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移动互联网成为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期。一方面，更加实惠便捷的互联网覆盖并惠及了更广大范围的城乡人群，对于我国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和弥合“数字鸿沟”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的互联网应用和服务，推动了微博、微信、社交网站、即时通信工具等社交网络的加速发展，以及网络文化和产业的日益繁荣兴盛，从而使得各种社会意见、社会意识、社会情绪有了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和“野蛮生长”的物理条件和表达通道，社会舆论格局已经被深刻地改变。

(一)利益关切是社会情绪的主要触发点

在各种引发社会情绪爆棚和网络舆论升温的热点事件中，涉及公共事务、公共利益、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暴力执法、官员腐败等是最集中的话题领域，也是网络情绪表达的主要内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2012年反腐倡廉事件在网络舆论中所占的比重达28%，几乎占了近三分之一；其次是社会民生类事件，比重为17%。2014年底，人民网舆情监控室运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19]对8年来160个热点做评估后发现：体制内媒体、意见领袖和网民这三大舆论场域，已走出2009年的共识度最低值。这跟2011年之后，政务微博等主流话语开始大规模进入网络舆论场有很大关系。此前，舆论场内部共识度与其对政府的认同度负相关，即舆论越是质疑和批评政府，就越是团结；但2011年后变为正相关，即各舆论场越是质疑和批评政府，其内部争议就越多，而在对政府进行积极评价时则更显得团结一致。2014年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再审，网民的政府认同度是3.33^[20]，可见社会情绪的急剧升温和网络舆论事件的接连出现，不是无迹可寻，而是现实所致，理所当然。这种不断升温的社会情绪通过网络扩散并形成舆论，不仅影响到公权力机构的运行，更关涉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社会情绪通过网络扩散并形成强大舆论压力，对社会现实特别是公共管理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巨大的监督作用。据《新京报》2014年9月12日报道，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及以上高官已达49名，并有26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这恰巧与各种网络应用和服务的快速发展、与社会情绪通过网络广为传播渐成常态大体同步，这说明它们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与此同时，相关政府微博大规模组建，也被认为是用来制衡社会情绪通过网络肆意传播与负面网络舆论“野蛮生长”的。据《中国电子政务年鉴(2014)》提供的数据，截至2014年12月，我国政务微博认证账号达到27.7万个，粉丝量总计43.9亿人次。负责该年鉴编纂工作的电子政务理事会秘书长彭维民说，2014年政务新媒体的发展较2013年有大幅提升(2011年、2012年微博账号数量增长率分别为776%、249%。2013年底我国政务微博客数量达到258737个，较2012年增长46.42%；其中，党政机构微博客183232个，较上年增长率为61.61%；党政干部微博客账号有75505个，较上年增长率为19.22%)，政务类、民生类、服务类信息与服务深受网民热捧。其中，“＠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粉丝突破千万，粉丝数量在国内政务微博中居首。据年鉴统计，2014年政务微博发布量达1782.3万余条，同比增长20.1%，转发评论量达2.3亿条，同比增长17.5%。据电子政务理事会介绍，2014年，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政务微博、进驻微信平台，其中江苏、河南、浙江等七个省份的政务微博数量均超过6000个。年鉴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政务微信公众账号17217个，推送内容超过300万次，推送微信文章达到1200余万次，累计阅读量超过15.3亿次。^[21]

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各种力量都在不遗余力地抢占网络传播平台，做足舆论工作。特别是微博上的信息以简短、快速、自主性高著称，常常成为新鲜消息和各方言论观点的汇集地，各家微博也因之成为新的重要舆论平台。在数以亿计的网民蜂拥上网、肆无忌惮地表达社会情绪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官方声音正在进入这个舆论场。一些官方机构微博因其发布的内容贴近网民生活或紧跟舆论热点而收到很好的互动效果。据国家行政学院的报告显示，比较活跃的100个党政机构微博平均受众有146000人，每个微博日均被转发数和评论次数分别为760和199。^[22]

在众多党政机构中，公安机关、各级党委、官方新闻宣传系统所开微博数量最多。这些微博作为要害部门的喉舌，对如何利用这一新媒介形式也在不断探究中。2012年某省政府机关公布了他们关于机关领导如何开微博的培训总结，提醒官方人员在使用微博时注意如下问题，可见相关政府部门对网络传播的重要性是极其重视的：

不要目无法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不要乱谈敏感话题，不帮忙反添乱；

不要缺乏安全意识，泄露工作机密；

不要过度暴露私生活，动不动晒幸福；

不要情绪失控，大开骂战；

不要人身攻击，辱骂网民；

不要态度悲观，发布消极言论；

不要轻信谣言，传播虚假消息；

不要盲目攀比，以“粉丝”论政绩；

不要只开只转，不和网民互动；

不要公私不分，在岗时间刷屏；

不要高高在上，疏远冷落网民；

不要一枝独秀，鼓励集体开博；(www.daowen.com)

不要放任自流，多调查多监管；

不要沉迷微博，顾此失彼。^[23]

政务微博数量的增加和力度的加强，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情绪的网络表达和网络舆论的急剧升温对公权力机构带来的挑战和压力。

(二)网络技术为情绪表达提供了物理支撑

社会情绪的网络表达与扩散，依赖于Web技术的长足发展。Web技术的基本特点和独特优势是开放性、迅捷性、低成本和互动性，网民发声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特别是2003年Web2.0技术的出现，更是将这种开放性、迅捷性和互动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普通网友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布热点事件的独家信息，草根的声音可以迅速地放大并被关注，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全民都可做记者”“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在2012年的100个热点舆情事件中，微博在信息源中所占比例达到39%，其次是传统媒体(24%)和新闻网(22%)，最后是论坛(15%)。^[24]从2013年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领域分布来看，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舆情占比分别为35%和30%；其次是法律纠纷方面的舆情，占比达到20%，主要表现在李天一案开庭审理、“冀中星首都机场爆炸案”、“复旦投毒案”以及“北京大兴摔婴案”等，网络成为主要信源。^[25]

Web2.0技术是以用户关系为核心的技术，人们可以任意在微博上与他人建立“关注”与“被关注”的关系，一旦“被关注”者通过微博发布信息，这条信息就可以及时呈现在“关注”者面前；若“关注”者再转发，那么他也就成了被关注者，他的关注者也可以第一时间收到信息。这种滚雪球式的扩展性传播，可能会使得局部事件迅速扩散为大范围甚至全国性的舆论热点事件，一些看上去的“小事件”会被放大为汹涌澎湃的舆论浪潮。

(三)心理需求是推动社会情绪网络表达的原动力

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手机网民规模的持续增长促进了手机端各类应用的发展，这也成为2013年以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大亮点。^[26]手机网民的迅速增长和智能手机的普遍适用，为网络舆论增加了巨量的“潜在主体”。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网民网上参与有十大心理动机。^[27]尽管调查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求知求真”心理，但紧随其后的就是“宣泄”心理和“从众”心理。“宣泄”和“从众”都带有一定的非理性化色彩，这必然会影响到网络表达的质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肉搜索、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群殴等现象屡屡发生。刘鹏飞《2012年网络舆情走势和社会舆论格局》中的研究数据显示，2012年出现的谣言热点事件比例达34%，出现人肉搜索的事件约占样本总量的25%。^[28]这一情况告诉我们，社会情绪的网络表达与扩散不仅推动网络舆论的迅猛生成，还存在许多负面的现象，需要引起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当前，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转型期，从宏观上看，需要进行三大转型即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经济转型，要从过去低、小、散的经济形态和以规模扩张为主的产业发展路径，转向以创新和提升附加值为内在动力，走向以财富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全力促进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企业主体、人才主力的作用，坚持政、产、学、研相结合，高度重视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和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全面整合创新资源，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劳动者素质提高。要在进一步加强企业创新平台建设的同时，同步推进政府主导的创新公共平台建设，以创新平台集聚创新人才，以创新人才支撑产业创新。

政府转型要从过去生产型政府转向建设型政府，从管理型政府转向治理型政府，最终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转型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保障。现阶段经济社会转型中遇到的最突出矛盾，就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向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各级政府必须加快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抓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用事业等公共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降低商务和生活成本，为百姓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消除社会情绪滋生的社会条件。

如果说经济转型和政府转型还只是社会情绪酝酿的宏观背景，那么，社会转型则成为社会情绪产生的主要诱发点和推动力。社会转型要以城乡统筹为根本方法，以“三分三改”^[29]为核心，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社会转型的实质是加快城镇化发展，推动城镇的转型升级。一方面要切实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城镇建设的水平和档次，营造安居乐业的环境，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平台；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社会转型面临体制转型、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形态转型三大历史任务。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种整体的、全面的机构过渡状态，是社会形态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社会的结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30]它可能会带来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风险加剧，存在形成“塔西佗陷阱”的现实可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用“断裂”一词来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的结构特征，认为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滞后带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作为“社会缓冲带”的中间阶层的消失，造成中国社会出现强势阶层愈强、弱势阶层愈弱的严重趋势，^[31]这给我们提出了重要警示。

这种不平衡的社会结构会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在政治领域表现在官员贪污腐败和政府信用丧失；在经济领域突出地表现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城乡差别越来越大，贫富悬殊越拉越大，使人们产生失落感、被剥夺感，从而心生怨愤继而出现对社会的非理性评价甚至报复行为。由于蝴蝶效应^[32]的作用，很多时候就容易产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我们不太愿意看到的网络热点。

(四)社会矛盾激化与聚焦成为社会情绪形成的主因

每个社会都存在众多不同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但社会问题本身并不必然引起集体行动；只有当社会问题被人们感知并赋予其意义时才会成为“问题”，也就是说，只有社会矛盾被激化或聚焦，才会形成声势浩大的社会情绪，才可能通过网络汇聚与扩散，转化为舆论狂潮。历史上，许多原本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没有进入传播过程，没有能够成为公共话题，甚至没有被人们所察觉，而是自生自灭了，当然不可能诱发社会情绪，更不可能促成网络舆论。^[33]因此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重要性排序在于意义的建构。传统社会情绪难以建构意义，控制起来也比较容易，所以无伤全局；但新媒体背景下，社会矛盾、社会事件、社会冲突乃至社会问题无一例外地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公众视野，从而诱发社会情绪的产生、传播和扩散，并且很容易在网上聚集发酵，从而比较容易建构意义，并且鼓励着越来越多的网络使用者运用网络来传递其价值观念。

由于网络可以轻易地揭示某个或某类社会事件的意义或者赋予其价值，人们对这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感知会逐渐形成一种社会信念，当社会现象和问题不断刺激社会信念时，人的心理就会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紧张，到达一定程度时，这种压抑和紧张就必须要释放出来。社会事件就为这种压抑和紧张的释放提供了指向。社会情绪宣泄指向社会事件的行为方式可以有许多种，如游行示威、冲突、抗议等，在网络舆论中就是意见表达和情绪释放。网络舆论的产生可视为网民长期积聚的社会情绪见诸于某个焦点事件的行动，从根本上讲，是公众与社会现实环境和网络传播环境互动的结果，焦点事件不过是联系个体公众与宏观社会氛围的中介物。“社会氛围”“焦点事件”与“民众参与”三个变量一旦契合，就不可避免地引爆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