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微博评论内容表现出来的态度进行内容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情绪”作为自变量，对“网络表达”这一因变量有着显著的影响。

余红研究发现，仇官、仇富心理最容易引爆青年网民负面情绪的网络表达。一方面，应用网络媒体需要一定的技术，而这恰恰是年轻人的“专利”，他们上网驾轻就熟，轻而易举；另一方面，由于青年群体年轻气盛，一旦遇到非正常事件，更容易被社会情绪激发出表达诉求。因此，当微博、微信这种互动性极强的草根媒介产生后，很容易受到青年群体的热衷追捧。不容忽视的是，时下青年群体承受了更多的生存挑战和竞争压力，面临着成为“蚁族”“房奴”的窘境，这种迷茫伴随着社会两极分化的加深而得到强化。^[108]当各类突发事件与“官二代”“官员腐败”等敏感的仇官词汇发生联系时，社会情绪与网络舆论就极易被引爆，网民会选择社交网络的表达平台，进行不满情绪的宣泄。在仇官、仇富心态的影响下，带有负面情绪的网络表达一旦出现，就会产生情绪的感染与扩散效应，“从众”和“去个性化”几乎不可避免，个体很容易失去对言论的责任意识，这种非理性表达又会促使更多的网民参与到负面情绪的表达宣泄中来，形成恶性循环。不过，一旦诱发仇官仇富心态的因素被解除，负面的网络表达比例也会随之下降。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随着真相的逐步显现，仇官、仇富心态也随之淡化，网民开始了理智地反省，产生了同情感甚至愧疚之心，导致负面网络表达比例从90.70%降到53.17%，正面的网络表达比例却从6.20%上升至18.25%。^[109]

仇官、仇富也会导致网民社会情绪重复的网络表达。当网络表达积少成多，形成群体表达时，网民倾向于重复他人的观点。网民凭借身份的隐匿性以不同方式重复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造成舆论的声势。^[110]重复性的网络民意表达比现实的民意表达具有更强的舆论影响力，会随之带来更多的不可预知性和不可控性。(www.daowen.com)

不过也要看到，再喧嚣的网络表达规模和积极性再高的表达作用都是有限的。这种规模的有限性、积极性的局限性是由互联网信息更新的周期短这一特点决定的。快速便捷的网络传播既具有便捷性，也具有瞬时性，它能持续刷新、更替网民的观点，用新信息替代旧信息，用新观点覆盖旧观点。在裂变式、爆炸式的海量信息流中，一方面，网民很难对其他人的观点形成持续性的关注；另一方面，网民的重复表达多数发生在与他人意见相左、出现争论的情况之下，因此常以被动式的互动形式出现，重复表达缺乏内在动力。所以一旦互动结束，重复就会很快消亡。因此，对汹涌澎湃、风雷激荡的网络舆论也不必太过在意，在一时找不到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时，可以通过冷处理的办法，让时间来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