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建立了在自然秩序基础上的灵魂的秩序，即智慧与道德是灵魂的统治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智慧与道德与自然整体秩序的一致。在自然世界的人物关系中，人是高尚的，是统治者。在人的身心关系上，灵魂是身体的主宰。而在人的灵魂内，理性自我或智慧与道德是统治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以自然为基础、以理性为核心的灵魂秩序。我们把这种以理性为核心所构成的价值等级秩序，称为理性主义。正是这种理性主义，才构成西方漫长的思想传统。

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史，就是改变这种自然的灵魂秩序的历史。自然秩序在中世纪被基督教改造为上帝的秩序。人的首要责任就是对上帝的爱。爱这种情感性东西就处于价值位阶中的最高位置，为近现代哲学以人的欲望为价值依归做了重要的准备。近现代哲学就是以反对宗教的形式反对自然秩序，把爱上帝的感情给了人本身，从而真正颠覆了古代哲人所建立的灵魂秩序，把感性生命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上，肉体是基础，灵魂是依附于肉体的。在灵魂内部，欲望支配着理性。满足欲望的和保存肉体的东西，就是财产。因而，增加财产及保护财产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事。于是，科学技术由于能够提高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满足人们对肉体和财产的渴望，也就变得重要起来了。由于市场是最有利财富总量迅速增加的经济组织形式，哪怕导致财富两极分化，人们也把它作为善的事物来颂扬。由于有限政府与法律治理有利于财产和生命的安全，所以就构成了近现代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

随着现代性问题的出现，西方学者惊呼，理性危机了，哲学危机了，文化危机了。不少学者开始了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对其现代理性的技术化、物质化提出了批评。最早进行这种批评的哲学家是卢梭。他浪漫地倡导回到历史中存在的黄金时代的自然状态。尼采主张回到古希腊奥尔费斯教的酒神精神，以“超人”的道德标准重估人间一切价值。舍勒也是从宗教的角度，却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提出了爱的秩序理论。施米特坚决地反对自由主义，从神学立场对启蒙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海德格尔认为，应该从存在论的高度来认识和重建此在即人类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秩序。施特劳斯却从哲学的立场，主张苏格拉底所创立的理性主义传统，重申了理性原则，提出新的辩护理论。后现代主义学者在自由主义基地上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批评。认为由康德所奠基的自由理念，除了消极的自由含义即个人独立于国家含义之外，还包含了作为科学技术和法律制度基础的自主自律的含义，所以，自由得还不够。因为科学理性和法律制度作为工具和禁忌是束缚人的自由的。科学理性话语是一种霸权话语。

从上可知，对启蒙运动的反思与批判，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古代著作那里寻找思想的资料，从而使我们一而再地感受到古代哲人的智慧意义。当然，古代哲人智慧能否解决现代性问题，那是另一回事，但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怀，古代哲人毕竟提出了不同于现代的解决方案和思考方式。

[1][英]泰勒：《苏格拉底传》，赵继铨、李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

[2]即柏拉图的《法律篇》，虽然苏格拉底的名字没有出现，但在施特劳斯看来，《法律篇》中的雅典客人实际上就是老年的苏格拉底。

[3]苏格拉底研究专家泰勒教授在《苏格拉底传》中写道：“相当完备地编写他的主人公的、从早年到晚年的传记，只运用柏拉图的材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根据色诺芬提供的更加贫乏的资料运写那样的记述是完全不可能的。”[英]泰勒：《苏格拉底传》，赵继铨、李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页。泰勒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传记》中曾对此作了详细说明，载《英国科学院院报》（1917-1918）。(www.daowen.com)

[4]施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认为：“施特劳斯发现了一种阅读方法，以便能够再次看到哲学的本来意义。”“在对阿里斯托芬、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解读中，苏格拉底复活了。”[美]布鲁姆：《纪念施特劳斯》，载《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页。

[5][英]泰勒：《苏格拉底传》，赵继铨、李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3页。

[6]离开身体的“鬼魂”，什么意识都没有，它不过是人的影子或池塘中的倒影。它不过是“呼吸”罢了，当一个人活着时吸入它，而当他“断气”时就最后地把它呼出来。

[7][英]泰勒：《苏格拉底传》，赵继铨、李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3页。

[8][奥]龚珀茨：《希腊思想家》，载[英]泰勒：《苏格拉底传》，赵继铨、李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