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一直是道德教育研究中一个重要主题。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和《高尔吉亚篇》中，对美德是否可教性问题进行了详细探索。他通过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否可教问题的回答是以美德是什么为前提的；在讨论何为美德，美德是否可教问题上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城邦公民的流行观点；二是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智者观点；三是苏格拉底所思考的哲人观点。

柏拉图通过对雅典大众在公民大会中的民主行为的叙述，表明雅典人相信美德不可传授。因为美德不是一门特殊知识或一种专门技艺，不是只有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掌握的特殊的专门知识或技艺。相反，美德是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拥有的东西。因此，当公民面临有关城邦管理的决定时，却愿意考虑任何的建议，“无论他是木匠、铁匠还是鞋匠，是商人还是船主，无论是富还是穷，是出身高贵还是低贱”。[1]现代美国思想家麦特·里德雷在《美德的起源》一书中，认为美德之所以不是人类发明的知识或人类创造的技艺，在于美德是人类本能长期进化的产物。他说：美德“并不是人类有意识的发明创造使然，而是因为它是我们早期进化出的秉性倾向，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植根于人类的本性中”。[2]

智者普罗泰戈拉，宣称自己是以研究知识和传授知识为业的人类教师。他不同意雅典公民所相信的美德是一种任何公民都不同程度上拥有的专门知识或技艺的观点。他认为，美德不是人类天生的技艺，而是人类发明的并可以进行传授的知识与技艺；而且作为智者，他能够教授美德，有能力让任何人学会并掌握美德这种知识或技艺，能使人成为更好的公民，过幸福的生活。

苏格拉底在反对美德是任何人天生就拥有的流行观点上，与普罗泰戈拉的观点相一致。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否定的思想层次，而是进一步提出自己系统的观点。他认为美德是专门的知识或技艺，如同训练身体，修建庙宇等一样，因而美德是可学的，也是可教的。但是，美德也不是像普罗泰戈拉那样的智者们所认为的那样的知识或技艺，即关于说话与论辩的逻辑与修辞的知识或技艺，而是使我们幸福或好运的知识或技艺，是关于善恶的知识或技艺。同时，这种关于善恶的知识或技艺，不是能轻而易举地获得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的，只能是极少数人才拥有的知识或技艺。

如果美德不是任何人天生就具有的一种能力和力量，而是后天形成的一种专门的知识或技艺，一种特殊的能力和力量，同时也不是像智者所说的人类发明和创造的关于说话与论辩的逻辑知识或修辞技艺，而是关于善的知识，关于使人类得到幸福的“政治技艺”。那么，这种专门的知识或技艺，这种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是怎样获得的呢？对美德知识的掌握与获得，是不是一定就拥有了美德的品质呢？比如，知道了什么是勇敢，是不是就一定拥有了勇敢的美德呢？作为事实表达的知识与作为价值体现的美德存在不存在区别呢？(www.daowen.com)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依据关于理智美德与伦理美德的分类学说，认为理智美德是人类达到真理的手段。人类借以达到真理的心灵美德有五种：科学、技术、明智或实践智慧、智慧或直觉理性、理论智慧或理智。这些理智美德是可教的，是由教导而生成、训练而培养出来的。之所以能教，是因为理智美德来自人类的理性。而伦理的美德的形成与知识或技艺的形成不同，它不是像理智的美德那样由理性而来的，通过知识的学习或技艺的训练而获得。相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美德来自于人类的行为，是通过风俗习惯的熏陶而获得的。因为“伦理”一词在古希腊语言中就是由“习惯”一词衍变而来的。伦理美德既非出于本性而生成，也非反本性而生成。自然给了人类接受伦理美德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成熟则是通过习惯行为而得以完成。

作为善的知识和“政治技艺”的智慧，不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经验知识（这种知识在柏拉图看来是意见而不是知识），而是关于永恒的、不变的绝对实体的知识；不是关于绝对实体的部分知识，而是其全部知识；就是用心灵的至善即理性去认识实在中的至善即永恒存在，就是把握了绝对真理，理解了世界统一性，同时按照真正的存在即原型在人类社会制造出它们的摹本，制定出保卫真、善、美和正义的制度与法律，从而使人类达到幸福的目标。因此，在柏拉图看来，这种智慧就其实质而言不是人类的美德，而是神的美德。只有神才真正具有把握绝对真理、认识永恒存在的智慧。人类只能是去爱这种智慧，去接近这种智慧。正因如此，柏拉图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思考的生活，就是哲人的生活，就是他的导师苏格拉底的生活。

讨论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就人类具有理性认识能力的无限性而言，智慧美德对人类来说，是可教的。就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时代局限性来看，智慧美德又不可能是完全可教的。因此，在具体的历史时代，我们人类，应该爱学习、爱知识、爱真理，而不是爱食、爱饮、爱虚荣，也不是对学问的好奇；应该爱真实，具有求真的品质，应该憎恶虚假，对一切假的东西本能地远离，总之，我们应该努力去获得这种智慧，要有爱智慧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