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负荷的网络民意表达

在我国，公民一般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民主政治协商、信访制度、新闻报道等来表达意见看法，表达利益诉求，反应要求呼声，这种机制在过去几十年里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但也要看到，现有民意表达的常规渠道建设滞后，作用发挥并不好。网络出现后，各方面意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向互联网，致使我国的网络承载了过多的民意表达、情绪宣泄功能，这在客观上给我国网上舆论调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大增加了社会情绪治理和网上舆论引导的难度。过去，我们一般把舆论调控定位在“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这个位置，但现在看来，这样定位已经明显不够全面，没有体现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一定要把社会情绪疏导、舆论管理与调控放在全党工作的突出地位，早规划，早布置，早预测，早发现，早介入，早调控，早处置，决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任其野蛮生长；或者见事迟，动手慢，错失调控良机。如果社会情绪网络爆发，舆论失控，谣言盛行，那么，人心就会涣散，经济建设就会出现停滞，社会管理就会发生混乱。以2012年社会情绪网络扩散的统计为例，从2012年徐州市的网络舆情特点来看，可以用“异常活跃、错综复杂”来做概括；从内容构成来看，主要表现在“网络监督”“利益诉求”“民生疾苦”“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以及“建言献策”五个方面；从表达特点来看，多为集中爆发式发生，反映的问题既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必须破解的重点和难点。好在由于市委市政府把网络舆情调控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加以统筹安排，所以前期准备充分，调控及时有效，未发生重大失误。

(二)政府公信力不足

网络既是虚拟的社会，同时也是现实社会的延伸。近年来，虽然党和政府在公开透明、依法行政、打击腐败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努力，但与公众的要求和期望仍相去甚远。现实中仍然存在的公共权力运行不够透明，一些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掩盖真相、欺瞒公众等现象，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政府部门、官员、司法工作人员一到网络上就常常处于被攻击的境地，即使他们发出的是真实声音、公布的是事件真相，网民也不愿相信，塔西陀陷阱^[52]效应已经出现。在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官员、不相信专家的思维定势下，社会情绪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网上舆论引导日见吃力，引导的效果大打折扣。比如在“新沂宝马碾压儿童案”中对于公安部门有关“交通肇事”定性的质疑，在“丰县校车事故”中对于大规模撤并学校和疏于日常管理的质疑，在“基层换届选举”中对于各种违规违法行为的质疑，无不显示公众对行政当局的不信任，成为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调控网络舆论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各地不容忽视、必须破解的普遍性难题。

(三)新技术带来的影响(www.daowen.com)

现代网络技术更新周期越来越短，完全证明了摩尔定律^[53]的科学性。网上信息发布和获取方式变化明显加快，特别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新媒体，传播信息更加快捷，传者身份更加隐蔽，传播时间地点更加不确定，进一步加大了舆论引导的难度，也给有关部门的查证、监管带来很大困难。同时，我们对互联网的“双刃剑”效应估计不足，存在“技术先行管理滞后”“先发展后规范”的问题，很多情况下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堵了东堤垮了西堤。而且，如果只是定位于、习惯于封堵，在网民已习惯于宽松的网络环境之后再来进行所谓的“加强管理”，往往会引起网民强烈的抵制和反弹，也容易引发国际舆论的批评和攻击。

(四)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美欧等西方国家把互联网与言论自由、人权状况挂钩，夸大我国的社会矛盾，抹黑我们党和政府形象，港台媒体也有意无意配合西方，对于有关的负面事件，极尽夸大、歪曲、抹黑之能事。我国多数公民出国出境机会不多，对西方世界缺乏了解和认知，没有亲身感受和相互比较；而我们的媒体在报道西方社会的时候又常常语焉不详，未能遵守超脱、中立、客观、公正原则，许多关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人权思想、公平原则和国家与公民关系等信息通过非正式渠道传入后反而引起人们的好奇与盲从，加上一些不良官员携款潜逃西方的不良效应，无疑严重干扰了我们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的效果，大大增加了社会情绪治理工作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