻界联络，有渡日考察等事，足以为他日‘国民外交’的援助”这三个变化为依据，赞许中国的新闻界其实也是在进步中，只不过“未能如我们心中所预想的情形了”。^[59]而且，罗家伦还很坦率地承认，他的评判是以“伦敦纽约各大报”为标尺的比较结果，而欧美大报有今日的风光，也是“非天授乃人为”。^[60]这其实也可理解为他期待中国报业能够后来居上，在他看来，“吾国报业”其实并不缺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现在中国识字的人，一天多一天，只要记者有手腕，尽可以不需用评花评戏的小新闻，而能使报纸一天畅销一天”，既然要“记者有手腕”，对于报业该如何承载和推动社会的进步，自然就当下番工夫。

当然，纵使“新闻”被公认值得探究，也并不等于个中探求就足以被承认为“学”。但基本上也在同一时段，仍是以学制为体现，国人的“学问观”也出现显著的变化。大致而言，就是在各门各科之间，即便还有新旧粗精之别，却在名份上逐渐再无高低尊卑。这在清末就初见端倪，所谓“废科举、兴学堂”，并非取消“功名”这个入仕的资格门槛，按照1904年颁布的《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即便毕业生此前没有功名，若从通儒院毕业，则等同于散馆的翰林院庶吉士；大学堂和分科大学毕业生，考列最优等、优等、中等的授予进士出身，下等授同进士出身；大学堂预科、各省高等学堂、优等师范毕业生，最优等、优等、中等授予举人功名，优等师范的最优等毕业生，还可以被选任为加五品衔的国子监博士；中学堂毕业生，最优等、优等、中等的准许以拔贡、优贡、岁贡的资格，保送进入高等学堂。^[61]须知“功名”不仅是对学力的认定，更是入仕任职的资格。前文曾提及，此时的各科大学共设有四十六个学门，这也意味着其中任何一个学门都可以成为显亲扬名的晋身之阶。此外，如果从欧美、日本留学归来，通过朝廷组织的留学生考试，亦可分别获得进士和举人头衔。^[62]虽然在当时的士林老辈看来，“牙科进士”之类的名目根本就是笑谈，但这无疑征兆着中国的知识和学术权势体系开始了大幅度的世界化和近代化。

虽说还没等到成批的学生从海外归来，或是按部就班地从通儒院、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清帝国就已终结，但这种从各科俱可获得功名的制度设置，却既固化了中国社会对学历、学问的推崇，更改变了文化权势的生成格局。1913年1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将大学分为文、理、商、医、农、工六科，其下共设三十九个学门。此外，在民初实行的壬子癸丑学制中，各个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也被列入高等教育的序列。

表1-5　1904年和1913年的学门设置情况

（1）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339-393.
（2）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697-711.

从表1-5中可以看到，较之1904年，1913年的学门设置不仅更近于世界通例，而且商科的门类着实不少（6门）。这些门类既没有多少“中学”“国学”的成分，亦不属于所谓“实科”，无论在传统还是科学的维度上正当性都相对较弱。既然其他行业，尤其是向来被认为是“四民之末”的商科，可以被认为是“学问”，被列入高教行列，甚至1921年还出现专门的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报业又为何不能有自己的“新闻学”或是“报学”？何况在创立民国这桩伟业中，各地商会、商团固然作用巨大，报业和报人也功不可没。也就难怪上海报界俱进会在1912年就声称要设立报业学堂，而且话还说得相当理直气壮，“夫一国之中，所来灌输文化，启牑知识、陶铸人才，其功不在教育下，厥惟报业，乃不先专养人才，欲起而与世界报业相抗衡，乌乎得？且报业之范围，固不仅在言论，凡交通、调查诸大段。悉包举于内。而为一国一社会之大机关，任大责重，岂能率尔操觚”，“吾国报业之不发达，岂无故耶？其最大原因，则为无专门之人才”，因此专门来教学“一访事，一编辑，一广告之布置，一发行之方法”自然就是必要，而且只有由“专家日求改善”这些“良法”才能“以济其后焉”。^[63]就此而言，“新闻学”在中国，就不只是可以有，而是必须有。既然“新闻”被认定当有“学”，而且在学术规制的框架内亦不无被接纳的可能，那么不管有怎样的架构和内容，在共和既立，又经历过“欧战”的中国，从名词转化为现实也就只是时间问题。当然，新“学”出道，亮相的场所是否高端，对能引发的后续效应影响至大，对于这个在好歹是本行出身的徐宝璜看来，“尚待完善”的新学科就更是如此。

好在作为被嵌入之物，“新闻学”在中国的初次亮相居然是在北京大学。其实细读蔡元培为徐著《新闻学》所写的序言，不难发现他对“新闻”是否在当下即可称“学”，尤其是他心目中的“学”，其实有相当的保留。所谓“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乍看上去，是在肯定新闻学的必要性，但这是以新闻虽是“史之流裔”，却“有营业性质”为前提。即便真的如他所祝愿那样“先生与新闻学研究会诸君，更为宏深之研究，使兹发展而成大学专科”，也至多只能归在商科，说到底还是侧重于“术”。^[64]蔡元培早就坦率地表示，在他看来，“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求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也，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农、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种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国立大学要“以学为基本，术为枝干”。^[65]因此，他在就任北大校长后，就尽全力推动将“学”和“术”分开设置，将工科划给北洋大学，商科更名为商业学，作为学门并入整体有待分立出去的法科。由此不难想见，如果按照蔡元培的构想，“新闻学”始终难以被国立大学接受。事实上，直到1941年，复旦大学由私立而改制，新闻学都没有被任何国立大学正式设置为专业。

在这样的“学-术”观下，蔡元培还会允许，乃至推动“新闻学研究会”分润“北大”的场所和名分，就只能是出于私人关系。虽说蔡、邵二人的年纪、行辈、职业、身份，都存在相当差距，但蔡元培对一众乡党向来相当照拂，甚至有时还可以说是偏袒。而他能顺利出掌北大，跟浙籍士绅在民初的北京文教界势力庞深也有直接的关系。^[66]虽说他和邵飘萍在1916年以前并没有多少直接交往，但在两人之间，却至少有时任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校长的汤尔和堪为中介。蔡和汤的亲近，已被发覆甚详，此处不赘。从汤尔和为邵飘萍著《实际应用新闻学》所作的序看，两人的关系亦可见一斑。汤尔和在开篇就盛赞“中国有报纸五十二年，足当新闻外交而无愧者，以余所知仅得二人；一为黄远生，一即飘萍”。^[67]须知黄远生虽说仅长邵飘萍一岁，但无论从学界、政界和报界的行辈来讲，都完全是两个世代。黄远生考中进士，与沈钧儒、谭延闿等人成为同年的时候，邵飘萍才刚刚进入金华府中学堂。1904年的甲辰科是废科举前的最后一科，自此以后读书人也就再无短短两三年间联科及第，从游庠速尔登科的机会，只能在各级学堂按部就班，逐年晋级。因此，这两位同龄人成名的时间也就大有早晚。黄远生既是进士加海归，又极获梁启超、李盛铎等大老的青目。他在民初的政坛，实际上就是进步党一系第二梯队的领袖。以这样的身份，也就难怪能轻易获得和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独对长谈的机会，实为当时其他记者难以奢望。就此而言，黄远生所以被公认为民初名记者之首，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他是以“名人”而为“名记者”。单以他的成名来作为职业记者在中国兴起的标志，可能真是和历史情境隔了一层。相对而言，作为高等学堂的毕业生、民初浙江革命阵营的二三线人物，邵飘萍虽说起点也不算低，但在首都能混出偌大名堂，才真是由“记者”而“名记者”，才进而“名人”，其间经历的甘苦，当然远远多过功名早达的黄远生，这应该也是他对“记者”“新闻”这个行当更加看重、认同，进而提倡和书写“新闻学”的缘故之一。

汤尔和真实的用意，其实还不止于此，以下是他对邵飘萍的规劝。

惟有不能已于言者，昔远生操新闻生活而举世忌之。非忌远生，忌远生之才而操远生之业也。远生之探新闻，几乎无孔不入。常人所不能到之地，远生无远弗届；寻常不能见之人，见亦不得其要领者，远生必有术焉，使之不能拒绝。非啻不能拒绝而已，且使之不能敷衍，而又乐与为缘。虽立谈之顷，必得起纲要而去。其文浩瀚，又足以发挥所见而有余。此其所以死也。飘萍之勤，盖与远生相伯仲，而记忆之强，故当过之；文采纵稍逊于远生，而内容之翔实，远生犹或不逮。飘萍当闲谈之际，机杼无穷，其言滔滔无成府；一旦行其职务，则状若木鸡，而静穆又如处女，批隙导窍，发问不多，使言者无从遁饰，亦不能自己。昔英使某君，谓项城对客，有如拳毛之狗，伏卧不动，而骨中之髓，吸吮无余。吾亦谓好发问者，有如食蟹，一敲一剔，肉已无遗。飘萍真其选也，此又远生不死也。第吾浙中子弟，大率以倔强著称，徒张空拳，而多方树敌，此至危之道，间亦为飘萍讼言而兼以自讼矣。虽然，言之匪艰，行之惟艰，愿见吾友共勉之也。^[68]

这段话对黄、邵各自的长短品论确属的论，而点出黄远生是哪怕寻常不能见之人，都“乐与为缘”，邵飘萍却必须靠自己的记性来把握机会，更是深明其中的缘由。但通篇以黄远生来做对比，主旨还是要这位同乡的小兄弟在“徒张空拳，而多方树敌”上稍加警醒，免得遭遇跟黄远生同样的结局。且不谈是不是一语成谶，1923年，邵飘萍正在人生巅峰，身名俱显、多方逢源，汤尔和在公开出版的书序里如此规劝，真是非至交不能言。当然，这段对汤、邵关系的阐述，看似与“新闻学”颇为游离。但如果我们不是将“新闻学”“在中国的新闻学”作为学科的生成都信奉成完全被注定的类似于《圣经》中的“事就这样成了”的做功，而是把它看作在现实中的建构，要尽量返回到它赖以缘起和流变的现场，那么这样的考察也就未见得全是废话。当然，“浙籍”这个人脉关联所促成的也只是新闻学会在北大的首次登场。但在学科的发端阶段，这样的“偶然”所起到的作用，却真是不可随意忽略。其实在规制和权势结构正在转型的学界，这样的例子实在屡见不鲜。不妨试想，如果不是同样源于“浙籍”的关系，章门弟子是否能在北京高教界如此风光，乃至到数传之后依然声光不衰？

【注释】

[1]黄天鹏.新闻运动之回顾[M]//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29：1.

[2]豪伊.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M].晏智杰，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3]徐宝璜.自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0.该版以1930年黄天鹏整理版为底本，主体内容与曾在《东方杂志》登载的《新闻学大意》并无明显差异。

[4]罗选民.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21-27。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著述时，对原著有所增减，已近学界共识。还在1905年，王国维就有这样的评价：“七八年前，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赫氏原书名《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义不全）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J].教育世界，1906（93）：1-6）。《四十二章经》本身就是摄摩腾、竺法兰根据《法句经》的大意新造的摘录本。

[5]徐宝璜.自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0.

[6]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340.

[7]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J].东方杂志，1906，3（6）：109-117.

[8]黄旦.也论林则徐的新闻观：兼论中国近代新闻思想之源头[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5）：68-73.

[9]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M]//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99.

[10]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M]//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01.

[11]郑观应.日报上[M]//郑观应.盛世危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75。

[12]郑观应.日报上[M]//郑观应.盛世危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75。至于后来常被引用的“今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则是出自《日报下》篇，在光绪二十年初刻本中，《日报》原只一篇，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上篇。从《日报下》篇中“如中西之战，日本西文报谓中国之兵甚于盗贼。其所述凶暴情形，不啻为彼兵写照，而反污华兵所为。我中国惜无西文报与之辩诘”等语可见是补写于中日战起之后。目前坊间各家出版社所依，多从夏东元编撰之《郑观应集》析出，乃是光绪二十年（1894）《盛世危言》（五卷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十四卷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八卷本）的汇编。各个版本的差异，可参见费成康的《〈盛世危言〉版本考》.[J].岭南文史，2002（3）：64.近人文集多依时局变化增补修订，在观念史的考察中，对此务必格外留意。

[13]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M]//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99.郑观应在《日报上》中就曾提到，在西方国家“（报纸）如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官绅士庶，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以广见闻而资本考证。甚至小儿亦有报纸，文义粗浅，取其易知”（郑观应.盛世危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76.）.王韬也认为报刊在“英、法、美各国皆继之以而兴，僻壤偏隅无不遍及，而阅者亦日众”。

[14]魏源.海国图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46.文中的“准夷”就是准噶尔部

[15]郑观应.盛世危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8.

[16]郑观应.盛世危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6.

[17]郑观应.盛世危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

[18]郑观应.盛世危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

[19]郑观应.道器[M]//郑观应.盛世危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8。

[20]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641.此后光绪（二十四年）刻印的订本，也就是后世的通行本中，连诗带注面目迥异，诗曰“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注曰“新闻纸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其间自然体现了时隔十余年的思想变化。关于《日本杂事诗》的版本修改及其成因，夏晓虹在《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学术界》，2000年第1期）中的论述非常精到。

[21]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645.(www.daowen.com)

[22]黄遵宪此时认定“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书。第我引其端，彼竟其委，正可师其长技。”因此对于斯时日本“今东方慕西，学者乃欲舍己从之，竟或言汉学无用”的风气，很是嗤之以鼻。甚至在重订本中，他仍主此说：“（日本）学校甚盛，唯专以西学教人。余考泰西之学，墨翟之学也。尚同、兼爱、明鬼、事天之说，即耶稣十诫所谓敬事天主，爱认知己。”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M].钱仲联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112.

[23]郑观应.日报上[M]//郑观应.盛世危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76.

[24]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M]//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7.

[25]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J].时务报，1896（1）：1-3.

[26]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J].时务报，1 8 9 6（1）：1-3.

[27]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J].时务报，1 8 9 6（1）：1-3.

[28]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J].时务报，1 8 9 6（1）：1-3.

[29]梁启超.《知新报》叙例[J].知新报，1897（1）：3-4.

[30]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J].时务报，1896（1）：1-3.

[31]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J].清议报，1901（100）：1-8.

[32]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J].时务报，1 8 9 6（1）：1-3.

[33]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J].清议报，1 9 0 1（1 0 0）：1-8.

[34]例如在《宋史》的“宰辅表”中，就将“宰相加拜进官”和“执政进拜进官”列为两类，区分得很清楚。

[35]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J].清议报，1901（100）：1-8.

[36]梁启超.《时报》发刊词[M]//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724-1995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6.

[37]梁启超.《时报》发刊词[M]//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724—1995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5.

[38]梁启超.《时报》发刊词[M]//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7 2 4-1 9 9 5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9 9：6 6.

[39]梁启超.《时报》发刊词[M]//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7 2 4-1 9 9 5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9 9：6 6.

[40]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J].清议报，1901（100）：1-8.

[41]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J].清议报，1901（100）：1-8.

[42]松本君平.新闻学[M]//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等.新闻文存.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10.

[43]陈立新.松本君平其人其事[J].国际新闻界，2011（2）：100-105.

[44]松本君平.新闻学[M]//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等.新闻文存.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8.

[45]松本君平.新闻学[M]//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等.新闻文存.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6.

[46]松本君平.新闻学[M]//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等.新闻文存.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10-11.

[47]译谭随笔七则[J].万国公报，1904（180）：40-42.

[48]JOSEPH Pulitzer.The College of Journalism[J].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1904，178（570）：641-680.

[49]严复.论治事治学宜分二途[M]//王栻.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88-89.

[50]郭沫若.少年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71.

[51]罗素.中国之问题[M].赵文锐，译.北京：中华书局，1924：190.

[52]郑师渠.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J].近代史研究，1997（3）：207-234.

[53]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至少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对此论述甚详。

[54]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卷[M].汉傲，宁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370-377.国联自成立以来，就以行政院为运转中心，其地位与后来的联合国安理会相仿。非常任国每届任期两年。1920年选出首届行政院时，非常任理事国只有4个，中国便在其中占有一席理事。此后直到因二战爆发停止活动，中国共同当选4次。

[55]新闻界之革命[N].亚细亚日报，1913-1-5.

[56]志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J].新潮，1919，1（1）：123-129.

[57]志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J].新潮，1 9 1 9，1（1）：1 2 3-1 2 9.

[58]志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J].新潮，1 9 1 9，1（1）：1 2 3-1 2 9.

[59]志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J].新潮，1 9 1 9，1（1）：1 2 3-1 2 9.

[60]志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J].新潮，1 9 1 9，1（1）：1 2 3-1 2 9.

[61]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514-519.

[62]颜惠庆.参加清末第二届留学欧美毕业生考试的回忆（节录）[M]//冯克诚.清代后期教育思想与论著选读：下册.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10：111-113.

[63]报界俱进会组织报业学堂之提案[M]//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9：278。比起最通用的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该版本少了杨瑾琤、宁树藩、方汉奇、王凤超等进行的200多条史实订正，但保留了原版的多幅图片，更适合了解该书的原貌。

[64]蔡元培.蔡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

[65]蔡元培.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M]//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820.

[66]其间经过可参阅浙江师范大学张金超2012年度硕士学位论文《出任北大校长时期的蔡元培——以学界交往为考察对象》的第一章“蔡元培初掌北大时的学界交往”。其间提到对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至少汤尔和、马叙伦两位浙江籍人士起到重要作用。

[67]汤尔和.汤序[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7.

[68]汤尔和.汤序[M]//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