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言主义绝非中国所独有，在一向以文明著称于世的西方世界，也有悠久的禁言主义传统。

(一)柏拉图的国家目标学说

柏拉图在他所著的《理想国》《法律》等书中，把贵族政体理想化为最好的社会制度。他认为，国家只有掌握在聪明的执政者(即贵族)手中才安全，这些人受道德权力的控制，又用这种权力来约束社会基层分子。正如聪明人在理智的控制下，克制自己心理上的冲动和口腹的贪欲一样，执政者们也同样地在社会中使其他阶级的人不至于堕落成为混乱一团。根据柏拉图的想法，一旦国家权力平均分配，堕落就会跟踪而来。

顺着这些基本假设，柏拉图设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国家建立并实施政治目标和文化目标的一致。柏拉图把人分为聪明人和愚蠢人两种，他认为聪明人会分析、会综合，能够明确国家目标和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只有这些聪明的人才有资格管理国家或者作为国家的智囊。愚蠢人既不能分析综合，也不知道国家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是什么，因此他们没有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必要。他的这一观点意味着必须对意见和讨论进行严格地控制。柏拉图想用一种严格的文化规范来“调整”公民生活，凡与他的主张不合的各种艺术和思想，都会被他判为异端邪说，并认为国家不可给其提供生存的土壤。柏拉图在他所著的《理想国》里很不客气地说，他要把一切违反严格条例的艺术家、哲学家和诗人“遣送到其他城市”去。他在《法律》一书中，同样“有礼貌地”说，他要求诗人首先把他的作品送给执政者审阅，执政者可以判断那些作品是否有益于公民的精神健康。

(二)马基雅弗利的国家安全学说

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卓越无比的”^[28]政治哲学家，和柏拉图不同，尼科罗·马基雅弗利不关心国家的目的和宗旨，他所关心的是取得政权和维持政权的手段。“拿他对事物的亲身经验作基础，力求说明为达到既定目的所需用的手段，而不讲那目的该看成是善是恶这个问题。”^[29]他的学说是，一切问题都必须服从国家的安全这个主要目的，而国家的安全只能由统治者或君主的现实的而不是道义的政策来实现。根据这种学说，当统治者认为公众讨论威胁到他的主权的安全时，公众讨论就必须受到限制。马基雅弗利认为，政治领袖的作用，就是要利用任何必要手段，以促进他的政治单位的利益。他的思想包含了这样一个论点：以爱国的理由为政治行动的基础，严格控制讨论和控制消息的大量传播。国家的稳定和进步高于一切，公民的个人考虑是从属的。

(三)霍布斯的国家主权学说

托马斯·霍布斯是英国中世纪末最著名的集权主义哲学家，在《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他怀着“要显示民主政体诸种弊害的露骨意图”，^[30]系统阐述了他关于集权主义是历史必然的有关思想。他从人类两种基本欲望(免除痛苦和获得权利)出发，发展了一个政治哲学的完整体系，他坚定地认为，为了公众利益而限制个人的权利是必要的。他分析道，国家权力主要体现在主权之上，而建立和维持秩序与和平的权力，就是主权。主权的特殊行动是否合理，不取决于私人意见，因为主权有裁决纠纷之权，而它的建立乃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与大多数专制政治的拥护者不同，霍布斯不赞成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说法，而认为一切人生来平等。他解释说，在任何政治也不存在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想保持个人的自由，但是又都想得到支配旁人的权利。这两种欲望都受自我保全冲动主使。由于它们的冲突，发生了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战争，把人生弄得“险恶、残酷而短促”。他说，在自然状态下，没有财产，也没有正义或不义，有的只是战争。而“武力和欺诈在战争中是两大基本美德”。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人类就必须结成若干个服从中央权力的社会，因此君主制(或曰中央集权制)是不可避免的，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议会，霍布斯称之为“主权者”，在霍布斯看来，主权者的权力是没有限度的，因此是不能被批评的。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www.daowen.com)

(四)黑格尔的国家意志学说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被认为是现代集权主义政治学说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他有关“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而不是人们所传说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论断。这一思想表现在他对人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就是将国家意志的绝对化。

“国家是道德的具体化。这种道德精神阐明了它自身，并采取意志这一实质形式；意志是显示在世界面前的，是自觉的，它知道自己的目的，并且可以通过自己的认识以实现其目的。所以道德是国家内在本质的外表的和可见的形式；个别公民的自觉，可以在公民的态度中找到它的自由实质，而这种态度乃是他的自觉的要素、目的和成就。

国家是理智本身。这是由于国家是个人意志的体现，而这种体现不过是个人的自觉在其抽象形式中被假想出来的，并提高到一般高度。这个实质的、无所不包的统一体，本意就是一个绝对的、固定的目的。在国家中，自由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权利，而同时，国家本身就是目的，这就使它具有对于个别公民的最大权力”，他断言，“公民的最高义务，就是作国家的成员”。^[31]。

黑格尔很自然地把他有关国家至上的基本原则应用于公众通讯和公民参与决定公共事务方面，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参与国家事务”这种想法是可笑的。他说，个人需要被告知公共问题和关心公共问题，只是作为一个社会阶级、集团、社团或组织的一个成员，而不是作为国家的一个成员。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自由意味着个人有自由知道他是不自由的，知道他的行动决定于历史、社会，尤其是绝对观念，而国家就是绝对观念的最高表现形式。

对待舆论的两种态度有着清晰的外在标志，可以做出明确的区别：在舆论控制标准上，存在着主法与主礼的区别；在舆论控制途径上，存在着主刑术和主仁德的区别；在对舆论的重视程度上，存在着重上与重下的区别；在思想认识根源上，存在着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的区别。

不过，二者并非水火不容，实践中，总是在引导中控制，在控制中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