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处于快速发展和急剧变革之中，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社会运行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风险。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的高发，除了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中国网民数量的不断激增等因素有关外，更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宏观环境有很大的依存关系。^[52]研究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的生成与扩散，就必须考虑其所处环境、时代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社会情绪、公共舆论的形成与社会结构要素有关。^[53]因此，从我国社会结构特征与社会转型的现实着手，来探析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的成因，是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

余红、陈志群根据前人研究的成果，从七个方面归纳了我国社会结构要素与社会情绪之间的相关性，这七个方面包括：社会转型风险、经济领域风险、政治领域风险、社会领域风险、社会紧张度、社会不安全感、社会脆弱与社会情绪，^[54]这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引起社会情绪的生成和扩散，都可能引发网络舆论的集聚和爆发。下面分别介绍。

(一)社会转型风险与社会情绪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中国开始了当代社会转型的新历程。关于“社会转型”的内涵，学者们大多数认为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55]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56]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经过了三次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次转型是从1949年10月开始到1956年年末，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后走向社会主义。1956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

第二次转型实际上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阶段，由于对基本国情的认识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能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构成，即使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一定的发展，也只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所以这个阶段的主要转型是“消灭私有”“强化国有和集体所有”，以致一些很有活力的非公企业被国有化，有些私营企业被解体或关闭，致使我国走了许多年的弯路，社会经济蒙受重大损失，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工作积极性得不到发挥，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善缓慢。第二阶段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至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前。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任务开始到党的十二大，已经开始肯定“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发展，党的十三大把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同个体经济一起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十四大根据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强调，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方针。党的十五大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我国同时完成了从按劳分配的单一分配制度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第三次转型是自2010年10月以来，中央首次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社会转型。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已悄然迈向第三次转型。其基本任务主要有：(1)在国家法治建设上，由立法主导转向司法主导；(2)在经济发展方式上，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从投资推动型增长转向创新推动和消费投资协调型增长，从外向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实现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环保的科学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目的是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57]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持续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既带来了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升，也带来了社会分化、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用“断裂”^[58]一词来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他说：一个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特权与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权贵(精英)阶层，和一个主要由贫困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为主体的底层社会，构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极；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中间阶层只占很小的比例，不能形成缓冲效应。权贵阶层和底层社会之间的冲突导致巨大社会结构张力和矛盾的积累，这些随时可能爆发的矛盾和危机使中国社会处于“高风险”阶段。中国当下的社会风险是多种风险的混合体，既包括传统类型的风险，如传染病、自然灾害等构成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的威胁，也有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诸如贪腐、失业、贫富分化、利益固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和刑事犯罪等风险因素，而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化时期，新型社会风险也逐渐显现出来^[59]。如何准确度量社会转型带来的相关风险和可能要付出的成本、代价，成为诸多社会学者和社会管理学者关注的问题。

江苏省社科院的宋林飞教授较早提出社会转型代价的度量问题。1995年他依据“可测性原则”“可靠性原则”“充分性原则”“最小性原则”等四项标准，采用“粗过滤与精选方法”，依据“警源”(这是产生社会风险的根源)、“警兆”(指社会风险在孕育与滋生过程中先行暴露出来的现象)和“警情”(指社会风险外部形态表现)等三类因素，率先提出了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标体系(SRSS)^[60]，将社会风险分为五个领域49个子项：(“五个领域”即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环境、国际环境)。见表3-1。

表3-1　宋林飞“1995”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标体系(SRSS)

由于有一部分指标没有现成的统计数据与之对应或换算，因此难于量化与操作。之后，宋林飞又于1999年对他在1995年提出的SRSS社会风险指标体系进行了改进。他指出，社会风险是社会所难于承受的损失或影响，我们对风险的理解有以下三个要点：(1)风险是关于不愿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之客观体现；(2)风险是“可测定的不确定性”；(3)风险并非只是在实现决策时带来的损失，而且也指偏离决策目标的可能性。据此，他提出了研究应重视的五个特点：预期的危险；决策和实施决策的失败；由于不良因素或偶然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主体不希望产生的结果的可能性；与现实决策相关的损失；偏离既定目标的可能性。他进一步将其归纳为7大类(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失业、通货膨胀、腐败、社会治安、突发事件)40个指标。^[61]见表3-2。

表3-2　宋林飞“1999”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

续表

经过调整后的这七类指标，更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社会风险孕育、发展与外在化表现的过程。其中，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与腐败为警源指标，失业与通货膨胀为警兆指标，社会治安与突发事件为警情指标。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也是较早研究社会转型风险和代价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滞后于社会变化而产生社会损失的可能性”。^[62]他认为，所谓社会转型风险，包含三个维度：一是社会紧张，即市场经济催发的竞争意识和趋利意识，促使社会个体之间、社会个体与政府之间发生社会纠纷的可能性增加。二是社会不安全，即由于传统社会安全保障机制不再发挥作用，而新的安全保障机制又未能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发生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得不到社会救助和法律救助的可能性增加。三是社会脆弱，社会容易受伤害的程度高，通常与贫困或不平等联系在一起。^[63]

“风险”和“代价”的叠加，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安全保障，当他们面对诸多矛盾且社会无法及时提供解决途径时，负面情绪的积累与爆发就成了迫不得已的选择。

(二)经济领域风险与社会情绪

毫无疑问，经济领域的风险与社会情绪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余红、陈志群在将测量经济领域风险的指标与重大网络舆论事件的数量做相关分析后发现：除了CPI、失业率与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外，经济领域其他的风险指标与网络舆论之间均存在显著性的正向相关关系。贫困发生率、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距与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事件数的相关系数皆在0.8～0.923之间，说明贫困发生率越高、基尼系数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情绪就越激荡，网络舆论事件数就越多发；经济领域风险越大，社会情绪就越高涨，通过网络扩散的概率就越高，转化为网络舆论就越有可能。^[6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CPI、失业率与网络舆论之间虽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但显然与社会情绪密切相关，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常常引发大规模的社会不满情绪，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管理者切不可认为其与网络舆论不存在显著性关系而疏于应对，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三)政治领域风险与社会情绪

2011年9月26日，《学习时报》刊文认为，从世界不同国家的政治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似乎已经进入“微政治时代”^[65]。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微政治”的出现与现代社会普遍的情绪氛围有着重要的关联，不同的回应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情绪氛围，并可能使生活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更加脆弱。在现代社会，由焦虑这一现代社会病症笼罩下的民众不安情绪，不仅表现为比较普遍的敏感、多疑、脆弱等公众心理特质，还受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使社会文化逐渐演化为与之相伴生的治疗(型)文化(therapeutic culture)，进而催生了需要对民众给予照顾和抚慰并使其自我感觉良好的治疗(型)国家(therapeutic state)。因此，民众情绪及其日常生活需求不断为政府提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并不断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也不断界定着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在治疗文化中，情绪已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因素。微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情绪政治(politics of emotion)的特征。^[66](www.daowen.com)

为了探讨政治风险指标与网络舆论的相关关系，余红和陈志群从《中国法律年鉴》中收集了1999—2009年检察院的相关案件数据。其中，检察院受理案件数＝贪污贿赂受理案件数＋渎职侵权受理案件数；检察院大案数＝贪污贿赂大案数＋渎职侵权大案数。

《中国法律年鉴》数据显示：自1998年以来，检察院受理案件数、贪污贿赂受理案件数、渎职侵权受理案件数呈现下降趋势，而大案数则呈现上升趋势。与社会情绪、网络舆论事件数的相关分析发现：检察院受理案件数、贪污贿赂受理案件数、渎职侵权受理案件数与社会情绪、网络舆论事件数明显负相关，而检察院大案数、贪污贿赂大案数、渎职侵权大案数与社会情绪、网络舆论事件数则明显正相关。检察院受理案件数越多，社会情绪反应越平稳，网络舆论事件数越少；受理的贪污贿赂案件数越多，社会情绪反应越平稳，网络舆论事件数越少；受理侵权大案数越多，则社会情绪反应越激烈，网络舆论事件数越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差呢?一方面，检察院受理案件越多，显示国家对犯罪行为打击力度越大，公民对国家的信心就越大，负面情绪就得到遏制。相比普通案件，渎职侵权大案更容易引起广大社会民众的关注，社会反响更强烈，引发社会情绪爆发的概率更高。钟瑛团队对1998年以来发生的重大网络舆论事件的内容分析同样表明，诸多的网络舆论事件均由社会情绪网络扩散所引发，舆论目标直指涉事官员和公权力部门，官员腐败和侵权是社会情绪高涨、网络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67]

政治领域风险最大的隐患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政府施政正在或多或少地失去民意基础。浙江财经学院唐云峰、宋国庆在《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基于社会调查的地方政府公信力现状分析》，他们认为，政府公信力反映的是公众对政府的认可程度，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高低、强弱直接关系到政府合法性的基础，维系着政府的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而我国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存在失信于民、公信力弱化的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公信力水平呈逐级递减的趋势。

他们采用政府合法性、行政过程的规范性、行政绩效3个参考指标来考察政府公信力水平，分三个部分设计问卷，每部分列8个小题，每小题10分，共24道小题，由样本被调查者对各个小题进行打分，然后将所有被调查者的打分相加后换算成百分制，得出最终分数。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三部分平均得分为64.785、60.805、63.106。虽然各部分都超过及格线，但是整体水平偏低，说明地方政府存在着公信力缺失的情况。其中，得分最低的题目、分值、所在部分如下(表3-3)：

表3-3　地方政府公信力群众认可度^[68](按得分由低到高排列)

调查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在公信力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对贪污腐败的惩处力度方面得分最低，为5.429。社会公众认为腐败及惩处不力是影响公信力的最大问题。虽然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贪污腐败的惩治力度，但是官员腐败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为核心的腐败破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同时，对腐败的惩处力度较轻、行政问责制的形式化、责任追究机制不够健全等都制约着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提高。(2)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结果满意度方面，得分为5.638，说明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结果的满意度非常低。地方政府“自利性”的存在，会出现政策执行的异化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发生。此外在制定政策时也会出现“治标不治本”“短视与走过场”“过分注重眼前利益”等问题，影响着地方政府公信力水平。(3)施政过程中公正公平程度方面，得分为5.670。社会公众认为地方政府行政过程中不能对行政对象一视同仁，不能完全按照行政法规、规章施政，存在暗箱操作的情况。(4)地方政府了解民意渠道的完善程度方面，得分为5.711。地方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程度不高，公民参与机制不够健全，无法有效地激励公民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决策靠行政内部操作，没有听证会或相关座谈会，民众的知情和参政要求没有得到尊重，难以发挥其社会监督的职责。此外政务不够公开，公众无法有效了解政府信息。(5)行政文化的优劣程度方面，得分为5.725。地方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官僚主义严重，办事人员态度恶劣、缺乏责任心等，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由全能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过程中，行政文化没有得到及时改进。此外，在最后一小题中“近5年或更长时间内的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变化趋势”问题中，89.2%的被调查者认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有降低的趋势，仅有不到10%的被调查者认为地方政府公信力没变化或有上升的趋势。通过以上各项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行政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政策执行异化和偏差、民众参与机制不健全及行政文化的不适宜等方面严重制约着地方政府公信力水平的提高，^[69]也成为催生社会情绪的一个重要源头。

(四)社会领域风险与社会情绪

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领域，特定的社会领域造就了特定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正因如此，“民意”“民心”的重要性总是作为执政者的行政基础不断被提及。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心态中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风险指数趋于不断上升的态势，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设法引导。

中国工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8—2008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增长迅速，增长率高达274%。离婚率在1998—2002年期间没有很大的波动，但从2003年起离婚率持续攀升。而公安机关治安案件受理率、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率、离婚率与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事件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强相关关系，刑事犯罪立案率与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事件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整体上，社会领域的风险因素对社会情绪与网络舆论的变动趋势有重要影响作用。

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的问题，特别是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直接影响社会整体心态，催生社会情绪。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等安全事件，也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之中。加上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社会结构变动相对剧烈，社会阶层的差距也逐渐拉大，更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体会到一种人生的“挫败感”。

近年来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存在几个指向对象：一是对于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是对“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公共权力机关。一般而言，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哭告无门时，也会使用极端手段，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就会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和0.1%。^[70]

(五)社会紧张与社会情绪

由于长期以来城乡分割，利益逐渐固化，政民之间、劳资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甚至亲友之间、家人之间关系日益紧张，成为诱发社会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愈演愈烈的医患关系、拆迁对抗、城管冲突、企业与居民纠纷甚至接连发生的灭门惨案等。

社会紧张是衡量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关系融洽与否的一个指标。社会紧张程度越高，发生纠纷的可能性越大，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越高，社会情绪发生的频率也越高。社会紧张程度的重要指标由民事案件立案率、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立案率、劳动争议立案率以及离婚率等构成，分别衡量公众之间、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劳资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有研究表明，测量社会紧张的4个指标全部与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事件数呈现高度显著性相关，说明社会紧张度越高，则诱发的网络舆论事件越多。

测量社会紧张的4个指标，以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率与网络舆论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0.949，其后依次为民事案件立案率(0.830)、离婚率(0.733)、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立案率(0.608)^[71]。这说明劳资冲突是诱发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的主因，公众之间不和谐、公众与政府之间不和谐、家庭成员关系不和谐也削弱了人与人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加剧了民众的社会紧张感。

(六)社会不安全与社会情绪

观察我国社会形态演变不难发觉，近年来社会上弥散着一种越来越浓重的戾气，有逐步走向动荡的趋势。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日益下滑，社会亦有对撞的趋向，强势者对弱势者的欺凌，弱势者对强势者的仇恨，强势者之间的相互争斗，弱势者之间的相互伤害，使得社会整体难言和谐。

从这些年所披露的社会个体或是群体案例来看，社会舆情有着较为明显的阶级斗争痕迹，社会上仇官、仇富意识极为浓厚，无官不贪、有权必腐的思维定式很难改变。加上现实社会中弱势者对弱势者的伤害也不少，社会不安全感日益加深。

社会价值的塌陷，使得社会每个成员都不可能是安全的。我国的社会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形，从现有生产力水准而言，在可知的未来，底层仍将长期是国民的多数，城乡户籍隔离制度，以及由此制度衍生的贫富差距拉大，是分配格局失衡的根源所在，现行的城乡隔离制度是典型的“劫贫济富”，庞大的底层，或者说正在面向绝望的底层，随时可能是引发社会动荡的隐形炸弹。^[72]

在余红提出的测量社会不安全的7个指标^[73]中，有5个指标与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事件数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相关系数由低到高依次为治安案件立案率(0.779)、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发生率(0.740)、火灾事故发生率(0.639)、集体劳动争议发生率(0.637)、交通事故发生率(0.611)^[74]。刑事犯罪立案率、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与网络舆论事件数不存在显著性关系。

社会治安状况欠佳、交通事故、火灾、环境污染和集体劳动争议等社会环境因素会引起社会公众人身或财产损失，民众不满情绪经由网络虚拟空间发酵，最终激发网络舆论事件的发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不断高发的集体劳动争议，由于事件的群体性、对抗性、损害性较强，很容易转化为社会危机事件。刑事犯罪立案率、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因此不会成为诱发社会公共情绪的社会事件。

(七)社会脆弱与社会情绪

“社会脆弱”在当前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汇，它主要用来形容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抗风险能力的低下和社会恐慌的多发。在任何社会中，社会恐慌都会不时发生，但要注意分析我们国家一个基本背景，就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社会心理的脆弱。在转型期中，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在迅速变化，周围的制度安排充满着不确定性。在此环境之下，人们的心里有着诸多的不安和躁动的因素。特别是近些年来，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深，相当一部分人的社会挫折感在上升，这种结构的变化也会反映到社会心理和情绪层面上，一般的民众最容易受谣言影响，其应付突发性事件和自我保护的能力比较弱，社会心理比较脆弱。^[75]

社会脆弱指社会容易受伤害的程度，通常与贫困或不平等联系在一起。贫困发生率、基尼系数与社会情绪、网络舆论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贫困发生率与社会情绪、网络舆论的相关系数为0.797，基尼系数与社会情绪、网络舆论的相关系数为0.923。^[76]说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越严重、贫困率越高，则越有可能诱发社会情绪，爆发网络舆论的事件数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