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拥有美德事关人的幸福，那么在人人都追求幸福的情况下，如何获得美德与美德是什么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

从柏拉图的论述来看，苏格拉底在美德教育上特别关心的主要问题不是为什么教美德，而是美德是否可教。虽然针对民众需要传授美德的福音，对美德在幸福生活中的决定性意义需要给予指导与教诲，但在理论者阶层，却比较普遍地认同了美德对幸福生活的根本意义，从而不需要反复研究与论证。比如，柏拉图在《美诺篇》这篇主要讨论美德教育问题的著作中，根本没有讨论为什么教美德的问题，而是开篇就直接讨论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这是因为在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上，哲人与智术者、诗人等受过教育者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

客观地说，美德是否可教？这的确是个基础性问题，是美德教育之所以可能的问题。说它是基础性问题，是因为它要回答人们如何获得美德，从而如何才能幸福生活的问题。人们追求幸福生活，就需要拥有美德，那么拥有美德的人是如何获得美德的呢？究竟是通过教育来获得的，还是通过实践来养成的，或者干脆是神的恩赐呢？美诺在《美诺篇》开门见山地提出如何获得美德的问题。他问：“请你告诉我，苏格拉底，美德能教吗？或者说，美德是通过实践得来的吗？或者说，美德既不是通过教诲也不是通过实践得来的，而是一种天性或别的什么东西？”[2]

但是，苏格拉底认为，还存在一个比如何获得美德的问题更重要也更基础性的问题，这就是美德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要讨论美德是否可教这种如何获得美德的问题，首先要知道美德是什么，如果连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根本无法讨论美德是否可教。他说：“如果连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又如何能知道它的性质呢？好比说我对美诺是一无所知，我能说出他长得是否英俊，是否富裕，他的出身是否高贵吗？”[3]所以，要知道人们追求幸福就要拥有美德，要拥有美德就需要获得美德，要获得美德就需要知道美德教育是否可能，要知道美德是否能教就需要探索美德是什么这个更为基础性的问题。所以苏格拉底说，在回答美德是什么这个主要问题之前，我们不应当去探讨美德是否能教的问题。[4]

那么，美德是什么呢？

苏格拉底说他自己不知道美德是什么，也没有见过知道美德是什么的人。美诺说他见过知道美德是什么的人，即智术师高尔吉亚。苏格拉底就让美诺代表高尔吉亚回答美德是什么的问题。于是，接下来就开始了一场由苏格拉底提问、美诺回答的具有苏格拉底鲜明特色的对话式探索。他们一起讨论美德是什么和美德是否能教的问题。经过对话式探索，在美德是什么的问题上，苏格拉底虽然没有提出确定性的结论，却给予我们一些重要的教诲。

首先，让我们明确了美德是什么的问题性质，从而区别了“什么是”的问题与“是什么”的问题。当苏格拉底问美诺美德是什么时，美诺却回答说美德有很多，有男人的美德、女人的美德、小孩的美德、老人的美德等，而且“在人生的每一时刻和每一行为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与之相应的美德”。[5]苏格拉底说，“我想要一个美德，但却发现你有一大群美德可以提供”，“尽管美德多种多样，但它们至少全都具有某种共同的性质而使它们成为美德”。[6]

这样，苏格拉底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指出了“什么是”的问题与“是什么”的问题的区别，认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问的是美德的种类，即逻辑上的外延问题。后者问的是美德的本质，即逻辑上的内涵问题。所以，“美德是什么”问的是美德的共同性质，因而问的就是美德本身。然而，无论在教学还是在研究中，我们却可以时常见到混淆“什么是”与“是什么”问题之间区别的现象。

其次，让我们明确了美德本身是个整体，从而区别了整体的美德与部分的美德。当美诺自认为明确了“美德是什么”问题的性质之后，重新对美德做出了定义。他说：“如果你想找到一种能够覆盖所有事例的性质，那么它无疑就是统治人的能力。”[7]除这种正义的美德之外，“勇敢是一种美德，节制、智慧、尊严，还有其他一些，也是美德”。[8]苏格拉底认为美诺以不同的方式回到了讨论的原地：“我们只想寻找一个美德，但我们却找到了许多美德。我们无法找到贯穿于各种美德的美德”，[9]“关键在于我想要你给我一个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德的解释，而不是要你告诉我任何表现出美德的某个部分的行为都是美德。就好比你已经告诉过我这个整体是什么，所以我不得不认为你正在把它砍成碎片。”[10]

这里，苏格拉底批评美诺没有真正明确问题的性质与边界，把美德本身理解为美德的部分，试图用关于美德的部分的观念来解释作为整体的美德。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是什么的问题，问的是作为整体的美德是什么的问题，这里存在一个美德本身是整体还是部分的问题，从而不仅要区别美德的内涵与外延，而且不能混淆美德的整体与部分，进一步明确所讨论问题的性质与边界。当美德整体的性质还有待探索的时候，就不能用美德的部分来解释美德是什么的问题。(www.daowen.com)

如果我们想深入思考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讨论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找到的相关论述。在《普罗泰戈拉篇》，苏格拉底问普罗泰戈拉，作为整体的美德是个有机性整体还是聚合性整体。前者如人的脸，美德的部分如人脸上的嘴、鼻、眼、耳。后者像一块金子，勇敢、虔诚、节制、正义和智慧等美德的部分除大小之外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同意前者，那么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功能吗？美德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同吗？如果它们之间是不同的，那么“如此说来，虔诚的性质不会是正义的，正义的性质也不会是虔诚的，正义的性质会是非虔诚的，虔诚的性质会是非正义的，亦即不正义的，而正义的性质会是不虔诚的”。[11]此外，在《巴门尼德篇》，苏格拉底从哲学的高度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

再次，让我们注意到美德性质中的一与多的关系。这种“一”与“多”的问题，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如果我没搞错，这个问题是关于智慧、节制、勇敢、正义和虔诚这五个术语的。它们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还是各自是一个实体的问题。”[12]多种形态，比如，存在勇敢、节制、虔诚、正义和智慧诸多美德，这是美德的多样性，也是美诺走不出的思想边界。美诺在美德的部分领域兜圈子，没有弄明白美德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在《美诺篇》，苏格拉底的主要目的不是想深入讨论美德的复杂多样性问题，因而对诸种美德之间的关系没有过多分析与讨论。不过，在《法律篇》，苏格拉底以雅典人的身份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美德部分之间的等级秩序。雅典人认为，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培育能带来幸福的美德，而美德多种多样，其中被叫作四主德的基本美德有勇敢、节制、正义与智慧。它们之间在城邦中有一种和谐的等级秩序。由于与身体比较靠近，勇敢处于美德的最低位，而智慧最接近城邦的最终目的，因而处于领头的地位。节制与正义处于中间的位置，是主要的城邦美德。在两种首要的城邦美德中，节制应该最先得到关注，因为节制是城邦秩序的首要原则，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赖以存在的美德。

另外，苏格拉底通过指出美德是什么的问题要回答的不是美德的多样性，而是美德的统一性，区分美德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整体与部分的目的都是想引导美诺与他一起探索这种美德的统一性问题，也就是美德性质讨论中的“多”中之“一”的问题。作为整体的美德是“一”而不是“多”，只有知道了“一”是什么，才能知道“多”是什么。他反问道：“不知道作为整体的美德是什么，有可能知道美德的部分是什么吗？”[13]

无疑，对美德的“一”与“多”关系问题的探索，极大地深化了美德性质的认知，直接把我们引到了美德理念的门口。

最后，让我们猜测到了美德即知识的主张。美德的统一性问题的确是个艰深的难题，苏格拉底《国家篇》和《法律篇》中都把它称为“最大的问题”。苏格拉底对这个“最大的问题”的讨论与论证也是非常复杂的，在不同对话篇中多角度、多层面地探索了美德本身即“一”的问题。如《法律篇》中的雅典人，引进斗争性的概念，在城邦法律的层次从统一性的对立面即斗争性的角度对美德的统一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美德可以被理解为永无止境地、英勇无畏地与邪恶作斗争，最大的美德是“完美的正义”，即在危难时刻表现出来的忠诚。[14]

在《美诺篇》，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某种智慧。他说，“美德作为某种有益的事物，一定是某种智慧”，“如果美德是心灵的一种属性，并且人们都认为它是有益的，那么它一定是智慧”。[15]他的论证如下，人们都认为美德是好东西。而一切好东西都是有益的。但是，那属人的好东西，如财富、力气与美貌，只有正确地使用，才可能是对人有益的。那种属神的好东西即心灵的属性，如节制、正义、勇敢，它们既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拿勇敢来说，不谨慎的自信就是鲁莽。无理性的自信对人有害，有理性的自信对人有益”，“节制和聪明也一样，与智慧相连，学习和纪律是有益的，但若没有智慧，学习和纪律是有害的”。[16]他总结说：“人的心灵所祈求或承受的一切，如果在智慧的指导之下，结局就是幸福；但如果在愚蠢的指导之下，其结局只能相反。”[17]

那么，智慧是什么呢？在《卡尔米德篇》，苏格拉底谈到智慧这种美德时，指出智慧是某种知识，但不是关于下棋的知识，也不是健康的知识，或者航海的知识等，而是关于知道什么与不知道什么的知识，关于好与坏、善与恶的知识。他说，“智慧可以视为一种关于有知和无知的知识。根据这种对智慧的新看法，智慧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会更加容易地学会任何他要学习的东西，一切事物对他显得更加清晰”，“这样一来我们就绝不会犯错误，我们自己和那些从属于我们的人就能在这种正确的指导下度过我们的一生。我们不会去尝试做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我们会去发现那些知道这些事情的人，相信他们，把这些事托付给他们去做。我们也不会允许那些从属于我们的人去做那些看起来他们做不好的事情，而他们能做好某些事情只是因为他们拥有这方面的知识”。[18]这里，苏格拉底一方面指明了智慧的知识属性，即智慧是关于自身的知识，同时作为知识本身又使其他美德成为有益的，另一方面阐述了智慧的功能，即追求真理与范导行为，直接关系到人们幸福的功能。

在《国家篇》，苏格拉底进一步分析了作为知识的智慧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作为知识的智慧是心灵的最高状态。首先，知识不是心灵的意见状态，更不是心灵的无知状态；其次，通过线喻，更加详细心灵认知的四种状态，最低状态是猜测，最高状态称为理性。在理性与猜测之间，存在意见与理智两种心灵状态。其中理智在意见与理性之间，而意见在猜测与理智之间。心灵最好的部分即理性以绝对的实在即理念，特别是以善为对象，是对理念与至善的认知。知识与真理都是美好的，但还不是至善。至善是知识与真理的基础和源泉。作为心灵的最高部分即作为知识的智慧，就是对至善的领会与把握。

综上，与荷马所代表的传统美德相比较，无论从美德的内容还是从美德的性质来看，苏格拉底在认识上都大大推进了一步。他革新了美德的内容，深化了对美德的认识。他所理解的四主德即勇敢、节制、正义与智慧，与荷马所强调的英雄美德即力量与勇敢有很大的不同。他所认识的美德理念的哲学，也与荷马以史诗反映美德的认知形式有很大不同。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到了苏格拉底时代，人类结束了与禽兽争夺生存资料与空间的过程，作为胜利者成为自然的主人，从而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自此，人类把注意的目光投向人类本身，投向社会本身，投向人与人的关系，努力在社会领域摆脱人类的动物属性，走向人类更高的文明。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人类如何学会相处，如何建立城邦的繁荣与自由，过幸福的生活。这需要的不是力量的美德，而是正义与智慧的美德，遵循的不是丛林规则，而是自由平等。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思想与实践，正是对其时代内在要求的回应，反过来推进了其时代的进步，同时也是其时代认识能力发展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