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社会情绪和公共舆论作用的不同认知和不同的政治目的，人类历史上形成了对待舆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观：一个是以“导”为主的重言主义舆论观，一个是以“禁”为主的轻言主义舆论观。不能轻易说哪种舆论观好哪种舆论观不好，因为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辩证关系。

由于社会情绪和公共舆论是社会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评价性意见，是社会公众群体意识的反映，具有道德评价、意识整合、社会监督等重要功能，在精神领域对社会公众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政治家们都非常关注社会情绪和公共舆论。

政治家关注舆论的性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重视情绪和舆论，引导情绪和舆论，我们称之为“重言主义舆论观”；二是漠视情绪和舆论，打压情绪和舆论，我们称之为“轻言主义舆论观”。

重言主义舆论观也可称之为以“导”为主的舆论观，其基本内容是：重视民众情绪，重视民众的言论，重视民心民意。对于众人而言，对于民情、民心、民意，只能引导，不能禁止。

在先秦，作为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周公以商朝灭亡和“三监”等武装反叛活动为镜鉴，特别重视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术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主张充分发挥“颂”“诰”对奴隶主及平民的教育作用，并提出以治绩考察、选任官吏的原则。他一生礼贤下士，创立以“天、民、君”三者关系为基本框架的宗教、政治、伦理体系。他特别重视民众呼声，注意倾听民众意见，随时了解民众情绪，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历史上甚至留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千古佳话。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一个“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就是先秦时期重视舆论、保护舆论的典型案例。对于乡人聚集在一起议论政事的乡校，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然明担心民众议论朝政会影响官方的威信，干扰政策的执行，主张毁掉。但子产不同意，他说，人们在忙活了一天之后，聚在一起讨论讨论公共事务，议论议论政策的是非得失，不是很好嘛?而且，最终决定权在我这儿呀，“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为何要毁掉它呢?子产把乡校作为获取群众议论政事反馈信息的场所，而且注意根据来自公众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无疑显示了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子产执政后，重视听取百姓的议论，还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告于世，努力疏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颇得百姓的爱戴，从而使郑国强盛起来，以至于孔夫子也赞不绝口：“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12]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管仲也明确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3]“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14]“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15]并首次提出要建立“喷议之室”(舆论机关)的主张，让人民有一个合法表达情绪的地方，能够顺畅自由地表达情绪和舆论。

儒家思想在创立、形成和长期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提出了民本主义思想，提出了“和同论”“防川论”“宜和忌同”等思想，深深懂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16]“川不可防，言不可弥；下塞上聋，邦其倾矣”^[17]的道理，这为封建社会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有效地消解社会矛盾、有序地进行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的良好运行和防止大规模的社会冲突、社会事件和社会动乱的发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可惜的是，这些充满智慧的宝贵思想，在长期的封建时代里始终未能成为主流，而且常常处于时断时续的境地。

在西方，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主张“讨论自由”，认为自由的讨论与批评有着重要的社会公共价值。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孟德斯鸠提出，人民应通过代议机关表达他们的舆论，国家应当保障公民权利，特别是言论和思想的权利。与此同时，卢梭极力倡导人民主权舆论观，认为主权在民，百姓和政府之间是契约关系，人们可以和政府订约，也可以解约。利尔本、弥尔顿提出和论证了“出版自由”的主张，被列宁称之为“自19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口号”。特别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对自由表达的信仰与推崇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终身信仰并始终实践的一句名言是：“维持公正，哪怕天塌下来!”杰斐逊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对民主思想的积极倡导与全力维护。尤其在1776年由他草拟的《独立宣言》中，他对自然权利作了正面的阐述：“我们认为下面这个真理是神圣的和无法否认的：人人生下来就是平等和独立的，因而他们都应该享有与生俱来的、不能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保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8]马克思在致美国总统林肯的信中曾经指出：《独立宣言》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人权宣言。

杰斐逊不仅继承、发展、丰富了前人的自然权利学说，更重要的是，他以自然权利为依据，为争取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而进行了坚强的斗争。他坚决主张在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一系列人民的自由，主要包括：

第一，人民言论自由。他认为，言论自由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一个共和政府必须尊重人民的言论自由，并从法律上加以保障，人们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及表述思想的自由，人就只能是一架肉身机器，只能靠外力活动。他主张人民有权批评政府，不管这个批评是对是错，哪怕是纯情绪性的牢骚，政府也不应该干涉老百姓意见的表达。他相信：人是有理性的，有良知良能的，如果享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真理会愈辩愈明。

第二，出版自由。他认为，出版自由甚至比言论自由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只影响少数人，而前者可以影响社会各个角落。他指出，以办报自由为代表的出版自由的益处很多，特别是它可以防止野心家篡夺国家大权，虽然出版有时会引起伤害或有害作用，但他认为，一个政府只要本身公正廉洁，是不应该害怕报纸攻击的，更不会因为恶意攻击而倒台。

第三，宗教自由。他认为，信仰纯粹是个人事情，国家不得干涉。他有一个名言：“我的邻居说上帝有二十个或者没有上帝。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害。既没有掏我的腰包，也没有打断我的腿。”^[19]

在要不要把言论自由写进宪法的辩论中，在同联邦派的斗争中，杰斐逊就出版自由问题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联邦派领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坚决地捍卫了《独立宣言》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

汉密尔顿极力反对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他认为，出版自由是依靠舆论、公民和政府维系的，毫无写入宪法的必要。新闻出版必须接受检查，应当受到严格限制。加强新闻立法，以杜绝言论诽谤；而对诽谤的认定，也不能只凭是否说出了事实。新闻出版自由要以确凿的事实和良好的动机为保证，陪审团有权对此进行考察。必须对人民的言论严加管束。

杰斐逊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认为，世界上每个政府都有人类的弱点和腐化堕落的胚芽，为了防止政府蜕化，必须由人民来监督。为了防止犯错误，就必须通过报纸让人民充分了解公共事务。虽然他们有时也会被引入歧途，但将会迅速纠正自己。民意是政府存在的基础，要向人民提供关于他们自己事务的全部情况，并且力争做到使这些报纸深入到全体人民之中，而不是在政治贵族中传播信息。杰斐逊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给人们打开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办法是新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与政府的秩序是一致的，正派的政府不会被言论打倒，我们决不能限制出版自由，除非直接对公民的名誉造成损害。(www.daowen.com)

他当选总统后，毫不犹豫地指出，《人权法案》没有明确宣布言论自由，实在是令人不能容忍的疏漏，必须在今后的立法中予以纠正。他要求新宪法应该包括一个声明，即联邦政府将永远不限制报纸发表任何他们高兴发表的东西，也不减轻出版商对于所发表的错误事实承担的责任。对诽谤不必恐惧，说实话就不是诽谤，即使是纯粹的诽谤，也要由人民做出公正的判断。面对党派控制的报刊接连不断的恶毒攻击，1778年8月22日，他在给他的朋友塞缪尔·哈里森的信中说：“早年我就决心不在任何报刊上发表一句话(回答报刊上的中伤)……我一直认为，还是相信我的同胞的判断。”

他说：“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先于一切的目标应当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强调：“离开了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保障，就无其他自由的保障可言，当公众舆论允许自由表达时，其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没有监察官就没有政府，但是，哪里有新闻出版自由，哪里就可以不需要监察官。”^[20]

争论的结果是，1789年国会通过了宪法前10条修正案(又称《人权法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尽管杰斐逊当政时曾受到报纸最猛烈的攻击，但杰斐逊坚信，造成这种状况的真正原因不是新闻自由，而在于报纸不是独立的，是隶属于党派和政客的，是政治斗争的缩影，而非新闻报道。他相信，只要新闻独立后，这种情况就会得到改变，公共舆论将会纠正报刊对其自身权利的滥用。

但是，在人类发展史上，以“禁”为主的舆论观也称为轻言主义舆论观，始终处于主流地位，其基本内容是：漠视舆论和民心民意，对舆论采取限制、控制，以达到“禁言”的目的，这几乎成为封建统治时期的常态。

商纣王是我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禁止民众发声的君主，他对外征讨东夷，对内拒谏饰非，沉溺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民不堪命，最后迫使诸侯举义，被周朝取而代之。

第二个严禁百姓发声的是周厉王，《国语·周语上》记载了“召公谏厉王止谤”的生动故事：“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曾经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但他坚决反对让百姓自由说话，认为“民不可与谋”，舆论就应该是“愚论”。商鞅的改革理念，可以在《商君书》里找出几句话来加以概括。其一：“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喜好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了，国家就强；人民强了，国家就弱。)其二：“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日重富，重富者强。国赞而富治，日重贫，重贫者弱。”(国家施行善政，民众中就一定会出现许多奸诈之人。国家富有，但执行让人民贫穷的政策，叫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一定就强大。国家贫穷，但执行让人民富有的政策，叫做贫上加贫，贫上加贫的一定就衰弱。)其三：“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人民弱势，国家就强大，人民强大，国家就弱势，所以治理有方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处于弱势。)凡此种种，无疑就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念。他的理念就是将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人民的幸福，有人民的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强大。要实现独裁者让国家强大的理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人民更加弱小——因此，如果一个国君任由百姓发声，甚至和老百姓商量国家大事，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愚民策略方面，商鞅制定的主要政策有：

(1)禁止民众阅读诗书。知识就是力量，读书使人明智。但在迫不及待要使民众愚昧无知的统治者眼中，能使人明智并带给人力量的诗书非常不合时宜。商鞅曾多次指出，诗书和礼乐、诚信、仁义，以及爱好和平之类的品行一样，都如同虱子般是有害的。一个国家倘若容许这些东西存在，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他认定的理想状态是“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愚昧的农民无知无识，不会推崇学识，就会一心一意地种庄稼)。为了禁绝民众阅读诗书接受教育，一辈子当个快乐的劳动机器和战争机器，商鞅一把火烧掉了大量民间私藏的诗书。这一点，直接启示了后来的秦始皇，搞了更大规模的焚书。

(2)禁止民众自由迁徙。春秋战国时期把那些大者地方数千里，小者不过数十里的诸侯管辖的区域称为国，所以当时的国和今天的国有根本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各国民众，都有自由迁徙、根据自己的喜好择地而居的权利。齐国文化发达，人们迁到齐国；楚国好做生意，人们迁到楚国，均无不可。商鞅却认定，民众自由迁徙，如果是迁到国外，必然会使秦国国君统治下的民众减少。商鞅提出，“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21](禁止民众自由迁徙，那么他们就会愚昧无知。如此一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最后不得不安心务农)。

(3)禁止民众与外国人交往。民众一旦有机会和外国人交往，就会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自然就会把自己的生活与外面的生活加以对比，从而可能产生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愚民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向民众鼓吹自己政策的同时，还要隔绝民众与大墙外的沟通。商鞅明确指出，百姓“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民众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那么国家就非常安全)。这条法令一经颁布，秦国人民便与外界隔离开了。从此，这个世界就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秦国，另一个是他国。^[22]

战国时代，魏文侯派西门豹治理邺地。下车伊始，西门豹访问地方民情，打击作恶多端的巫婆和猾吏，从根本上制止了给“河神”娶老婆这种荒唐而又愚昧的闹剧，堵死了贪官污吏盘剥敲诈老百姓的这条“财路”。但西门豹也对老百姓心存偏见，公开指责“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23]

李斯系统地提出了“禁言纲领”。始皇34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齐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24]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处士横议”是妨碍社会统一的重要原因，提出了一整套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在思想文化方面，他提出了“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25]的主张，他认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26]。秦始皇极度推崇韩非学说，在统一后，把韩非极端的文化主张付诸实践，焚书坑儒，实行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

禁言传统发展到明清时期，更是达到巅峰，文字狱盛行，不仅对百姓的言论严加管制，即使是官员的不当议论也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招致满门抄斩。据统计，康雍乾三朝，较大的文字狱就有80多起，小者不可胜数。翰林徐骏误写“陛下”为“狴下”，立即革职下狱。扬州举人徐述夔夏日晒书，风吹书页，随笔赋诗云：“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人告发“恶攻”清室文化程度太低，被斩首弃市，家族遭株连。就是常为乾隆润色御诗、被呼为“老名士”的沈德潜，只因《咏黑牡丹》中有一联“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竟遭到开棺戮尸抄家株连之祸。民间盛传清雍正四年(1726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诬告为暗讽“雍正去头”，引怒龙颜，罪获戮尸，满门抄斩，家族被株连者达几十人。^[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