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情绪和不信任的社会情绪

200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宜音教授在《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情绪概念的界定》一文中给“社会情绪”(social mentality)下了如下定义：“社会情绪是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的综合。”^[78]社会情绪广泛地影响着群体的认知、态度、行为等各个层次。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情绪不是个体心态的简单相加与汇总，它作为一种弥散在社会群体中的宏观社会心境，是一种典型的群体心态。虽然它是由个体心态汇聚而成的，但这种汇聚不是简单的“1＋1＝2”式的相加，而是会产生新特征，并具有其自身属性的心理现象。社会情绪也不是独立于每个个体生活之外、超越于每个个体心态之上的某种“精神实体”，而是某一时代、某一社会在其特定的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现实因素的作用下，经由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并且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包括各种情绪、感受、认识、态度、观点等多方面内容，带有一定社会普遍性、共同性的心理状态和发展态势。社会情绪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79]具有中介过滤、双向影响和自我调节效能。^[80]社会情绪在改革开放前后，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总体上存在阶层分化、多元困境等问题，^[81]其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不信任情绪的增加。

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值得信任的个人或团体意味着他们寻求实践政策，遵守道德守则、法律和兑现其先前的承诺。卢曼给信任定义为：信任是为了简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信任，虽然只是一种关系，然而却有极大的价值，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资产。人际信任的经验是由个人价值观、态度、心情及情绪、个人魅力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组心理活动的产物。信任是指相信而敢于托付。信任有五大维度：正直、能力、责任、沟通、约束。在现代社会体系中，无论从经济上说还是社会生活，信任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对可能存在的危机或者潜在的困难依然保持的正面期待，就叫信任。“信”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仁义礼智信”“人无信不立”之说。美国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认为，信任是对被信任者愿意履行其信托义务的一种确信，信任是一种对道德秩序坚持履行的期望。^[82]克拉克·萨莉也指出：“信任，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如果没有信任，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不可能正常进行。”^[83]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信任是社会交往和社会秩序得以稳健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信任就有不信任，不信任的社会情绪是信任的社会情绪的孪生物。不信任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方确认另一方在交往关系中不能实现或满足自己一方的利益，也即损害到己方的利益。^[84]不信任的社会情绪会增加人们对世界把握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增加，而且这种不信任的社会情绪还会相互感染、迅速弥漫，带来社会冲突的增加。在社会信任体系中，政府、媒介和专家的公信力具有决定性意义，特别是政府一旦失信，就意味着社会信任体系崩溃。对于政府来说，不信任的社会情绪还会增加管理成本，比如现在在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甚至学校、医院、超市等地进行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的安检，就是社会互不信任的产物。

2010年10月，《环球》杂志发表了题为《我们为什么不信任?》的文章，深入探讨了不信任问题。文章指出，在时下的网络上，质疑声此起彼伏，很多人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还能相信什么?中国人丧失了“相信”的能力吗?

文章举例说，2010年8月，媒体报道武汉3名女婴疑因食用圣元奶粉而出现“性早熟”，怀疑是奶粉激素超标。因为这是三聚氰胺事件后又一起涉及婴儿奶粉的事件，因而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10天后，卫生部发布奶粉检测结果，显示圣元奶粉中没有检测出外源性性激素，内源性性激素和孕激素的含量也在文献报道许可范围之内。卫生部同时还邀请了权威专家，对婴儿“性早熟”相关的专业问题解疑释惑。但是，公众并没有因此而完全释怀，很多人怀疑卫生部之所以作出对企业有利的评判结果，内中一定有“猫腻”，而此后圣元宣布资助儿童早熟研究的1000万元捐款中的相当一部分流入到卫生部下属机构，也成为这种怀疑的证据之一。

祸不单行。卫生部的麻烦在半个月之后再次来临，这次是关于麻疹疫苗强化免疫的。卫生部此前宣布2010年9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适龄儿童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为适龄儿童免费注射麻疹疫苗。9月初，有免疫学者发表博客文章，对这次强化免疫提出质疑，认为一刀切地进行强化免疫，不符合免疫学的规律，质疑这是卫生部为了完成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承诺而推行的政治任务。疫苗接种又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卫生部也再次处在漩涡中心，成为人们质疑的对象。

其实不只是卫生部，也不只是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还有很多专家学者频繁地成为民众质疑甚至攻击的对象。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民众之所以在很多事情上不断地质疑“权威声音”，从微观方面说，就是在很多具体事情上的透明度不够，很多信息没有披露，民众不知情，所以不相信。而从宏观上，也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的脉络。一段时间以来，在很多引起民众极大关注的事件中，事后很多时候都表明地方政府是撒了谎的，久而久之，政府的公信力就削弱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社会诚信度降低确实说明经历了很多类似的事件之后，民众的经验形成了一种成见。这种成见一旦形成，要想改变，需要的成本是很大的，需要的时间也会非常长。如果政府不能够坦诚面对社会，面对民众，甚至连GDP、CPI数据都不能给社会一个让民众信服的数字的话，政府的信誉就会打很大的折扣。他说，建立信誉很困难，但破坏信誉则很容易，一夜之间就可以信誉丧尽。而一旦诚信体系破坏了，造谣撒谎者的成本就变得很低，造成了社会成本加大，社会会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

在分析政府公信力削弱的原因时，喻国明强调了“利益关联”的因素。本来，商界、学界和政界是相对独立的。商界讲商业信誉，学界讲学术规范，政界也要讲究信誉，政治家要讲政治伦理，要有人格的力量。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即使某一部分出了问题，其他两个部分可以进行一定的监督和纠正。但是中国这三界的界限被打乱了，政界的人要经商，要有学术职务，商人也要从政，也要有学术头衔。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利益关联，政府或者学者就容易成为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当类似的事情一再出现，政府和学界的威望就必然会降低，人们对社会就会丧失信心。(www.daowen.com)

除了现实的原因，还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相互信任，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人认为中国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诚信社会，而是人情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亲朋好友更相信一些，但是对于陌生人，或者不是特别熟悉的人，普遍有一种提防的心理。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相互的不信任是一种常态。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认为，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有其历史沿革，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立起了一种在政府单一信用基础上的信用体系，这一信用体系在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中是有其存在的基础的，但是当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这种信用关系受到了挑战。而在转变过程中，人们缺少一种对社会信用的共识。^[85]

“仇官”和“仇富”，特别是“仇官”心态属于典型的不信任的社会情绪。所谓“仇官”心态，就是指民众长期积累的对官员和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的一种社会情绪。社会事件一旦涉及官僚机构或官员，就会在网络上激起民众的批评和围观，从而使得社会事件转化成为网络舆论事件。“仇官”心态在社会的蔓延说明了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重重，官民之间互不信任，这种局面十分危险。

(二)网络表达

网络由节点和连线构成，通过它可以把各个点、面、体的信息联系到一起，从而实现这些资源的共享与分享。网络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工具和沟通渠道，我们通过网络了解各种信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来把握世界的动向，预测社会的变化，利用这些信息指导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借助网络来进行表达。

表达是用语言、行动来传达某种信息，展现表达者的某种思想、感情和态度。网络表达虽然已经成为公众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但目前尚未形成确切定义，有学者认为网络表达指个人在互联网空间通过各种语言方式或非语言方式传递自己的感情、意愿和态度倾向等的网络行为，^[86]有人认为网络表达应分为积极参与者和核心参与者，甚至有人认为，网络围观也是一种表达。凡积极参与讨论、发帖较多的成员都可以称为积极参与者，而积极参与者又可以分为“精英型”“实力型”“活跃型”“热情型”；消极参与者则主要是“孤独型”。^[87]在网络表达的特点方面，学者们尽管不乏有人认为理性表达是主流，但也有人认为网民在进行网络表达时，会出现非理性化的倾向，比如会倾向于表现暴力、色情和情绪型言论，^[88]其中情绪型言论包括：正面情感倾向，如赞同、鼓励等；中立情感倾向，如陈述、解读等；负面情感倾向，如恶搞、仇视等。^[89]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网络表达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对网络表达做综合研究，探讨网络表达和网络传播的区别、网络表达的驱动因素、网络表达的话语权力等。^[90]二是从法学视角探讨网络表达，偏重于进行学理性的分析，注重从法律视角来研究网络表达自由及其保护和限制等。^[91]三是从伦理角度看网络表达，侧重于探讨网络表达所存在的隐患，主要针对的是网络匿名表达、信息公开和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矛盾。^[92]四是偏重于技术研究，此类文章基本上以Web2.0的特性为基础来探讨网络表达的新发展。^[93]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网络表达的特点、现状和发展及管理等方面均有所研究，对网络表达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学理性的思考，认为技术的推进、政治民主的进步、群体心理特征的新变化和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影响网民表达的主要原因。^[94]但这些研究大部分采用定性的手段，基本上停留在表层的现象探究上。

毫无疑问，网络表达是现实利益诉求在网络空间的能动反映。当前网络表达暗含着公民对“言论自由”“话语权解放”“民主进步”的期盼，并日益成为政府体察民情、听取民声、了解民意、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社会情绪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一方面，在网络社会中，网民的网络表达就是社会情绪的折射，社会情绪会影响网民的网络表达；另一方面，对于执政者来说，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监测舆情，引导正确的舆论走向，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