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施特劳斯（Leo Strauss）复兴了古典政治哲学。他主张要克服现代性危机，就需要回到古希腊苏格拉底开创的古典政治哲学。他认为苏格拉底完成了一次重要哲学转向，就是如西塞罗所言，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了人间。这种转向不是一般的研究领域的转向，我们不能以现代哲学分支学科的眼光去看待苏格拉底的哲学转向，不能把这种转向理解为从形而上学到伦理学。苏格拉底的转向实际上是向着哲学本质的归依。施特劳斯及其后学把苏格拉底以人为中心的这种哲学称为古典政治哲学，并认为这种哲学是包括关于人的世界观在内的集人性论、伦理学、政治学、法律学为一体的学问。这种学问一方面对人类如何生活得更好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成为如何理解哲学对象整全性的基础和核心。

在苏格拉底的古典政治哲学看来，从人的立场出发，引进了目的的认识维度，认为人人都在追求幸福，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有的人认为拥有大量的财富、显赫的权势就是幸福，有的人认为漂亮的脸蛋、英俊的身躯和敏捷的身手是幸福，也有的人认为著名的家族或众多的朋友是幸福，还有人认为好的运气是幸福。所有这些财富、权势、名望、家族、朋友、漂亮、健康与运气等无疑都是好东西，都会影响人的幸福，但不是真正的幸福，就是说，上述种种“好”的拥有并不能决定人生的幸福与否。

苏格拉底说，神认为他最聪明，实际上他并不聪明，然而，神不会撒谎。那么，神在什么意义上说他是最聪明的人呢？经过对话性讨论与思考，苏格拉底发现，原来雅典人对外在的世界知道了许多，唯独不知道自己，只重视自己的身体，而忽略了自己的灵魂，对决定自己真正幸福的灵魂美德却是无知的。[1]而苏格拉底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无知，同时也明白了神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他是最聪明的。因此，他知道他应该去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他要用他的一生如牛虻那样敦促雅典人去认识自己，去寻找什么才是自己的真正幸福，去探讨什么是人应该具有的美德。

苏格拉底在形而上学反思的背景中，从目的这个哲学新维度出发认识与把握人性，认为人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幸福，而人是否幸福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美德。然而，通过反复对话辩论式的哲学实践，不断向知道美德并传授美德的诗人、政治家、智术师等有知识的人请教与讨论，他发现，虽然人生的目的是幸福，雅典人都在追求着自己的幸福，但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不知道影响幸福的真正决定性因素是美德，不知道只有美德才能够给人带来幸福，不知道只有拥有美德的人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不知道真正的美德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对真正的美德是无知的，不仅没有自知之明，反而认为自己非常知道美德，而且在生活中传授着自己都不知道的美德。(www.daowen.com)

所以，苏格拉底的使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要批评民众对美德的忽视与无知；告诉民众在追求自己幸福过程中获得与拥有美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人们认真对待美德，不仅要关心与照料自己的身体，更应该好好关心与照料自己的灵魂；指出首先要认识美德是什么，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去获得美德，过幸福的生活。同时，他要以哲人的无知反对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诗人与政治家，更要以哲学的辩证方法反对那些收费传授美德的智术师们。

另一方面，他要以哲人怀疑精神探索真正的美德是什么，如何获得真正的美德，要探讨美德是否可教，进行美德教育的条件是什么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同时，他又要积极正确地引导有为青年，不断把他们引向关心与追求真正美德的途中。因此，他不仅是美德教育问题的积极探索者，而且是美德教育的认真践行人。比如，在《国家篇》，苏格拉底一方面论证正义者的生活比不义人的生活幸福，从而说明正义等美德对幸福生活的意义，另一方面在不同层次上通过对话进行美德教育，向弟子们传授着美德，引导着他们探索与追求真正的美德，养成具有高尚美德的性格。

不过，苏格拉底虽然知道拥有美德事关人的幸福，并以自己的一生来实现敦促希腊人去获得真正美德的使命，但是对美德的关注却不是由苏格拉底开始的。实际上早在荷马时代，希腊人就开始通过荷马史诗《奥德赛》和《伊里亚特》进行美德的训练。数个世纪都以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为榜样，让孩子们去学习美德。到了苏格拉底时代，也存在着一批很活跃的以传授美德为职业的智术师。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德教育的老师，不仅主张美德事关人的幸福，主张美德是否可。而且通过收费来传授美德。从柏拉图著作看，苏格拉底对荷马史诗非常熟悉，而且达到能够根据实际讨论问题的需要而加以改编的熟练程度，他实际上也是在荷马史诗教育传统下成长起来的，少年时代也向智术大师巴门尼德询问过什么是知识的问题，向普罗泰戈拉请教过美德可教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