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2日，《新京报》在“议论风生”专栏发表了学者王刚桥的文章《否认市长吸毒的“官谣”是怎么产生的》，笔锋直指“当地一些党政官员……刺激舆情走向更严峻的‘二次危机’”。

4月14日前后，湖南岳阳、临湘官场开始流传临湘市市长龚卫国吸毒后被抓的消息，很快在网上引发热议，此前的官方回应称其因病请假。但到4月21日，媒体公开报道龚卫国涉嫌吸毒，目前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

官员涉毒，龚卫国不是第一人，应该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新一轮的反腐风暴中，见惯了众多“大老虎”的公民，还算不上“大老虎”的涉毒市长龚卫国按理对舆论不应有太大的冲击力。但在“市长涉毒被抓”的传言扩散之后，当地一些党政官员对相关消息的捂、瞒、盖、骗，不仅没有达到维护政府形象和官员形象的目的，反而不断刺激舆情走向更严峻的“二次危机”。

据此前《新京报》的报道，4月16日、17日，记者多次拨打龚卫国手机，均无法接通。岳阳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称，龚卫国因为身体不适，已请假到广州住院检查。同期岳阳两位厅级干部透露，龚卫国因抑郁症赴广州治疗；另有岳阳两位厅级干部透露，龚卫国已提出辞职，并获批准。

人们无法确认上述岳阳官方人士对龚卫国“失踪”传闻的回应，是否都代表了岳阳或临湘党政机关的官方立场。至少从政府信息披露上看，两级政府的危机应对都不合格。真相跑在了官方信息披露的前面，官方不但没有真诚回应，还抛出“身体不适”“请假”等托辞来搪塞。这不得不令人想起当年王立军出逃到成都美国领事馆后重庆方面所谓的“休假式治疗”，严格来说，这也可归属于“谣言”。在网上，网民将这类的“谣言”称为“官谣”。百姓允许官员犯错，但绝不接受官方的欺骗；因此，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会表现出强烈反应，进而失去对官方的信赖。

“民谣”本可恨，“官谣”尤可恶。有些刻意编造的“民谣”(如近日在微博上疯传的“丢孩子”事件)，轻者浪费阅读者的时间精力；重者致人恐慌，扰乱社会安宁与秩序。依法查处和惩治“民谣”，是法治的内在要求，理当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这两年来，制造或传播“民谣”而被法办的个案，时有可见。但制造或传播“官谣”而被惩处的个案，却鲜有所闻。

涉嫌吸毒的市长被查处，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而常常与媒体和公众打交道的地方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更应健全信息披露机制，完善“官谣”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强令宣传部门公布虚假消息的更高层官员，也应纳入究责机制当中。

这篇文章认为，“官谣”的官方性并非是其可以免予被究责的理由，法律不应也不能存在飞地。^[101]

文章见报当日数小时，网络跟帖即达到290余条，从新浪网放行的三条评论来看，无不呈现负面情绪。^[102]

有研究认为，网络表达与社会情绪是互动关系：一方面，网络表达是对社会情绪的映射，^[103]社会情绪不仅影响网络表达的方式，而且也影响网络表达的作用机制；^[104]另一方面，网络表达对社会情绪有反向塑造作用。^[105]对于公权力来说，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有利于监测和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现在的中国，不信任的社会情绪异常突出，中国的“仇官”心态是典型的不信任社会情绪。在社会事件中，只要涉及官僚机构或官员，就会在网络上激起民众的表达和围观，从而使得社会事件成为网络舆论事件。仇官心态在社会的蔓延，说明了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重重，官民之间互不信任值得警惕。

余红的研究认为，药家鑫事件集中体现了“仇官”的社会情绪。她根据媒体权威性和影响力，研究选定了“南方都市报”“央视今日说法”和“中国新闻周刊”这三个官方微博，以“药家鑫”为关键词，搜索2010年10月20日至2012年9月30日这三个官方微博发表的微博消息，共得到109条结果，这109条关于“药家鑫”的微博有网民的评论共计2550条，其中多数剑指其身后某官员背景，虽然后来被证实是假的。^[106]

(一)网络表达主体年龄层次

余红选定该评论群体中16周岁到32周岁之间的人群作为“青年群体”的样本，在余红团队所抽取的255条评论里，经查验ID身份，并排除同一个ID重复发布的评论后，统计共有231个符合要求的ID。他们对这231个ID的年龄层次进行了划分，并计算了百分比(见表3-4)。

表3-4　样本年龄资料

(二)不信任情绪网络表达的情感倾向

为了研究网络表达的情感倾向，余红团队分别对这231条评论进行编号，作为样本总量，在测量上采用内容分析法。为提高研究的操作性，他们通过建立类目表(见表3-5)，对网民在微博上针对“药家鑫事件”发表的评论内容进行量化，从而对态度倾向进行判断。

表3-5　情绪类目表

研究成员对抽取样本中的156个青年ID在微博上发表的评论进行了内容分析和判断(见表3-6)。

表3-6　青年网民的情绪倾向统计(www.daowen.com)

在156条评论中，带有负面情绪的为101条，占据总评论数的65.0%，其中持“谩骂”态度的评论最多，在156条评论中，持“谩骂”态度的评论有37条，即评论内容含有不文明语言或语言暴力，攻击的对象多元。这说明青年网民面对社会事件表现得更加激愤、活跃。其次，持“质疑”态度的评论占据22条，即网民在评论中质疑其他网络ID的身份、动机，质疑法律的程序，质疑那些为药家鑫说话者的目的等。持“批评”态度的评论有21条，涉及的批评对象涵盖范围较为广泛。持“悲哀”态度的评论有21条，认为药家鑫案件是场悲剧，本可避免。带有正面情绪的评论为41条，仅占26%，可以看出，正面情绪的表达在强大的舆论场中并不占主流。中立情绪在此研究中包含两种情况，一是表达内容与事件无关，二是表达内容没有明显的情感倾向，此类评论仅占9%。

另外，为比较仇官社会情绪对网络表达的影响，研究以“药家鑫被处以死刑”为分界点，对药家鑫伏法前后共129条评论中的网民态度进行对比分析(见表3-7)，发现正面的网络表达从药家鑫被处死前的6.20%上升至死后的18.25%，负面的网络表达从死前的90.70%降到死后的53.17%，而中立的网络表达则从3.10%升至28.58%。可见，虽然网民有仇官的社会情绪，对药家鑫事件有较多的负面评论，但药家鑫的死，却让网民网络表达在情绪上发生了变化，更多的网络表达趋向于中立或正面。可见，仇官社会情绪易引起网民负面情感倾向的网络表达，事件的结果也会扭转表达的倾向。

表3-7　药家鑫执行死刑前后的评论数量及态度变化对比

(三)不信任情绪的网络重复表达

日常生活中，人们常用“重复”的方式对语言表达的内容进行强调。网络表达也不例外，余红团队从重复性比例、特点、主被动性及其过程中的态度变化这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1.重复的比例

在他们随机抽取的2337个样本里，重复出现的ID共有92个(即有92个ID重复表达)，而这92个ID重复发表的评论总数达到501条，占据总评论数的21.44%。该数据表明，人们因为仇官的社会情绪对“药家鑫事件”发表的重复性网络表达占据了总评论数的2成。因此，发表重复评论只是少数网民在进行网络表达时会出现的现象，并非网络表达的典型特征。

此外，重复的次数也有所不同。501条重复评论中，重复次数为2、4、3次的比例最大，分别为29.07%、22.09%和20.93%，这三种评论重复次数的和达到72.09%，这说明，绝大多数网民重复评论的规模都比较小，而且随着评论重复次数的逐渐递增，相应的ID个数呈现出逐渐递减甚至是消失的状态，这说明，网民情绪的宣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呈逐步递减的趋势。

2.重复的特点

在社会情绪的影响下，网络表达的重复大多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第一，采用引用方式予以强调或者显示其荒谬。网民在评论中引用媒体或者他人的话语来重复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引用报纸的内容进行评论，引用其他网民的观点发表评论，还有人引用孔庆东“跑到天涯海角把你满门抄斩才是严肃的法律”“(药家鑫)长得就像杀人犯”“药家鑫的名字，就是杀人犯——三个‘金’摞在一起，三把刀”等说法和腾讯《今日话题》“任何一个澄清都将招致更猛烈的嘲讽和谩骂，‘不回应’反倒成了暂时平息社会舆论的唯一选择”的内容，表达对孔庆东强词夺理、漏洞百出的讥讽和“媒体在为药家鑫开脱”这一观点。

第二，采用标点符号表达强烈感情或者提出质疑。网民在重复的网络表达中多使用感叹号“!”及问号“?”这样的标点符号。这表明，网民在进行重复的网络表达时，情绪一般比较激动，且常用反问句及疑问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质疑。

第三，采用机械重复的方式刷存在感。网民在进行重复的网络表达时，甚至会出现基本事实失真(没搞清楚客观事实)的表达。表达中存在错误，多数是没有搞清楚事实，只是在进行机械的重复或与其他网民辩论。

3.主动重复与被动重复

参与到微博中重复评论的网民，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断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无人理睬，自说自话；二是与其他网民形成互动。

统计数据显示，在所有抽取的重复评论中，被动重复的比例占据评论总数的67%，主动重复言论为31%，无效言论比例为2%，^[107]可见被动重复是构成评论的主要部分，即更多的重复现象出现在评论发表者与其他人发生意见的碰撞时。

4.重复过程中态度的变化

重复过程中态度的变化可以分为态度强化、态度弱化、态度转化以及态度固化这四种。态度强化指评论者经过重复表达后原有态度的加强；态度弱化指评论者经过重复表达后原有态度的减弱；态度转化指评论者在重复表达后，完全改变其原有态度；态度固化指评论者未受重复评论的任何影响。

余红团队研究结果显示，发生态度明显变化评论的共有4位，其中态度弱化的有3位，态度强化的有1位，其余88位评论者均为持原有态度者，且没有评论者态度发生彻底转变。这说明评论者一般会坚守自己的既有理念，态度很难受他人影响而发生根本性改变。余红的研究与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所做的伊里调查得出的结论大体相当，即IPP值(既有政治倾向)始终在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