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8年，就有媒体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一系列极端事件，足以佐证社会情绪正在趋向极端化和暴戾化。杨佳一人手刃十警，以致六人不治，四人重伤。受害者明明是警员，而且代价空前惨烈，网络舆论却几乎一边倒地对杨佳抱以同情甚至是赞美。如果不是社会情绪趋于以极端和暴戾作依托，网络舆论的这种偏向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瓮安县城不过区区五六万人口，但出事当天，高峰时聚集现场的民众居然多达一万六千人。民众与地方政府的极端对立，于此可见一斑。至于云南孟连事件^[31]，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李纪恒曾有过精辟总结：“对党充满感恩之情、待人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件事情必须引起我们当政者的反思，必须引起各级干部铭心刻骨、灵魂深处的反省!”^[32]

极端不是中国人的性格，但极端事件何以这般突如其来而且此起彼伏?中国社科院对28个省市区、130个县(市、区)、520个村/居委会的大规模调查表明，“在‘群体冲突’方面，有28.26%的人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2006年3月启动的这项调查得出的结论，与后来此起彼伏的极端事件有着明显的逻辑关系。如果说后来此起彼伏的极端事件是果，那么这项调查所反映的民众心态则无疑是因，是社会基础。

社会情绪的极端化和暴戾化，是对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如不能有效遏制，其必然结局，就是不知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个很小的偶然事件，都可能引爆整个社会的激愤，引爆大规模的社会报复。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种社会报复跟大自然的报复一样无法节制，一样严酷无情，而且一样不分对象。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但极端和暴戾驱使之下的社会报复，攻击对象是从来没有精确性可言的。它不会也不可能精确选择个体目标，而往往是一个群体针对另一个群体的地毯式轰炸，覆巢之下决无完卵，最终导致的是社会沉沦和历史断裂。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直在这样的震荡中循环，每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每当社会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随着财富快速向一部分人集中，更多的人则常常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况，社会情绪的极端和暴戾就会发展到顶点，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会随之发展到顶点，于是马上会来一次大的震荡，把几乎所有积累一扫而光，然后一切从头开始。我们的文明史长达数千年，但我们数千年积淀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甚至不如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现在是到走出这种恶性历史循环的时候了。就跟大自然的极端和暴戾发端于自然生态的失衡一样，社会情绪的极端和暴戾，无疑发端于社会生态的失衡。如果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当下的极端事件尤其是群体性事件，主要发生在县(市、区)一级。这或许意味着，当下社会生态的失衡，主要也集中在县(市、区)一级。(www.daowen.com)

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三十年既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奇迹，做得最对的就应该是以县为基本单元、以县政权为经营主体所展开的激烈的县域竞争。二千多个县纷纷以自己全部的政权力量，集中辖下的全部资源来彼此竞争，这是创造中国三十年奇迹的根本原因和原始动力。张五常进一步指出，县(市、区)为基本单元的地方政府，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最经典的商业公司，只不过这种商业公司并非以资本来支撑，而纯粹以权力来支撑，借助权力垄断并支配自己地头上的一切要素资源，把自己变成唯一的庄家，把自己控管的地头变成独家卖场。

在地方层面，经济高速发展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也主要都集中到了地方政府的手上。高GDP、高财政收入，往往以破坏老百姓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社会生态的失衡，财富的分配也失衡，这成了引发社会负面情绪的重要根源，它带来的高昂的社会成本已经远远高于收益。^[33]

当今社会情绪的形成主要通过网络来实现。网络是自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主流媒体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第四媒体”，以其及时、公开、充分、自主发布信息的独特魅力，发挥着其他媒体无法替代的传播功能；它的开放性和公众参与的便捷性使受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可以及时进行反馈，从而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人们基本上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发帖、灌水、加精、置顶等无穷无尽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网民之间不间断地围观、转发与补充，还原事实真相，揭穿重重黑幕，做出公正评论，使官商勾结者、贪污腐败者、暗箱操作者、弄虚作假者无所遁形，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给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意识管理带来一场新的革命。

如何迅速准确地了解和把握网络这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搏，及时回应公众疑问?如何依法依规向民众提供最新最快最全的真实信息，调控情绪，引导舆论，掌握主动，消除谣言和误解?已经不可回避地摆到了各级管理机关面前。