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的实际操作中，职能机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困境，出现了明显的危机应对不适应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网络无限扩大了普通公民的表达通道，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设计的解决问题的制度路径，采取越级上访和直接通天(即向中央谋求支持)的办法来表达诉求，促成问题的解决。这就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惯性，当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机构不愿解决、解决迟缓或者解决不了相关问题的时候，其基本方式就是通过新媒体把它闹大，通过大规模群体的方式影响到上层，让上层知道，从而获得一种越级的解决，如江苏“泗阳学习班”、广东“乌坎事件”的逐步升级即是典型的例子。

第二，有关职能部门缺乏相应的处置网络新媒体背景下各类群体性事件和舆论事件的经验积累，一旦卷入网络舆论的漩涡，就立即想到如何尽快摆脱网络舆论风暴的困扰，习惯于从传统管制思维的立场出发，希望借助于行政力量的权威甚至国家机器来平息舆论，以强硬手段来促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威胁、压制手段也往往成为首选，结果往往是压而不服，还可能会火上浇油、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如河南灵宝跨省抓捕王帅就是在这一思维下犯下的过错。(www.daowen.com)

第三，尚未形成系统的应对社会情绪网络扩散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支持，这是有关职能部门应对新媒体舆论频频失误的深层原因。一方面，“邓玉娇事件”“瓮安事件”“王帅发帖事件”等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当前网络监督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局解决这些问题采取的方式严重脱离实际，背后隐含着重重危机。现在因处置不当造成网络热点事件通过越级上访的方式来寻求解决，已经逐渐成为常态，如果继续任其发展，可能带来更高层次的社会危险。^[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