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变，引起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的一系列变革，过去远离政治的普通民众开始通过网络关注、过问并影响政治。2011年6月17日，网友“zhangou2952”在天涯论坛贵州版块贴出《致贵州省长的一封信》，直指贵州公务员招考办事效率低下。4天之后，贵州省省长赵克志给天涯网友zhangou2952回帖：“我代表贵州省政府和公务员招考主管部门，向广大考生表示歉意。”省长的回复，迅速激发了新媒体用户“热情”，一天之内，该帖访问数高达5万人次。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一方面，日渐觉醒的公民意识、话语权意识、民主政治意识不断进步，党和政府对网络民意也日渐重视，“网络公民问责”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和前所未有的价值；但另一方面，“网络公民问责”也面临着偏激问责、无序问责甚至消解管理权威的挑战。如何彰显民主价值，克服“网络公民问责”过程中的异化与不足，值得深思和探讨。

社会情绪得不到应有的关注、纾解和引导，就会转化为网络舆论，而且表现为负性舆论，而互联网先天具有去中心化倾向，这就是为什么网络舆论经常呈现对正统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倡导价值的逆反心理，表现出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价值取向的原因。这种心态的极端表现，就是对政府政策、官方言论、主流观点、社会精英、富裕人群统统持怀疑态度和排斥心理，宁信其错，不信其对，宁信其坏，不信其好；一些有违社会公德的人和事，在网上不仅很少受到抵制，反而受到追捧。

形成这种特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舆论的一些参与者，既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和思维能力，又往往具有盲目自大的心理。他们习惯于采用偏执、片面、单向的思维定势来分析事件、表达观点，不能或是不愿全面客观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们希望通过制造与主流意识相悖的话题，展现惊世骇俗的言行，以吸引公众的关注，追求特立独行的满足感。(www.daowen.com)

公民网络媒介素养的缺失带来无序问责。“当大众媒介普及的速度超过大众的媒介素质储备时，媒介的负面作用就开始显现，至少是与正面作用呈交错抗衡的状态。”^[13]我国的新媒体用户中媒介素养低下者居多，网络媒介素养的缺失导致公民缺少正确理解分析网络问责信息、提出批判意见的能力和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面对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往往缺少合理选择、正确理解的能力；缺少辨别信息真伪、运用理性思考、提出批评意见的能力；缺少对网络流言、虚假问责信息的诊断和免疫能力。

作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公民在制造与传播信息的过程中缺少相应的责任感，从众心理、跟风心理、宣泄心理严重。更多的时候，网友根本不去了解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正如凯斯·桑斯坦所说：“网络，让人们更容易听到志同道合的言论，却也让自己更孤立，听不到相反的意见。”^[14]网络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强大的群情激愤式的舆论场域，并在网络传言、谣言的推动下向着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推动事件向着恶化或失控的态势演进。这种极端的舆论场域在得到合理疏导的情况下会有利于事件的迅速解决，如“躲猫猫”“俯卧撑”“替谁说话”“钓鱼执法”等事件；否则，就会导致局势的失控而演变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如石首事件、启东事件、乌坎事件等。在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在面对网络公民问责形成的强大舆论时，信息的及时程度、公开程度、透明程度和全面性不够，有的甚至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社会情绪和网络舆情进行强力的控制和打压，对公众关心的一些信息进行封锁。这种不当行为往往会激起更多民众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和对问责的支持，同时也会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下降。在极端的情况下，强大的舆论场域会转化为实际行动，使本来可控的群体性事件短时间内恶化或失控。^[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