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鹏在1929年是这样解释的：“有清光绪二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刊行《新闻学》一书，为我国人知有新闻学之始。原书为日人松本君平所著，一名《新闻事业》。顾其时新闻纸尚在草创时期，新闻学自不为社会所重视，因兹弗能畅行遐迩，不久遂告绝版，然新闻学已肇其端矣。”^[1]将斯学不兴解释为斯业不旺，乍看上去没有什么逻辑上的破绽。然而对照史实，却与当时知识界的情形大不相符。仅据顾夔光《译书经眼录》所录，1902—1904年国人自著新学书籍将近632种。按照后世的学科分类，其中非教材类的人文、社科著作情况可见下表1-1。

表1-1　1903年前国人自著非教材人文社科类新学书目情况

顾夔光.译书经眼录卷八.本国人辑录书[M]//熊月之.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上海书店，
2007：352-376。

试问当时中国的诸般近代事业，又有哪样被国人认为已上轨道？实际上，自甲午到民初，中国的读书人虽说依旧把儒学群经当作经国正典，却在尽全力地扩展他们的知识世界。而在当时的西方，“边际效用革命”刚刚兴起，即便是经济学对数理工具的运用也只在算术层面。对国人而言，要阅读和了解各门人文社科的论著、学说，要面对的仅是大致相仿的语言门槛^[2]。那么，是否全如徐宝璜所说，即便到了1919年，新闻学在西方都还“亦无完善之书”，国人即便想要了解，也无从学起？^[3]须知清末民初，中国学者对西学的翻译和吸纳，原本就有不少或如严复那样裁剪集纳，或像梁启超那样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4]。仅从表1-2所列徐宝璜所著《新闻学》所引99种英文文献的面世年代，也能看出要在此前译介这门学科并非全无可依。

表1-2　徐宝璜著《新闻学》所引英文文献的成书年代分布

邓绍根.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221-235.这里的统计，是基于邓绍根的相关考证。

由此亦可看出，早在20世纪初，虽说新闻学在美国尚未被整合并连缀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相关的专项研究（未必是以报纸、报人为研究取向）数量已相当可观。或许这也是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能接受、设立新闻学科的理由之一。而从甲午以前到20世纪20年代，在外的留学生始终是翻译、引入域外学术的主力，他们接触相关文献的机会应不为少。譬如1913年出版的《实际新闻学》中译本，不就出自主修工科的史青？从上述考察不难推想，1901—1918年，对世界学术浸入益深的国人，并不缺乏接触新闻学的机会。

再者，依据“新闻纸盛则新闻学兴”的解释框架，也难以解释何以从1919年开始的短短几年间，新闻学在中国勃然而兴，中国的报业在此期间却并未突飞猛进。而且，若从体例和架构上审视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接踵而来的著作，还不难发现其中的相当部分都试图构建从本体到现象，从理论到应用，完整而自洽的诠释体系。譬如徐宝璜在《新闻学》中就声称：“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5]且不论细部是否精致，就这些著述的总体和结构而言，它们作为“理论”似乎还走在欧美和日本学界的前面。如果将这些迹象仅仅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开，“中国新闻学”的生成就俨然是桩奇迹，差不多是目不暇接，从几近空白而迅速繁荣。当然，如果要着意渲染其间的正当性乃至优越性，完全可以就此着力书写列位先贤是如何识见超绝，才能取精用宏，创下“本学科”的祖业，还不妨顺带把自己也写入其中谱系，正如下文中剖析的那样，黄天鹏至晚从1930年代初开始，就很努力地在这样做。然而依据这样的写法，时间线也好，社会情境也罢，纵使谈得琳琅满目，也不过就是在为这种预设背书。但如果并不是在验前就坚信“中国新闻学”注定就会降临，乃至必定会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和流传，那就必须追问，到底是哪些因素的演化和交互才结构性地造就了“新闻学”在中国以这样的轨迹来落地和流变。自然，要这样来研判，首先就得回答“中国新闻学”在整体上是如何，又因何才从无到有，至于其间的各部论著在逻辑上是否自洽，彼此在源流上是否相关，这些追问只能暂且悬置。毋庸讳言，这就是要先为“中国新闻学”寻到“外史”意义上的起点，好在以它为宗主而非对象，看似“内史”的论著早已层出不穷。

实际上，从上列两表不难发现“新学”和“西学”在其原生国度的成熟度和被近代中国接纳的程度并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此时国人的知识观更多是被对时局的认知所形塑，他们往往并非基于对知识的把握，而去认定何等论述是否足以称为“学科”（discipline）乃至“科学”（science），而是先依据对当下所需的认知，判定何等“学问”（learning）确有可取。更确切地说，是认定为当下的中国所必取，才去按图索骥，填充相应的知识，甚至缘此构建知识和学科的谱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学界对“新学”“西学”的引入和对墨学、唯识、公羊学的重拾，对“泰西”近事的选择性解读和对三代、金元、“国朝”历史的再认识，看似古今中外迥然有异，但接纳的心态和寄托的期待却是脉脉相通。当然，即便对“学问”抱有同样的希冀，出于世代、地位、知识背景的差异，对知识图景的想象也不尽相同。在现实的社会规则下，怎样的图景想象能更影响群体的共识，或是被固化为学术规制，和所持者既有的地位与影响力自然密切相关。譬如光绪二十九年（1904）颁布的“癸卯学制”，虽说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却将“经学”和“政法”从文科、商科中单列出来，并将经学科大学列为诸科大学之首，而在八科下设的四十六个学门中并无“哲学门”^[6]。在此时已对西学颇有造诣的王国维看来，这样的架构存在根本的缺陷，“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还认为其原因就在主持该事的张之洞，“尚书之志则善矣，然所以图国家学术之发达者，则固有所未尽焉”，必以“哲学为有害之学”“哲学为无用之学”“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也”^[7]。虽说此番议论，足以代表世纪之初新世代学人的共识，但在当时对学制的拟定几乎未发生任何影响。北京大学直到1914年才改经学科为哲学门，而且在1917年以前，师资阵容、课程设置、学术倾向，大体上仍延续着此前的路数，与王国维当初的期待相去仍远。大致梳理了在近代中国，什么知识、门类是否能算“学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能被确定为在当下专门研习的“学门”，更多的是出于知识界（尤其是上层精英）对时局的判断，再来观照清末民初的报刊观念，就不难看到，虽说国人对报刊之于国族的作用愈发看重，却尚未认定需得查考其自身的运作规律和演化历程。

国门开放后，国人本不乏阅报经历，对“泰西”报业也非无所知。然而在甲午战败以前，他们却并未就中国亦需办报，尤其是以西方国家为典范办报形成共识。^[8]王韬和郑观应常被视为倡导国人办报的先驱，且不论这两人在当时的士林中均非核心人物，他们此时的相关主张其实相当审慎。王韬1874年发表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大半篇幅谈外人在华办报的历史。他虽说承认“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但却归因于“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而非认为报刊作为媒介本身就可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9]。也正是基于这一标准，他对中国已有报刊的评价并不高，“其间（秉笔之人）或非通材，未免识小而遗大”，“至于采访失实，记载多夸，此亦近时日报之通弊，或并有之，均不得免”^[10]。再如郑观应，在《日报上》中转述“泰西各国”的各级政府“悉听报馆照录照报”^[11]，甚至认可“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落实到当下，却只建议“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而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12]。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他们虽对西国报业颇为嘉许，但就国人是否也该如“西人”把报纸办得无处不在、无业不有，却并未给出明确答案。^[13]

远距离观赏的赞许与当下行动的审慎，看似吊诡，却自有内在一致。究其原因，此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对“我朝”的既有文明仍有整体自信，他们虽说也认为某些方面需要了解和学习“泰西”，但这往往被解释为只是情势所需。在魏源看来，“夷烟流毒，罪方准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14]？“英夷”不过是一时之敌，全胜的必定的还是天朝。再如《盛世危言》虽对西国详细介绍，总纲却是冠于书首的《道器篇》。该篇反复强调“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只不过侥幸得到中土失传的“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才能工艺之精暂且超过中土^[15]。即便如此，较之华夏，仍是“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16]，因此，最后必然是帝国“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是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17]。不管这是否体现郑观应的真实想法，但至少可知，在该书的目标读者群体——中国的读书人那里，这种“我国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所以在整体上仍然高于“万国”（自然包括“西国”）的预设仍是主流。^[18]须知《盛世危言》初版面世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距离甲午仅两年。

既然国人尚未真正认为“西国”在文明上足与“我朝”并驾齐驱，纵使颇有可观，它们也不过还是异域，源自其间的种种事物，纵然在其本国社会确属必要的嘉物，但原本就“初定制度尽善尽美”的“国朝”未必非得全盘照搬。^[19]即便是海外亲历早过同辈的黄遵宪那里，这样的集体共识也颇有影响。光绪五年（1879年）初刻的《日本杂事诗》（广注）初刻本中收有《新闻纸》章，其辞云“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令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20]，自注曰：“新闻纸。山海之余无所不至，以识时务，以公是非，善矣！然西人一切事皆籍此以发达，故又有诽谤朝政、诋毁人过之律，以防其纵。轻议罚，重则监禁。日本皆仿行之。新闻纸中述时政者，不曰文明，必曰开化。”^[21]乍看上去，似乎甚是肯定，但此时的黄遵宪确信西学只是中学的旁支。^[22]这里的“文明”“开化”，其实皮里阳秋。实际上，王韬和郑观应所以建议在“省会”和“沿海诸省”等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办报，首先还是因为这些地方已被外报渗透，“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必须有所对治^[23]。既然中国不一定非得有“报”，又何须“报学”？

甲午之役，中国不但败战，亦复败和。知识阶层不得不对中外局势进行全盘的重新认识。正如罗志田所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士人不仅接受了外在‘世界’的存在，并日渐深入地感受到，无论是否愿意，中国皆难以置身世外。换言之，中国不能不‘立国于世界’已成共识，具有歧义的只是如何做到这一点。正因为‘世界’基本为‘他人’（the other）所‘构建’并控制，而中国对于‘世界’而言也更多是‘化外’的。故中国必须先‘进入’，然后才谈得上改善地位”^[24]。在百余年后看，国人进入“世界”的过程自然历历分明，但对于彼时的当局者而言最难的却不是行路，而是寻径。须知在当时，即便是知识精英，已具备的外界知识还不足以构造大体完整的世界图景，甲午之败又是突如其来，猝然之间，他们对时局的判断基调从国朝正在“中兴”陡然转为灭国灭种迫在眉睫。既然前景茫然，又认定情势危急，又怎有心思对“世界”进行从容认知，对西学进行正本溯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人在开始主动“进入世界”时，既脚步匆忙又茫然无措。然而中国败于日本，日本又师法西方，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国人眼里，欧美大国自然从可资参考的化外升格为尽善尽美的典范。它们不再只是“异域”，而是文明开化的“彼岸”。国人只能在仓促之间，尽量趋新崇西，全面仿效所有源自西方的事物。在这样的群体心态下，刚以群体面目出现，又以“士林中人”为底色，慨然以天下自任的中国报人，当然也会以欧美同行为先进。可以说，直到此时，国人亦需办报，而且还要如西方报业那样，尽可能覆盖所有地域、人群，影响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层面，才被认为不仅是势所必然，还是理所当然。当时的报人所以师法先进，还不只是为了振兴报业，还要以此为舟，将整个中国都渡到文明的“彼岸”。(www.daowen.com)

然而，如何才能在中国营造出堪与“泰西”大报并列的报刊？更确切地说，此时在他们的想像中，在社会与国家的整体架构中，“泰西”大报的位置和功用究竟如何？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初一，《时务报》正式发刊，首期即刊登《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这篇论说虽出自梁启超一人，却体现此时时务报馆同仁乃至维新中人对报馆、报人在社会中应处位置的共同看法。报馆与国事的关系，标题中就开宗明义说明。报馆究竟为何能，怎样有益于国事，当然要视它在整个国家结构中的位置而定。国家本身是怎样的，很难直接观察，要对它形成整体想象，往往要借助隐喻。该文开篇即道“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显然将国家类比为有机的生命体。生命体的健康要以耳目喉舌的正常运转为必要条件，国家也要有完备而通畅的信息传递系统才能正常运作，否则将陷于“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的窘况。^[25]报馆有“助耳目、喉舌之用”，所以能“起天下之废疾”，因而有益于国事。^[26]这也就是报业在国家和社会中存在的前提。

但仅此而已，还不足以说明报业在社会中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并不只有报业能够充当耳目喉舌，《报馆有益于国事》所论及的范围也并非仅此而已。梁启超还阐明了另外三个观点。第一，国运之所以沉沦如斯，是因为“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吏”与“儒”是传统的社会信息传输中枢，既然他们都已不能胜任耳目喉舌之责，只有另辟新径。第二，报业能承载的社会信息，无论就覆盖面、涉及面、总体数量、分众精度而言，都非其他传播方式可比，所以它在诸多可能的耳目喉舌中必然处于首要位置，也就应该受到格外的重视。换句话说，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依赖报业而为耳目喉舌，不仅在理论上可行，而且是现实中的首选。第三，列强崛起的经历充分说明报业有益于国事的程度非同泛泛，“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27]。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报业的兴起不仅是国事复振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报刊本身就能独立承担推动国家风气渐开、徐图自强的重任。报馆和社会其他部门之间是单向的自变与因变的关系，只要拥有理想的报馆和报刊，理想社会的出现就是水到渠成。但此时国内的报刊数量已经不少，何以国势却不盛反衰？梁启超的解释是必须全面而及时地反映和干涉社会现实，才算得上是理想的报刊。即使暂时力有未逮，至少也要做到“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旁载政治”“学艺要书”^[28]。而至撰写该文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为止，国内能够达到在他看来是底线要求的报馆尚付阙如。而在当时的梁启超看来，域外大报已经做到的，还远不止此。在稍后的《〈知新报〉叙例》（1897年）中，梁启超描述的“报刊”则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所有信息需求，因此它对社会的干预、指导、影响就应该是全方位的。也就是所谓“东西各国之有报也，国家以之代宪令，官府以之代条诰，士夫以之代著述，商业以之代学业”^[29]。

不管这样的认知是否将报业与社会的关系过于简化，但当它成为共识，必然会持续地延伸和具象，乃至成为群体的共同想象和评价尺度。一方面，被认定为“先进”的先行者，会被想象得越来越完美全能。另一方面，仿效者（同时也是想象者）不仅处处以“彼国”为标准来评价“吾国”，还愈发觉得自己相距甚远。不妨通过对比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1896）和《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899）中的论述，来展示这样“彼国”“先进”被美化，和“吾国”“我辈”自惭形秽的交相促进。同样是借他国镜像，揭出自己认定的报馆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作用。梁启超在《国事》一文中，认为“西人之大报也，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纪焉，人数之生死纪焉，地理之险要纪焉，民业之盈绌纪焉，学会之程课纪焉，物产之品目纪焉，邻国之举动纪焉，兵力之增减纪焉，律法之改变纪焉，格致之新理纪焉，器艺之新制纪焉”，“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30]《祝辞》中却说“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31]虽然都颇为煽情，仍可看到对西方大报的品评又提高了许多。

同样是借“他国”史事来说明报人的分量，《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的措辞是：“其益于国事如此，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是，每与政府通声气。”^[32]在《祝辞》中，却是“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33]。所谓“执政”，自宋以来常用于简称“参知政事”之类的副相，虽然也在枢府，但跟“大宰相”相比，还有一段距离，“大统领”在日文中原本就是“大总统”的意思^[34]。从“通声气”到“采其议以为政策”，政府对于报界的态度，也被渲染得更加浓烈。当然，越将欧美大报构想得完美全能，参照之下，本国报业就益发自惭形秽。在《祝辞》里，梁启超明确描摹其间差距，《清议报》虽说较之此前的中国报刊，已经算是“有其宗旨焉，有其精神焉”，却最多是一党之报，比起已经“动为全世界之注视，所耸听”的“欧美各国之大报馆”，其间还隔了“一国之报”这个档次。^[35]

到了1904年，梁启超为《时报》作发刊词，语气似乎平缓了许多。该文宣称“于祖国国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适于当世之务者，束阁之。于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应于中国之程度者，缓置之”^[36]，乍看上去，似乎是将中西放在对等位置，以此来体现《时报》“执两用中，为国民谋秩序之进步”的宗旨^[37]。但是，“国粹”和“文明”，谁更优越不言自明，所以对“泰西文明”的部分事物要缓置之，只是因为尚非中国现下所能容纳，偏向哪边并不难解。在这篇发刊词中，梁启超还承诺将向读者提供“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因为这是“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38]。实际上设定了其报，乃至中国报业，如果要“追随于国家之进步，而与相应焉”，必须“窃比于各国大报馆之林”。^[39]

全然以想象中的“各国”，尤其“泰西大报”为师，进而在中国加以复制，再以此来作为救济国运的中枢，这样的路径设计乍看上去仿佛清晰，然而细究其间理路，却是以对“泰西大报”乃至“泰西列国”的隔雾看花为评判的起点与尺度。实际上，不管出于何等原因，至少从公开发表的文字看来，戊戌前后的梁启超对“泰西大报”的认知，与其实际状况相去甚远。譬如他曾在《〈萃报〉序》（1897年）中写道“顾闻之泰西诸国之报，国以万计，省以千计，城市以百计”^[40]。实际上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的报纸数量达到这一水准。这样的隔膜当然跟他们对欧美社会并无多少直接体验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彼岸”想象，“泰西”以及报刊的至善至美俨然与生俱来，既不用去把握起源和流变，更无须品评长短利弊。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梁启超这代“过渡知识人”而言，对“泰西”的种种想象其实更近于他们的前辈学人之于“三代”和“先王之道”的信仰。相应之下，既然报人是当然的社会领袖，纵使对他们的学识有所要求，也当侧重于经国之道。因此，对“报业”寄望越深，也就越将“报业”与社会的关系过于简化，实际上也就越无须去探究作为“专门之学”的“报学”。

诚然梁启超于1901年就提到“新闻学”这一名词以及松本君平其人其著，但个中叙述完全被裁剪和包容在宏大的叙事框架中。他在《祝辞》的第二部分“报馆之势力及责任”中写道：

　　　　清议报之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各国议院议事时，皆别设一席以备各报馆之傍听记载）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英国议院以贵族。教徒、平民三阶级组织而成。盖英国全国民实不外此三大种族而已）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谅哉言乎！近世泰西各国之文明，日进月迈，现已往数千年，殆如别辟一新天地，究其所以致此者何自乎？我曰是法国大革命之产儿也。而产此大革命者谁乎？或曰中世神权专制政体之反动力也。而唤起此反动力者谁乎？或曰新学新艺勃兴之结果也。而勃兴此新学新艺者谁乎？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苦革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绍介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41]

不难看出，在梁启超那里，所以要提到“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只是用来作为“报馆之事业则非小”的佐证。松本君平所著《新闻学》的第一章（《第四种族之发生》）里也的确有这段文字，但梁启超并未引全这段话。松本的原著虽说是以“其势力所及，皆有无穷之感化。此新闻记者之活动范围也”来强化以上比喻，但紧接着就写道：“夫新闻事业之起源，虽远在数百年以前。考其纪念碑，则其震动全世界，而得有猛大之势力者，亦只七八十年前之事。是新闻纸之势力，普及于今日之世界，固非昔人所梦见也。夫世运之进步，与新闻纸以一大动力，固也。至今日而一变其性质，则昔日之世事，尚属迟缓；人智开发之程度，亦尚在幼稚时代，故不置重于新闻事业也。而记者所注意之境界，亦只及一郡一府县之地。至世局一变，而新闻事业乃随之开一新纪元。”^[42]究其本意，是在借铺陈现在来回溯过往，进而引出一个问题，何以新闻记者能在当下具有如此威势？所谓“第四种族”，在松本君平那里，其形成和流变亦是有待考察的过程，并非如梁启超所渲染的那样，本身就是不容置疑的既定事实。

松本君平在1899年撰写此书还有特定的用意，他早年曾在美国求学，更有多年欧美亲历，这部《新闻学》是在早前所撰《欧美之新闻事业》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用作他在东京政治学校所开设课程的教材。在他的期许中，这所学校应该是培养政治家、雄辩家、新闻记者、外交家、经济学家的基地。^[43]其志趣和路径，与福泽谕吉倡导的“脱亚入欧”和“文明开化”甚为相似。该书的序言《近世文明与新闻之德泽》中也明确表示所以对新闻业的势力极为惊叹，是因为自己曾经“环游欧美文明之邦”，相形之下，“日本僻处东海，闭关锁港，后泰西文明已二百余年。明治维新，始得少睹末光。尔来三十余年，虽文明之所及尚浅，而企图进步者，亦不一而足。然于新闻事业，尚未见其日进，良可叹也”，“晚近以来，日本之新闻事业，已有跃跃欲飞之势，然较欧美诸国，犹瞠乎莫及”^[44]。将这段话与被梁启超引用的那几句放在一起，不难看出，在松本那里，所谓“第四种族”，在欧美“亦只七八十年前之事”，恰恰因为是新近之事，因此才有可能被日本迅速复制。^[45]因此他才会去考察欧美新闻事业如何发达，又怎样运作。基于这一目的，他自然会着力描述和梳理以“新闻纸”为中心的林林总总，“至夫此新现象，如何而搜集之，编辑之，评论之，一切分配各地，俾众周知之法及讲究理论之学，是为新闻学得分之为三部焉。第一，新闻所自出之地，搜集社会之新闻，编辑恰当加以时评，行于所自出之地，以采访及编辑为主。第二，新闻之分配销凡编辑印刷既成之新闻，当讨论其分配于读者之方法。第三，新闻之消费，新闻之畅销，视购读新闻者之多少。然其法亦宜考究。如欲使新闻畅销流行，必须使探访人及编辑者各尽其职。使其分配不善，则不能达其目的也。夫新闻学既已如斯，而欲从事于新闻者，首在熟知其性质”^[46]。不妨借用数学的术语，来描述两人对“第四种族”这一观念的使用差异。在松本君平那里，它既有明确的时空范围，更是一个因变量，因此他才要试图给出明确的解析式；但在梁启超那里，就不仅是自变量，还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和恒定的常数，既然本身就已究竟，又何须考察它是从何而来又要如何才能达到？其实，对从日本学界间接获知的术语褒扬有加，而非对完整的学理架构深入把握，对梁启超来讲实在太过寻常。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他自己就构造了不下十个“某某兴，则国族强”的路线图，它们单独看来尚属自洽，放在一起，各种因素之间的次序权重，各条路径之间的位置关系，只怕他自己都未必考虑得周全。就此而言，“新闻学”也好，“报学”也罢，乃至“新史学”抑或“财政学”，在此时的他那里，不过就是一个信手拿来，裁剪而为我所用，背书自己定见的新名词而已，根本就谈不上对“第四种族”“新闻”“新闻学”有什么对象化的认知。

沿着这样的思路，再来考查《万国公报》的《报学专科之设立》，就能看到该报同仁对“报学专科”在美国的出现，也是存而不论。“西国分类学堂，为最近之进步。各专科之间，于新闻杂志一类，所谓报学者，则犹有未遑也。近日美国纽约世界报主人布列周，拟捐出美金二百万元，特为报学专科立一学堂。盖世界报乃纽约最大之报馆。其房屋一项，至值美金一百万元。每日所出之报，至五十万纸至一百万纸。故布列周之意，尝谓美国报馆之多，而报学界上独无专科之教育，致能通知报学者尚少，必当以报学立为科学一项，方足收效。因以美金一百万元置于纽约哥伦比亚大书院中。先行举办，俟三年之后，此种学堂通于各处，愿再捐美金一百万元云”，“自布列周发表其意之后，或谓报学一科，不宜于学堂，只应于报馆中学习；或谓报学一科，既得专门学堂，以研究之将来，必大得进步。或谓报馆成立，其组织之法，各自不同。未免繁杂无当。要之难，各说纷如。而有美金二百万元以为资助，则终有就绪也，可无疑矣”^[47]。

第一段话里的“美国报馆之多，而报学界上独无专科之教育”以下的论述，被明确标识是“布列周之意”，这是标准的直接引语。第二段话中的“而有美金二百万元以为资助，则终有就绪也，可无疑矣”，也只是认定有这么雄厚的财力，把新闻学院办起来应该没问题。通观全文，其实并未涉及该不该有“报学”或者“报学”应该怎样。这篇文稿被放在该期的“译谭随笔”栏中，和《大阪商埠之兴旺》《美国兴盛之实验》等文章并排。“报学”也好，“报学专科”也罢，在这里只是被描述的存在，而非被评判的对象。如果读过普利策的《新闻学院》（The College of Journalism），就不难理解为何这些教士们对“报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普利策对报学的构想）会有这样的态度。普利策的这篇文章格外强调新闻教育可以培育记者所需的良知和洞察力，似乎绕开了它们在根本上是不是只能被先天地给予。然而这正是亚伯拉罕诸教的基准原则，从信仰的角度看，公然回避本身岂非也是挑战？^[48]林乐知等人虽说门户不窄，但毕竟是教会中人。何况他所在的监理会，教理和基督观是传承罗马教会一脉，即便是“道成肉身”，在他们那里，也是从属于“救赎”这个不可发问的前提。就此而言，他们能在随笔中客观提及已属不易，又怎可能沿着这位犹太人的策略，将个中问题视作可以从信仰中怯魅、切割，因而能从技术上讨论的论域？

在晚清中国的思想和学术演化中，教会和传教士从来是知识的中介，梁启超这样的“过渡知识分子”则是潮流的主导。但综上所述，“过渡知识分子”所以重视报刊，只是认定它的理想与否与国族命运息息相关。他们在甲午之后勾勒的那幅“救亡”路线图认定国族危在旦夕，根本无暇顾及包括报业在内所有可能的救亡手段这本身就值得单独研判。从认知的心态以及由此生成的价值判断而言，和早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根本就不考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带来怎样的长期效应极为相似。其实，即便在强调“治学”和“治事”应分为两途的严复那里，所谓“严译八经”也都进行了增补删减。^[49]在这样的学问观下，重视报刊和无暇顾及“报学”，其实并不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