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转型是社会意识转型的前提与基础。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政府的驾驭能力会受到严峻考验，政府的决策与应变难免会挂一漏万，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失衡，从而导致社会情绪的失衡。转型和失衡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但两者往往是相伴相随的。转型给社会带来的是结构的变革、体制的更新和制度的更替；社会情绪的失衡则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体系中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调与紧张度的增加，不信任心态就是社会情绪失衡的表现。

在现阶段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蔓延着对社会普遍不信任的心态。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社会情绪研究报告2012—2013》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报告主要指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中国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平均得分为59.7分)，有7成被调查者不信任陌生人。

余红以人民网2007—2012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为依据，整理出从2007年的“‘晒工资’风行网络”“华南虎真伪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到2012年的“广东乌坎事件”“电商价格战”“钓鱼岛与反日游行事件”等120件网络热点事件，并以其为样本库(时间跨度为6年，每年选20个样本)，分析不信任社会情绪在网络热点事件的呈现情况，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95]

郑永年认为，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对矛盾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包括不同阶层和地区成员之间，也包括家庭、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之间)。^[96]郑永年的观点，我们可以看作是对当前不信任社会心态做的一些基本的梳理。

1.政府层面的不信任

其不信任心态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互不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不信任。

第一，对体现公权力的制度和政策的不信任。

制度作为信任的对象，如果公众认为政府订立制度规则的内容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公众进而会信任订立制度的政府。而当网民对政府制定的制度或政策的公益性、科学性、合法性与有效性不认同时，则会引发信任危机事件。如：29岁的周森锋成为湖北当地最年轻的市长后，公众对他的“人肉搜索”行为其实就是对现行官员选拔制度的不信任。这类事件虽然“对抗性表达”并不明显，但是其影响深远广泛。

第二，对执行政策的相关机构的不信任。(www.daowen.com)

当前在一些地方，由于政府组织中存在诸如脱离实际、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效率低下等问题，在当政府组织行使处罚、强制、征收、审批等公权力时，民众会本能地对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公正性产生怀疑，导致发生政府信任危机。如网民对陕西华南虎照片门事件、对李乔明看守所死亡原因的质疑等。

第三，对官员的不信任。

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信任对象，其在德性、作风、纪律、形象、能力、品格等方面出现的负面报道必然会引起网民不满，也会导致危机事件的发生，例如对郑州规划局长逮军质问记者“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事件^[97]的拷问、对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98]的嘲讽，对湖北宜城最年轻市长周森锋论文抄袭事件^[99]的质疑等，无一不表现出对官员的不信任心态。

2.经济层面的不信任

这是指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不信任，卖的不信任买的，买的不信任卖的，批发的不信任零售的，零售的不相信批发的，商品和服务提供者与广大消费者之间互不信任。特别是消费者对商业诚信的质疑，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积重难返的地步。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这更加增强了这种不信任感。还有，民众在对商业诚信质疑的同时，也不乏对相关监管部门公正性和有效性的质疑。

3.社会层面的不信任

这是指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也出现了问题。这种不信任不仅有大城市中“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同组织、职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甚至还有普通人之间的不信任。“佛山小悦悦事件”引发热议，南京“彭宇案”、唐骏“学历门”的持续升温，事实上加重了这种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